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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大卫·J.莫里斯著，吴张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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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SBN：9787559605948

版次：1

商品编码：12163053

品牌：斯坦威（STANDWAY）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84

字数：240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推荐一：一本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纪实文学作品！我们生而负债，欠世界一个死亡，这是悬在每一个摇篮上的阴影，而灾难创伤会让这个死亡提早降临。

★推荐二：入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获《纽约时报》编辑特别推荐，席卷

《纽约时报》《科克斯评论》《芝加哥论坛报》《圣地亚哥联合论坛》《纽约时报书评》《时代文学增刊》《出版商周刊》《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外交政策》《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书评》《华尔街日报》等欧美图书界数十项荣誉榜单！

★推荐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深度采访报道！

★推荐四：创伤过后，魔鬼并未离开！《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盛赞此书是本世纪有关创伤主题重要的一部书。

★推荐五：500万级畅销书作家、《他们说，我是幸运的》《可爱的骨头》作者艾丽斯.西伯德（Alice Sebold）鼎力推荐！

★推荐六：《罪恶时刻》不仅写给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也写给那些想了解“9?11事件”后的美国的人。阅读此书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更人道的公民。

★推荐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这些灾难、恐怖袭击、突发事件……究竟会给我们的内心留下什么？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是一次又一次对伤害的新认知，是创伤，是直到上个世纪才被准确定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内容简介

有种痛苦在人类历史多数时候都无人所知，这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如今它已变成美国普遍的精神疾病，并成为西方公共健康的关注点。作为一名PTSD患者和优秀作家，作者大卫.J.莫里斯以一种卓越的文学方式，揭露了创伤的秘密。这是一部活在“恐怖阴影之下”的回忆录，充满着勇气和真诚，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疾患在历史、文化、心理和科学层面的一次思考。《罪恶时刻》不仅写给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也写给那些想了解“9.11事件”后的美国的人。阅读此书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更人道的公民。

作者简介

大卫.J.莫里斯（David J. Morris），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艺术创作硕士学位以及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1998年期间，他担任海军陆战队中尉，2004年，他在伊拉克战争中做战地记者，并亲眼目击了许多恐怖袭击，可怕的死亡和创伤——有的甚至让他险些丧命。他曾《沙龙》（Salon）、《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等美国各大刊物写文章，他的一本书《地平线上的风暴》（Storm on the Horizon）被改编为电视在历史频道播放，新书《罪恶时刻》入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目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写作。

精彩书评

令人震惊……《罪恶时刻》是一部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书中有着对创伤记忆及其意义的详实研究和动人分析……正是莫里斯对伊拉克战争及其影响的个人经历，让《罪恶时刻》一书具有非常深刻的品质，这也使得此书不同于其他有关这个主题的临床文献，让此书具可读性。此书的叙述来自于一种真挚的智慧和真切的兴趣。我们能在文字中看到莫里斯的心灵——这是一种愉悦的体验，因为能让读者感到共鸣……这部书不仅写给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也写给那些想了解“9·11事件”后的美国人。阅读此书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更人道的公民。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作为一名患者和一名优秀作家，莫里斯以一种卓越的文学方式，揭露了创伤的秘密……这是本世纪有关创伤主题重要的一部书。

——《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这是我读过的zui好的作品。对我而言，此书相当于菲尔.克雷（Phil Klay）的短篇小说集《重新部署》（Redeployment）的非虚构版。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汤姆.里克斯（Tom Ricks）

《罪恶时刻》让我想起，我当初为何想成为一名作家……这是一次与PTSD的对话，既是与患有这种疾病人士的对话，也是与那些从未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士的对话。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极具可读性。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创伤摧毁了正常的生活叙事”，莫里斯在这部充满激情、富含研究、文笔优美的自传如此解释道，这部自传所论述的疾病，我们直到最近才认识到。尽管他“讨厌将写作变成一种疗法这种观点”，然而阅读这本书还是能帮助那些受创伤者。《罪恶时刻》是一部非常必要的著作。

——《陶瓷碎片》（Shards）的作者

伊斯梅.普利希克（Ismet Prcic）

杰出且动人，莫里斯对这种恼人精神疾病的研究，提出了全部重要的问题。这部著作显现出苦难的意义，同时也给了希望的空间。

——《棍棒和石头》（Sticks and Stones）的作者

埃米莉.贝兹伦（Emily Bazelon）

这部书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真诚。莫里斯是一位作家、一名战士、一位患者，他的辞藻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他的故事从对创伤的质疑，到糟糕的回忆，再到科学解释的纠结。这本书具有一种别致的吸引力，能让读者投入其中。《罪恶时刻》揭露了心灵，深度惊人。

——《触及巅峰》（Touching the Void）的作者

乔.辛普森（Joe Simpson）

“我们生而负债，欠世界一次死亡，”莫里斯写道，“创伤，发生在你惊诧地瞥见死亡黑暗的时刻。即将到来的不仅是身体和心灵的毁灭，而似乎是整个世界的消亡。”《罪恶时刻》……不可否认，莫里斯跟随着西格夫里·萨松、越战老兵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VVAW）和其他人的步伐，将PTSD从一种隐藏的疾患提升到了一种普遍的道德问题。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即便在今天，PTSD这个标签还经常遭到误解和误用……莫里斯那令人惊讶的著作以及他为理解这种疾病所做的研究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士兵，莫里斯生动地描绘了他战后的生活，他也将视野转到了其他情况带来的创伤，包括性侵犯、濒死体验。

——风味儿连线网（Flavorwire）

同情、动人……一本在军队老兵的世界中开垦出了一道宽阔大路的著作。

——《俄勒冈人》（Oreganian）

本书精准地将个人痛苦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莫里斯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棒。

——《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罪恶时刻》对于最近几年有关战争的著作而言是一份jue佳的补充，本书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语境，从而理解那些时常无法言说或无法描述的事物。

——《每日野兽报》(Daily Beast)

一部清晰的病原学研究……自传的成分很好地整合进了书中，使得本书具有ji高的启发性和可读性。

——《出版人周刊书评》（Publishers Weekly, STARRED Review）

对人类所遭受的战争代价的一次解析……一次对战争创伤的探究，令人大开眼界。

——《科克斯书评》（Kirkus）

莫里斯带来的不仅是经历，还有对这个沉重主题的洞见……本书对于那些患有PTSD的人及其所爱之人都是非常好的资料。

——《书单》（Booklist）

本书远非一部关于一种心理问题的自传，或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它也是一份具有说服力的分析研究，分析了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这种持续增长的现象。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塑造了美国，《罪恶时刻》是必读之书。

——《可爱的骨头》（The Lovely Bones）的作者

艾莉丝.希柏德（Alice Sebold）

这是一本我们一直期待的著作。此书无疑是与当今的老兵、老兵的家庭、与此相关的临床医生联系zui为紧密的一部书，也是迄今为止有关PTSD主题的zui好著作……此书前所未有地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受PTSD触动的人都会从此书中获益。

——《外交政策》

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杰出作品。《罪恶时刻》将回忆录与战争的精神影响的文化史编织在一起……莫里斯展现出了一种广泛的视角，思索了牺牲、危险、以及“生存的秘密”。

——《太平洋标准》（Pacific Standard）

莫里斯是一位卓越的作家……本书令人惊叹的力量之一，就在于他能够冷静地总结争论双方相反的论点。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动人……具有时代性……一次迷人而调查充分的叙述。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莫里斯认为自己能帮助我们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思考PTSD，因此《罪恶时刻》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有符合时代性的重要地位。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这是一部活在“恐怖阴影之下”的回忆录，充满着勇气和真诚，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疾患在历史、文化、科学层面的一次思考……对于战争以及其他创伤的幸存者而言，《罪恶时刻》是一份充满洞见的礼物，对于那些对超过十三年的战争无动于衷的美国人，这部书也是一次行动的呼吁。

——《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

精彩书摘

大多数第一次了解PTSD的人会以为高敏感、社会孤立、闪回和梦魇都是普遍的问题，古老得像山岭一样。事实上，真相完全相反，我们所谓的PTSD的症状和概念都是相对较近的历史产物，它来自于一个非常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这段时期处在漫长的越战阴影当中，其特征包括社会剧变、信仰危机、性别身份以及思想方式受质疑。琼.迪迪安（Joan Didion）称这段时期为“发热的节奏”。毕竟，70年代给我们带来了水门事件（Watergate）、肯特大学惨案（Kent State）、吉姆.琼斯（Jim Jones），也许最重要的是越战的结束。越战这段冲突不仅急剧地改变了美国人看待创伤、老兵社会角色的方式，也改变了美国看待世界的方式。

　　即使有这些数据让我们把握，试图理解PTSD如何融入更大的历史阶段也是一种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对战争和灾难的反应，就像得克萨斯州的天气一样难以捉摸：持续、善变、急剧。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文化如何影响我们思考创伤的方式，比如说闪回这个症状。一般看法认为其是PTSD的典型症状，而事实上闪回是借用自电影领域的一个术语。这个词最初是由20世纪早期的电影制作者创造的，用它来描述在一段叙事中不同时间点之间的跳跃。闪回如此深入地植入到了公众的想象当中，以至于难以想象没有这个概念的世界。然而在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in London）的研究员们通过挖掘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的战争记录，发现在电影时代之前，参战的老兵当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闪回症状。（内战老兵遭受的痛苦包括被强迫侵入内心的画面，但他们并不将之称为闪回，他们更倾向于将之描述为被死去战友的幽灵、灵魂、恶魔附体。）由于有这种混乱，所以这个术语被广泛地应用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工致幻剂（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LSD）文化中。总之，闪回成为今天对创伤理解的基础成分，其原因就是一些工作团体于1980年直接将PTSD引入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些团体中有一位著名的旧金山精神病学家马蒂.霍洛维兹（Mardi Horowitz），他恰好对应激综合症和致幻剂感兴趣。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创伤”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656年，它曾用来指代某种“伤口或对伤口的治愈”（我们今天在很多大医院了解到的那些花费数百万美元建立的现代创伤研究中心都参考了这个早期的定义）。其实“创伤”在英语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一直保持着这个早期的意义，直到两个世纪后，这个词才第一次表达类似于今天用法的意义，即某种“情绪的紊乱或痛苦”。这种意义转变的催化剂明显就是技术，即铁路。1866年，一位名叫约翰.埃里克逊（John Erichsen）伦敦的外科医生出版了一部著作，名为《论神经系统的铁路症候群与其他损伤》（On Railway Spine and Other Injuries of the Nervous System），他在这部著作中以一种典型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描述了火车事故带来的震惊是如何“耗尽受害者的神经能量”，并且将受伤的脊髓比作马蹄形磁铁，认为其磁力被“震动、震撼或震荡”耗尽。

　　换言之，深受创伤后应激观念所影响的当代，成为一位幸存者的意义、这个我们用来讨论暴力的影响的基础词汇（即一些观念，它们是现代美国媒体的分类，且是理解那些无可争辩的人类状态的基础），事实上甚至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古老，也没有铁路古老。

　　然而，某些给PTSD带来了历史先例的概念以及对这些创伤性的回应，确实在某种情况下就像创伤记忆自身一样，遭到了长时间的忽略和有意地遗忘。这个事实使得追寻PTSD的过去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假设给各类心理疾病拍个合影，创伤后应激障碍就像个处在画面边缘的古怪小孩儿，他总是跳来跳去，导致相机对他永远失焦，而他的形象总是模糊地混到了周围的人当中：抑郁症、忧郁症、广泛性焦虑症。而作为一个大器晚成者，PTSD在1980年之前的存在似乎经历了一系列混乱，包括变更名称、取消定义、遭到否认以及被完全忽略。直到美国的尼克松时代，PTSD终于在1980年被归类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举个例子，抑郁症在精神病学当中有着清晰而高贵的血统，它可以直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期或西方医学的萌芽时期。相较之下，创伤后应激障碍却面庞模糊，在历史的透镜面前踽踽独行，经常只是作为一种有点意思的失常或一件有趣的轶事而存在。这件轶事无法和更大的现象联系起来，比方说希罗多德（Herodotus）提到过的那位雅典士兵，他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Battle of Marathon）中由于恐惧而永久失明，这个案例在几千年来一直被认为太过独特、太过奇特、太远离实际经验，而无法接受更深入的研究。

　　然而，尽管创伤后应激概念的形式多变，对其的态度和文化主题不定，用以描述的语言闪烁无常，还是有某种不变的主题跨越了历史。接下来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所了解的创伤的历史大多数来自于军事史。战争如潮起潮落，永不休止，带来了一种相应的创伤历史循环、一种社会无知并否认的循环——一段短暂的理解，接着又是另一段无知。子弹一飞，炸弹一炸，有关恐惧对于心灵的影响的知识就能极大地增长一段时间。先前漠不关心的医生们和其他博学的群众们被卷入到了战争的影响中。新的治疗技术出现了。然后枪声一停，有关创伤的知识就与那些惊悚的暴力步调一致，社会继续发展，只留下那些幸存者自生自灭。

　　打破这个循环，或者至少真正改变了其周期的转变的，就是PTSD于1980年被引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尽管在这本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的电话本大小的手册中，对于PTSD的描写只有三页纸、大约一千五百字的篇幅，但西方却开始与创伤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先前精神、伦理、艺术领域所关注的创伤得到了医学的关注，西方医学开始引导幸存者们进入一种现代的交易关系，即医患关系开始期待那些幸存者像患者一样行事：去找医务人员、接受治疗、服用药物，然后获得康复。

　　遗憾的是，性创伤的受害者却没有这样的循环，这些创伤倘若可以完全在历史中被甄别出来，它们也几乎全部受到社会主张的规定，以至于这些创伤受害者仍旧不为人知，而这种社会主张无疑严重地加深了那些伤害。正如社会学家乔治.维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在2001年的主张：“从来没有书写过强奸的历史。”不仅如此，正如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研究性侵犯的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所指出的，对于强奸进行系统性的抹除遍布于人类历史。“不可强奸”并非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的一条，但觊觎邻家妻子并与之通奸却受到禁止。正如她所指出的，这个盲点一直持续到现代：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马克思甚至卡伦.霍尼（Karen Horney）都只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强奸进行了粗略的讨论。

　　这种知识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女性远比男性更可能成为强奸受害者（91%的强奸受害者是女性），而在历史学家的关注中，女性的挣扎却没有士兵（主要是男性）的挣扎有价值。当然，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让社会认识到，强奸比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所教导的更加普遍。总体而言，这种创伤的性别化持续到了今天。尽管强奸是最普遍、最具伤害性的一种创伤形式，大量的PTSD研究都直接转向了战争创伤和老兵。我们所了解的PTSD大多来自于研究人员：PTSD研究当中最大的机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事业部（U�盨�盌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这是一个旨在服务于占优势的男性群体的政府机构。甚至是创伤研究的初学者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这种偏见：为了解释创伤后应激的各个方面，我一直不得不依赖于那些带有深深偏见的文本。只要一有可能，我就试图给这些创伤去性别化，去讲述女性老兵和强奸受害者的故事。然而由于为了使得观点清晰，我也被迫陷入了这种令人遗憾的习惯，这种习惯已经将创伤的历史性别化了很长时间。正是因此，我也祈求读者的谅解。

前言/序言

　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内，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种特点为高敏感、情绪麻木、不断闪回的疾病，下文简称PTSD）已经遍及我们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几千年来，有种疾病从未受到承认，直到1970年11月，几个愤愤不平的越战老兵“强暴”了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反战小组办公室。这种疾病才进入公众视野，遍布全球各个国家，成为了一位医学人类学家口中的“世界精神病”。有种痛苦在人类历史多数时候都无人所知，这就是PTSD，而如今它却变成了美国最普遍的精神疾病。据最新估计，约八成美国人（280万人）会在生活的某个方面遭受PTSD之苦。较之世界上其他任何组织，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下文简称VA）每年都要花费更多资金在PTSD的研究和治疗上，根据这个机构的研究，不论何时服役，PTSD都是美军老兵中头号健康问题。2012年，联邦政府花费了30亿美金，用于老兵的PTSD治疗，这笔钱还不包括每年花费给前服役人员，用于处理PTSD致残的数亿美元。

自“9.11事件”开始，公众对这种疾病的关注就来自纪念性事件。对某些国际救援专家而言，当战争或其他人为危机频上新闻时，PTSD已经代替饥荒，成了西方公共健康的关注点。PTSD是最新尚待认识的主要精神疾病之一。然而至今，PTSD进入公众词汇也只达到如此程度，即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记者们描述道，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并且长篇大论地写文章争论，蝙蝠侠是否也遭受其苦。有意向的消费者们如今可以上网，花上5.99美元网购一本叫作《P�盩�盨�盌》的纪念册，其中写道：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被看到。正如每一位创伤研究者们会告诉你的，PTSD如今遍地都是。

　　然而如同很多心理疾病一样，到底什么是PTSD，谁会罹患PTSD，什么又是最好的治疗方式，这些问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仍然有一少部分研究者们发声，声称PTSD是一种社会幻想，是越战时期的遗迹，是被一帮心怀善意但受误导的临床学家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产物，且本质上而言，是鼓励人们去遭受创伤而造就的，这一命名本身就损害了他们的康复。PTSD生来就处于冲突之中，在其科学领域内，也同样由冲突所主宰。然而，那些遭遇强奸、战争、自然灾害、虐待（通常把这些当作导致PTSD的事件）的幸存者们，在事件发生之后所体验到的深刻甚至根本上的痛苦，却很少受到争议。这种痛苦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事实上，它已经转变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指南，也改变了我们对“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感到痛苦又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一位法国神经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于1925年写道，他观察到对创伤事件的情绪反应可以非常强烈，以至于“产生分裂整个心理系统的效果”。他这部著作内容就是论述这种效果，以及这种效果带来的内部体验。很多年之后，PTSD不仅改变了人类理解丧失的方式，也基本上改变了人类理解自身的方式；我既对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感兴趣，也对它作为一种隐喻感兴趣。人们对恐怖事件如何做出反应，常常取决于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技术力量环境。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对创伤的解释都是艺术家、诗人、巫师们的专利。一个民族处理创伤的方式是其政治和语言的体现。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一些由战争老兵所写并导演的戏剧作品上演，这些戏剧就是一种公开宣泄的方式。现今不论好坏，我们都仅能通过一组复杂、多少有点儿主观臆断的症状，如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处理创伤和恐惧。古代，注意到创伤的古人却可以向史诗寻求答案，如《伊利亚特》（The Iliad）或《奥德赛》（The Odyssey）。如今，我们则要去查询最新版本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仅仅这个事实就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大多数人不再转头去寻求诗篇、家人或是那些抚慰遭受恐惧的神职人员的帮助，而是去寻求精神病学家的帮助。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2011年之前，不论就我本人，还是一个一般性课题而言，我都从未严肃地考虑PTSD的问题。2007年，在完成伊拉克随军报导之后，带着一种与同胞之间强烈的疏离感，我回到了家乡。我刚下飞机，从我们这一代人印象中的那个大事件中撤离出来，我们异常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回国的人有这种感觉，或者看起来对战争有很多思考。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从东方归来的尼克.卡罗威（Nick Carraway ）一样，我回到家乡，期待着这个世界“保持道德上标准立正姿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感到十分失望。这场战争已经改变了我，以某种方式扩展了我的认识，让我感到，历史似乎确是一种我生活中的有形力量。而且每当看到这平常的生活、平常的人们、人们习惯性的健忘，我都感到很紧张。我内心的作家偷偷地希望历史会重演，或许是发生某些越战时期的事件：人们在街上游行，学生在校园争论着战争的意义，战争以某种明显的形式让人们在家就能感受到，损失以物质的形式出现。

　　这场战争已经伤害了我。我也希望国家感受到这种伤痛。我身上的一部分需要看到，需要提醒自己，这场战争都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我闭上眼睛想象出来的。我想要知道，这些经历是有意义的，我所目睹的死亡真的事关紧要。然而，我所看到的却是，人们全然如往常一样，他们聊着工作，走去商场、体育馆、健康食品店，养生健体。我所看到的黄丝带几乎就像一场嘲讽，一种对我所目睹的恐惧的挑衅。

　　我很快意识到，谈论战争并非只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而是以其自身的权利所进行的伤害。在那些关于阿拉伯的种族歧视言论骚扰我之前，在某人阻止我进行这样的解释之前，即战争为何只是与石油有关，以及真正重要的是发展替代能源以便我们能从中东脱身，我很少去描述我所见到的战争。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并不理解这场战争，而在于他们不愿意去理解它。我想说的不仅仅是对心灵平静的一种影响，这也是一种对此的有形威胁。比起量子物理学而言，美国人更难去处理这场战争的事实。这不仅是由于这场战争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也是因为这种不理解本身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当我试图突破这重重不理解时，我遇到了更多疯言疯语。有时，当我有机会找到某个人谈起我在伊拉克的所见所闻时，他们就会移开视线，好像我有语言障碍似的。他们会时不时与我对视，这时我看到的那种眼神，就像二战时期一幅名画《凝视在千里之外》（Thousand Yard Stare）的镜像。关于美国人在二战中的无辜，相较于我所了解的那些，这种眼神告诉了我更多。我不只一次被问到是否在伊拉克杀过人。每当这时，我内心的疏离感就变得十分强烈，以至于我似乎都成为了它的光晕，这就像一位陌生人盯着你，告诉你有些地方出问题了。

　　有时当我想到这场战争，想到它是多么糟糕，它犯了多少幼稚的错误，当权者多么逃避责任，多少人为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付出了生命，多少人为这帮官僚的自私付出了生命——想起只是由于时间空间的巧合而死得毫无意义的人们，我就开始浑身颤抖。在费卢杰（Fallujah）北部，我曾跟随过的一个小队失去了一名战士，他在深夜使用马桶时被杀害了。他走出去大便，不知从哪儿抛出的一枚迫击炮弹飞了过来，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个小队进驻这个区域才几天而已。一位本该回家、念书、结婚、贷款、养孩子的战友，你如何告诉他，他还活着只是因为没有在错误的时间使用马桶？当他认识到这个世界除了运气，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时候，你如何问心无愧？他余下的生命、他的梦想、他的计划、他对未来的理想，全都是某种飘渺无形、随时可能变化的运气的结果？当你见识过战争能给人类理性带来什么后果之后，你会问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理性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战争上的教训很明显：生而为人注定渺小、脆弱，并受制于运势的威力。

　　每一位老兵都深谙此道。

　　正是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感到踏上飞机的路举步维艰；正是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感到站在人群中无法自立；正是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开车时感到难以驾驭。

　　“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谜题。没人知道这场战争与什么有关，为什么他们身处于此，谁发动的这场战争，谁会取得胜利，战争可能会如何结束。到处都是秘密——灌木从中的饵雷、红土地底下的弹跳地雷。还有那些人们，那些沉默的大叔，那些眼神空洞的孩子，还有那些喋喋不休的老妇人。这些人想要什么？他们感觉怎样？” 提姆.奥布莱恩（Tim O�養rien）在他的小说《湖畔迷网》（In the Lake of the Woods）中如此写道。这本书透过一位遭受创伤的老兵闪回的记忆，剖析了越战的余波。

　　而在另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身陷痛苦，我怀念战场，怀念海军陆战队将士，怀念那种刺激，怀念他们那些粗俗言辞之美，怀念巡逻期间偶尔发呆，怀念遭遇敌人时的酿跄，怀念那种感觉，即你身处在一个地方，在这里每一秒都可以决定你的生死，即使最细微的一个动作都可能意义重大，因为你知道这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动作。然而，家乡的人们只是看着我，好像我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眼神让我觉得我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战争与家乡，这两个世界可以互相隔离起来，一者几乎完全忽略了另一者。这个事实肮脏到只有战争本身的肮脏能胜过它。这场战争一直以来都很艰难，但是能够活得比它久，似乎就会有意义。回到家之后，我感受到的是人们的麻木，他们对自己的漠然感到骄傲，这些似乎都消弱了那种意义，就感觉我的经历，仅仅只是一次背包客式的出国旅行。这样的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如果从战场上回来的人里，没有一个对战争骂骂咧咧，那么这场战争真算得上是战争？很快，我决定去恨我曾经为之服务的这个国家：胖子、避难所以及那里多余的财产、包办一切的父母们、房地产中介们，这些人心胸狭隘、自以为是，除了自己的生活,几乎不管他人的死活。

　　事实上，每一位遭受创伤的幸存者，不论他们是否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当他们回归日常生活后，都会发觉一切都不同以往。人们的行为变得不同了。他们会感觉到一种陌生感，这种感觉难以言传，好似从人群中被标记了出来，尽管他们并没有冒犯任何道德律令。事实上，我们在事件中无辜或共谋的程度几乎与这一点无关，就好像我们的幸运或简单命运就是身处险境。通常这种视角的改变可以用物理或空间的术语来表达，这就像蒸发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可以改变一个人在世界中的物质位置。一位英国一战老兵描述其战后生活好似生活在“心灵的囚牢”。艾莉丝.希柏德（Alice Sebold）的畅销回忆录《他们说，我是幸运的》（Lucky）描写了她在19岁所遭遇的暴力强奸带来的影响，她在这本书里谈到，她遭到强奸后不到一个小时，她看着大学同学们的脸，感觉自己“已经身处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的另一边。对此，我自己也没有理解。”

　　这种创伤后明显的无归属感，感到“在事物的另一边”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研究部落社会的人类学家们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一种“边缘态”，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为“阈限”。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00在其1908年写的著作《过渡礼仪》（Rites of Passage）中创造了这个术语，这部著作论述了她对非洲西南各部落的研究。正如范热内普所观察到的，这种边缘态由于其社会模糊性和冲突性，而被视为“危险”而“不稳定的”。它将一种悖论式的需求安置在了个体和社会之上。在部落社会中，这种边缘状态，比方说像青少年，会受到一些仪式的干预，这些仪式旨在“陪伴着人们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从一个宇宙或社会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婚礼、毕业礼、受戒礼、成人礼都是范热内普所说的过渡仪式的例子，这种仪式强烈而果断地打开了一个人的人生新阶段，这对社会来说是明确无误的。然而，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指出，现代社会没有这样的“整合仪式”来帮助人们从创伤的地狱过渡到日常的生活，他说道：“边缘态的人们，比如那些归乡的老兵，他们既没有活着，又没有死去，而是处在一种非生非死的状态。”

　　直到2009年夏天，离开萨蒂亚两年之后，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处在“事物的另一边”。当这块黑暗幕帘落到我头上时，我正在影院和女友看一部动作电影。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几分钟。我看看四周，发现自己正在影院大厅来回踱步，我头晕目眩，我看着人们的手，以确定他们什么都没拿。我的灵魂堕入了黑暗，但我的身体却回到了伊拉克。

　　我勉强回到影院，坐回到我女友身边。我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人也发生同样的状况，但所有人都全神贯注于电影。

　　“怎么了？”我问艾丽卡（Erica），她看起来和我一样迷惑。

　　“电影中出现了爆炸的情节。你就站起身来，跑出了影院。”

　　之后不久，我开始做爆炸的梦。有时是一些与萨蒂亚有关的爆炸；有时是一些无害的物品随机爆炸，比如一只苹果、一个垃圾桶、一份中餐外卖。慢慢地，我开始发觉，萨蒂亚正在渗入我当前的生活，即使渗入的方式带着些许伪装。就像爆炸的垃圾桶，我明白这与每周四早晨都会把我吵醒的噪音巨大的垃圾车有关。我做的那些关于萨蒂亚的梦都十分可怕，但是我有时候会将之视为一种事后总结，一种探索过去事件各种可能性的方式，以及一种思索，思索在那个中午，萨蒂亚的街上发生了什么，本可以发生什么。有时候，战车炮手会被炸得身首异处。有时候，旁边冒出来的一挺机枪会打得我们全军覆没。更常见的是，我曾待过的陆战队里有一位战友，在悍马车里，他总是坐在我身边，看着窗外，带着厌恶的表情摇摇头，或是对某次行动发发牢骚。

　　这些梦境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某些东西爆炸了，放出了一波黑色的冲击波，抹掉了一切事物，然后我心跳加速地醒了过来。我死了，这就是那种黑暗所意味着的。电影中的爆炸已经过去了，如同萨蒂亚的爆炸也已经过去，爆炸让我瞥见了自己的死亡。然而当一切还未走远之时，我的脑子就像是过载的输电网络，关掉了一切；一切都会走向黑暗，然后我会醒来。就像弗洛伊德在约一百年前所说的：我们自身的死亡是无法设想的。

　　看完电影四个月之后，我的无意识还像这样向我汇报。这种汇报虽不会每晚发生，但它出现得太频繁，以至于睡眠变成了一种折磨、一种不得不应付的事情，就像运动竞赛一样。准备上床就像是准备一次夜间巡逻。我会设好闹钟，拉上窗帘，关上并锁好屋子的每一扇门窗，然后再检查一遍，以确定屋内的每一条道都是通畅的，窗外的夜幕完全降临。做完这一切之后，我会依着我的心情服下安眠药，这药通常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混合。然后我带上耳塞，盖上眼罩，祈祷我的心灵会在接下来八小时内保持安分。我的一部分会从中得到阴暗的快感，就好像被它纠缠多少是一种荣誉，好似战争如此深入地触动了我，以至于我得以进入心灵中那些最幽暗的房间。我的一部分会对这些梦感到羞耻，羞耻于我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陈词滥调：老兵总是谈着他的过去，甚至他的无意识每晚都要和那些过去求欢。

　　还有一些其他的征兆，暗示着我与世界的疏离。这些征兆通常发生在不确定或紧张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比方说当我在同一周收到三张贵得离谱的停车罚单时，当我乘坐的飞机经过科德角颠簸起来，当我吓得出一身冷汗时，当我发火（经常发生）之后看到艾丽卡一脸恐惧时。

　　战后几年中，艾丽卡和我都生活在一种战后的喜悦中，幸福地沉浸在我们爱情的时间胶囊里。在我最后一次去伊拉克之前，我们相遇了，当时我立马就被她的美丽、她的宽广心胸、她对生活的乐观、她的才情所吸引，这些特质让她看起来像是从冷峻的侦探小说中走出来的一位女士。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有了情感纽带，那纽带似乎超越了生活和事业的正常规则。回到她身边，我的生活似乎得到了某种意义，就好像这个世界履行了它的承诺。2007年那天，她来洛杉矶机场接我，我看到她站在行李领取处的门后面，气得满脸通红，抱怨着我让她受尽折磨。最后，她平静了下来，她用那标志性的“嘿，孩子!”来欢迎我，并疯狂地亲吻我。

女人常常在战后归来的戏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Odysseus）在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之后归来，当他回到伊萨卡岛（Ithaca）的家乡时，一切并没有结束，而是当他最终与妻子佩内洛普（Penelope）团聚时，一切才尘埃落定。男人若自行其是，则会变成情绪化的虚无主义者：野蛮、残酷、沉迷于死亡。回顾我从伊拉克回来后那段令人陶醉的时光，我把自己与艾丽卡重逢的岁月看作一段主要的经历，这段经历与战争同等重要，这段经历也是一场斗争，让我努力整合自身的两面——黑暗与光明，坚硬和柔软，战争所需的极度男性化的斯多葛主义与一种女性化的敏感。我时常赞叹艾丽卡外表的坚强，然而她的存在多少在我回来的几个月中软化了我的心灵，降低了我的戒心。我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就无法与他人相连，然而艾丽卡从一开始就一直陪伴着我。在我离开之前，她看过我为了几个月的战场生活所准备的装备。她读过我从费卢杰发来的令人紧张的邮件，听过我从巴格达打来的电话，我在电话里试图将每天的所见所闻与媒体的报道整合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不必告诉她我经历了什么，她就已经理解了。我们活过了战争，不论之后发生什么，都真的不过一场儿戏。

　　2010年，在假期开始之前，艾丽卡不见了。她的车已经开走了，电话也没有任何回音。两周之后，她在平安夜从拉斯维加斯打电话跟我说，一切都结束了，她已经厌倦了我的秘密，她之后会给我解释。“你已经逃离到了别处，我感觉不到你了。”奇怪的是，尽管这件事确实让人失望，但完全没有震惊到我。甚至当我最终意识到艾丽卡再也不会回来，我们之间那甜蜜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时，我也没有哭。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哭泣。在这一系列的状况中，我的所作所为确实就像我一直所受到的训练一样：我已经麻木，等待着时间的流逝。当我向朋友解释艾丽卡的离去时，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她就这么像吹灭蜡烛一样消失了？消失了两周？没留一句话？

　　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待遇。然而，我心中有些东西明白，艾丽卡一直都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她在拉斯维加斯以打电话的方式出现，这一点完全就是她的作风。我一直都赞美她身上那种迷人的气质，因此我有什么必要感到惊讶呢？客观上而言，我很清楚，我已经见到了太多悲剧发生在太多人身上。因此当这样一位任性女人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要伤害我们，摧毁我们，将我们所有人撕成细微的碎片。我凭什么觉得自己是特殊的那一个？我是什么人，可以认为自己能幸免？这就像出门走到雨里，还希望自己不湿身。

　　这件事一直以来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其他纠纷。我是一名作家，这种职业选择通常伴随的是安贫乐道，这也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不少压力。不论写作还能有什么其他作用，它都把我带到了很多老兵最终走到的处境：内心的黑洞，其中唯一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回应。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不论多么深入、多么丰富，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帮助你定位这个黑洞。从没有人说过，梦魇可以道出真相，甚至是部分的真相，尽管它的魅力让我们觉得它可以。

　　我现在明白了，艾丽卡只是没有准备好接受要到来的事物，即我那一切未经处理的恐惧所带来的绝对重量。我也没有准备好。有谁能准备好呢？死亡在我身边环绕得太久，以至于我已经忘记了如何去生活。这让我想起曾经听一位越战老兵说过的话：只是因为你身体的安全不代表你心灵的安定。战争已经改变了我，使我膨胀，然而这种膨胀却似乎打破了我与这个世界、我与艾丽卡的平衡。我恨她离开了我，但是我又能做什么？

　　感情关系的结束并不像是汽车抛锚。在日常生活中隐藏的那些能量猛烈地释放了出来，摧毁了我们每天所依靠的、精心构造的身体。艾丽卡走了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艰难。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一个人去应付生命中的一切痛苦和未知。我的梦魇以及我对世界的不满加剧了一倍。偶尔在日落时分，我会听到穆斯林的晚祷，纵然我住的地方离清真寺有好几英里远。在伊拉克做记者时，我最大的恐惧一直都是担心遭到绑架、虐待。艾丽卡不在的日子里，这种对周围环境的担忧愈发强烈，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偏执：只要我离开家，就感觉被人跟踪了。

　　我那些想象病态得让人吃惊：灾难和丧失一直与我相伴。战争教会了我一些物理知识，而我的脑子却把这些知识转变成了一系列图像：在平静的住宅街区上发生的汽车爆炸，焊接在路灯上的简易爆炸装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IED），失去动力后坠向郊外峡谷的直升机。有时，我特别想知道战争在我身上残留了多少，我会自己做这种毁灭的白日梦。我会构想一个喧嚣的超市的场景，然后在其中加入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看着空气中突然爆裂的一个火球，把购物者们炸得支离破碎。不论我走到哪里，似乎都能看到大量缺胳膊少腿的伤者、陆战队员的遗骸以及我差点失去的肢体。不知为何，每当我看到完全正常的人们，我总是会想象他们的肢体被切断。一截手臂连着一半臀部变成了拉马迪（Ramadi）简易爆炸装置的纪念品，变成了那位机枪手的纪念品，我曾见到他在卡尔马（Karma）失去了一只手。一切都成了死亡之无限力量的残余。似乎我的思想还坚持认为，战争被带回到了家乡，而真正的和平只是荒谬、只是对贫乏的现实的侮辱。早晨常常都非常糟糕，我会突然醒来，想知道艾丽卡在哪儿，为什么总是有架直升机在我家上空盘旋。

　　曾经有段时间，我相信人们应该期待生活中有一定的痛苦。这种信念的基础在于一个想法，即只要你愿意，从战争中回来的人们基本都能从这个世界获得一种简单的幸福，一种和平福利。作为一个出入战区多年的前海军陆战队士兵，我觉得自己有权利得到这种和平福利。在我内心的审判室，我认定我已经受够了痛苦。与艾丽卡关系的结束打破了这种错觉。2010年冬天，在发现自己已经游手好闲了几个月之后，我决定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我当前的遭遇，寻求一种解释，解释为何我好像完全无法控制我的记忆，为何我觉得生活无法前行，为何我无法睡觉，为何我总是发火。

　　回顾这段后伊拉克、后艾丽卡的生活，我想起海明威（Hemingway）早年写的一篇小故事《士兵之家》（Soldier�餾 Home），故事中的一位一战老兵——我们只知道他叫克莱勃斯（Krebs），他站在父亲家的门廊前思索自己的困境。在故事最后，克莱勃斯对简单生活的渴望，从一种模糊的期待变成了某种咒印。“他不需要任何结果。他再也不需要任何结果。他只想毫无结果地活下去。而且，他也不是真的需要个姑娘。军队已经教会了他这一点。”我也像克莱勃斯一样想要一种更为简单的生活，他身上那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奇怪之处，我发觉自己身上也有。从门廊里看着时间流逝，他思考着：“他喜欢对面沿街走过的姑娘们。他喜欢她们的容貌，那面孔比那些德国、法国姑娘漂亮多了。然而她们与他身处的不是同一个世界。”

　　突然而来的孤独，对身处世界的不确定，使我开始试探性、怀疑性地探索创伤后应激的概念，我首先是出于一种历史兴趣，之后更多出于一种个人需要。我真的已经遭受创伤了吗？我对这些事情简直一无所知。当然，我会有梦魇，会感觉被过去所纠缠，然而谁没有呢？PTSD？难道那些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没有吗？我曾在多拉（Dora）和费卢杰待过一段时间，也曾遭遇过很多次爆炸和枪击，然而我知道，很多人见过的事情，比我所遭遇的要惨得多。然而我明白，创伤的欺骗性之一就在于，通常我们很容易发现某些人所经历的事情，比你所经历的甚至更加糟糕，因此你会忽视掉你自己的痛苦，以至于无谓地延长痛苦的过程。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可以放置在损失最惨位置上的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波斯尼亚难民、非洲童军，然而在最惨之下的那些人们呢？他们是谁？是谁决定的？这让我想起一位参加过海夫吉（Khafji）战役的老兵，他由于一次友军的失误射击失去了十一个战友。他曾对我说：“那很糟糕，但这并不像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或类似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