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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一九八四》：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一九八四》写了未来社会即1984年大洋国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大洋国，权力高度集中在“党”英社的手中，到处张贴着党的领袖老大哥的画像，几乎到处都安有电屏幕，思想警察神出鬼没，人们主要指党员，无时无刻不在被监视、被监听，连自由地思想都是一种罪。主人公温斯顿在真理部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他对所处的社会和老大哥渐渐地产生了怀疑，在与另一名党员朱丽亚秘密恋爱后，逐渐成为思想犯，被思想警察逮捕……《1984》文笔犀利冷峻，以惊人的敏锐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丰富的想象力刻画了未来极权主义社会的面貌，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美丽新世界》：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金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美丽新世界》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可以通过催眠术等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一种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可怕的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我们甚至连思考的权利都没有。这样的“美丽新世界”是人类理想中的“美丽新世界”吗？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我们》：
　　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虚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一统王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在这个攀上了人类文明高峰的一统王国，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数字为名。主人公D－503号是一名一统王国的数学家，他对一统王国满怀忠诚，特地记起了笔记，想借之赞颂伟大的一统王国。由于残留的人性，在女主人公I－330突然出现，D－503号的纯洁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I－330的引诱下，D－503号一步步解放了本性，由小说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I－330之所以接近D－503号，自有她的秘密计划。……《我们》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更是开创了反乌托邦这一文学作品类型。

作者简介

　　乔治·奥威尔，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1903年出生于英属印度，1905年举家迁回英国，进入伊顿公学，后到缅甸任警察。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国后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45年，出版了著名的小说《动物庄园》。1948年，代表作《1984》问世。1950年，奥威尔死于困扰其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1984》在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入选欧美多国大中学生必读书目，被翻译成65种语言，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被称为“英语文学中*伟大的道德力量”。
　　
　　尤金·扎米亚金，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青年时积极参与俄国革命，两次被流放。苏联成立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新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写作了一系列作品予以针砭。作品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被称为“新现实主义”。1920年完成了《我们》的创作，但国内却无法出版。1924年英译本《我们》在国外的出版，迫使他退出作家协会，流亡法国，*后客死巴黎。
　　《我们》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开创了反乌托邦小说这一文学作品类型。乔治·奥威尔称之为“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目录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一九八四》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美丽新世界》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我们》

精彩书摘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一九八四》：
　　就在他开门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记事本还摊在桌上，“打倒老大哥”那几个字越发地显眼，即便置身于房间任何一个角落，斗大的字体都会映入眼球。想想自己真是愚蠢至极。但是他又觉得，即便他现在万分恐慌，却也不忍心玷污这光滑的纸张，不等墨迹干了就匆匆把记事本合上这种事他做不到。
　　他深深地倒吸了口气，随手把门打开。只见一个面色惨淡、神情憔悴、发髻蓬松、满脸皱纹的女人立在门外。他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淌过，如释重负。
　　“噢，同志，”她开始讲话了，声音有气无力，“我是听见你的进门声才来找你的。可否劳驾你帮忙看看我家厨房的洗碗槽？不知怎的，它突然堵了。”
　　来者是帕森斯太太，同楼层的一个邻居。其实在党内你是不该用太太这个字眼的，你应该叫“同志”，但是当你看到某些女人时，还是会很本能地喊她们“太太”。她是个30岁的女人，但她的面容让人觉得有点不相称。每每看到她的脸，总给人一种皱纹里藏着泥巴的感觉。温斯顿跟着她步入走廊。这些业余的修修补补反倒成了他的日常工作，这感觉糟糕透了。胜利大厦算是老建筑了，始建于大约1903年，不过也搞不清楚，但日渐破落倒是真的。墙皮掉下来那是常有的事，水管在冬天冻裂根本不足为奇，屋外下大雪屋内下小雪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供暖系统也经常是半温半热，但那也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要是赶上什么节能运动，肯定要抱着冰凉的铁疙瘩睡觉了。至于说修理那就更难了，除非你能自己动手，否则就要等混账的委员会批准才行，就连修修窗子这样的小事，也非让你等上两年不可。
　　“要是汤姆在家的话，就不麻烦您了。”帕森斯太太支支吾吾地说道。
　　帕森斯家的房子要比温斯顿家的大得多，而脏乱程度也相差很多。房间里的东西大都呈歪倒倾斜被踩踏状，仿佛一头猛兽刚刚造访过一样。地板上堆满了运动装备，有曲棍球杆，有拳击手套，有泄了气的皮球，还有一双翻了底的汗熏熏的袜子，当然桌子上也好不到哪去，杯盘狼藉，还有一堆折了角的练习册。墙上挂着几条猩红色的青年团和特务营的标语，以及一大幅老大哥的画像。房间里到处都是清水煮卷心菜的味道，这可能是大楼里再寻常不过的味道了吧。不过这味道不是很纯粹，里面掺杂着刺鼻的汗臭味，虽然你无法确切地形容这味道，但是你却可以确切地知道汗臭味就来自此刻不在家的主人的房间。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有人把梳子和卫生纸缠在一起，想必是把它当做乐器来契合电屏里发出的军乐声吧。
　　“是孩子们在胡闹，”帕森斯太太一面说，一面焦虑地往房门那边瞧了瞧，“他们都一天没出房间了。当然一一”
　　她说话时有个习惯，即总在话讲到一半时突然停下来。厨房水槽里的水马上就要溢出来了，那汪肮脏的绿水简直比卷心菜味儿还恶心。温斯顿屈身蹲了下来，仔细检查着水管的接合处。他讨厌用手干这差事，也讨厌弯腰蹲着，因为这总会让他咳个不停。帕森斯太太很无助地立在一旁看着。
　　“当然，如果汤姆在家的话，他一会儿就能修好，”她说，“他就爱干修理的活儿，他天生有一双灵巧的手。”
　　帕森斯先生是温斯顿的同事，同在真理部上班。他是一个体型臃肿但又异常活跃的人，虽然笨得要命，却满腔热情。他对党忠心耿耿，单就这一点来说，他甚至比思想警察还要可靠。毫不夸张地说，党要保持安定的局面，必须仰仗这样的人。在他35岁的时候，他还不愿意退出青年团。另外，在他进入青年团以前，他同样以超过法定年龄的年纪，在特务营多混了一年。汤姆在真理部的一个边缘岗位工作，这份工作对知识层次和文化水平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他在运动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可是首脑人物。这些组织，专门致力于群众游行、公共场合演说、节约运动等一系列志愿活动。他在谈到过去四年中每晚都在社区中心抛头露面的情形时，烟斗喷出的浓雾后面总会现出一张洋洋自得的脸。无论他走到哪，都会带着他那特有的令人窒息的汗臭味，即便他走开了，臭味还久久不能散去。无需多言，但就这一点来说，足以看出他对党的事业有多么地尽心竭力了。
　　“家里有扳手吗？”温斯顿问道。此时他的手正把一枚螺母安在水管接合处。
　　“扳手？”帕森斯太太回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得见，“我不知道，我想，或许孩子们——”
　　小孩冲进客房里，靴子踩在地板上嗒嗒地响着，连同小孩一同闪进来的，还有那刺耳的“乐器”演奏声。帕森斯太太把扳手递给了温斯顿。他先把那汪绿水疏通了下去，然后又把堵在下水管处的一团头发取出来。他恶心得差点儿吐出来，打开水龙头，借着冷水洗了洗手，然后转身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举起手来！”身后一个凶狠的声音朝他喊着。
　　一个模样俊俏但表情凶悍的9岁小男孩，突然从餐桌后面闪了出来。他手握玩具自动手枪，把枪口瞄向温斯顿。他那小2岁的妹妹，也摆出同样的姿势，只不过“武器”变成了木条。这两个小鬼身穿蓝色短裤、灰白色T恤，脖子上系着红围巾，地地道道的特务营装扮。温斯顿很配合地把双手举过头顶，不过眼前的这一幕还是让他心里极度不安，孩子们的气势如此咄咄逼人，以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场游戏。这完全突破了游戏的界限。
　　“你是一个大叛徒，”小男孩朝他喊道，“你是一个思想罪犯，你是欧亚国安插过来的间谍！我要一枪打死你！我要把你从人间蒸发掉！我要把你发配到盐矿！”
　　突然孩子们近身围着他，不停地跳着，大喊着“大叛徒”、“思想罪犯”一一他们俩强加给温斯顿的罪行。小女孩时刻和哥哥保持一致，哥哥怎么做，她就跟着怎么做。说实在的，这样的闹法真是让人胆寒，这一刻的情形，就好比即将要长大吃人的虎崽子戏弄它的猎物一样。小男孩的眼里，露出一种蛮横的凶光，甚至能够让人从他的眼神里明显地察觉到他一旦长大便会无所顾忌地将温斯顿痛扁一顿这样的心思。还好，他拿的不是真的手枪，温斯顿这样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焦躁不安地在温斯顿和孩子们之间来回瞟着。在卧室内灯光的强烈照射下，温斯顿此时饶有兴致地发现，帕森斯太太脸上的皱纹里，确实深埋着灰尘。
　　……

前言/序言

　　在听说有这么一部作品存在的几年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这本书。它真是这个焚书年代里少有的文学奇品。在翻阅了格列布．斯特鲁韦的《苏俄文学25年》后，我发现其故事是这样的：
　　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扎米亚金于1937年在巴黎去世。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曾出版过一些作品。《我们》约写于1923年，尽管该书的内容与俄罗斯无关，与当时的政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它是一部描写26世纪的科幻作品。但是由于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便被禁止出版。后来，这部手稿辗转流到国外得以出版，现在已经有英语、法语及捷克语等语种的译本，但是俄文版的从未出版过。英译本曾在美国出版过，但是我未能得到过一本。后来，法语版推出后，我成功地借到过一本。依我看来，这部作品虽不是最好的一部，但必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一个英国的出版商有足够的胆识来重出这部作品。
　　在阅读《我们》时，我肯定大家首先都会留意却从未指出过这么一个事实——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部分创作灵感肯定是源于这本书。这两本书都描写了原始的人类精神对纯理性化、机械化和毫无感情世界的反抗，这两本书中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都被假设在600年后。在这两本书中所营造的故事氛围很相似，他们描写的是同一类型的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作品内容在政治意识方面少一些，更多地流露出受近期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在扎米亚金描写的26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完全彻底地失去了他们的个性，以至于用数字代号作为他们名字。他们居住在玻璃房中（写这部小说时，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是为了便于政治警察（他们称其“护卫”）的监视。他们穿着相同的制服，通常是以号码或者是他们穿着的制服来称呼一个人。他们靠合成食物维生，通常的娱乐消遣是在喇叭里播放的大一统王国国歌的歌声中四人一起并排行走。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他们被允许可以放下他们所住的玻璃公寓中的窗帘一个小时（他们称这一个小时为“性爱时间”）。当然，那里的人不会结婚，不过他们的性生活却并非完全地滥交。为了能做爱，他们每个人都会领一个玫瑰券，他们的做爱对象在规定的性爱时间内完事后会在小票上签字。大一统王国被一个叫做“大恩主”的人统治着，“大恩主”每年由全体选民重新选举产生，但是他总是能全票当选。这个国家的指导纲领是幸福与自由不兼容。在伊旬园里，人类是幸福的，但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要求得到自由，所以被驱逐到荒野中。现在大一统王国通过剥夺人的自由来恢复人的幸福。
　　至此，这部作品与《美丽新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扎米亚金的作品在整体的架构上没有那么好——作品的故事情节可读性不强，很松散，故事情节较为复杂，不易总结。但是它有着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这是其他作品中所缺少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人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因为它设想通过在人出生前的治疗、用药和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做到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人类机体。制造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和制造出一个智力底下的半痴呆人是同样的容易，因为两者的原始本能相同，比如都有着对母体母性的感觉或者是对自由的渴望，而这些都极易处理。同时，他们对作品中所详细描述的社会为什么会形成阶级，则没能给出一个清晰明了的解释。经济剥削不是目的，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是其动机。那里没有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位于最上层的人也没有想一直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地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极其缺乏目标，以至于令人很难相信这样的社会会长久地存在。
　　总体而言，扎米亚金的书与我们自己的处境密切相关。尽管会有教育和护卫们进行防范，但是人类许多原始的本能依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一503是位极有天赋的工程师，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可怜虫。身处乌托邦生活中，会经常因为一些返祖性的冲动占据他的心而担惊受怕。
　　D－503爱上了一位叫I一330的号码（在书中，爱是一种形式的犯罪），I－330是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她暂时成功地把D一503引向造反的道路。当造反开始后，大恩主的敌人好像非常地多，这些人除了谋划推翻大一统国，能够放下公寓的窗帘外，他们甚至沉溺于吸烟、酗酒这些恶习。最终，D－503被挽救后而免于承受因自己的愚蠢行为所带来的恶果。当局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导致近期动乱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些人患上了幻想病。导致幻想病因的神经中枢的位置也被确定了下来，这种病可以通过X光来治愈。D－503接受了这个手术，手术后的他能够轻松地去做他一直都应该做的事——向警方出卖自己的同党。他看着玻璃钟罩下被压缩空气折磨的I－330无动于衷：
　　“她看着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椅子上的扶手，直到她的双眼完全闭上。他们把她拖出去，用电击的方法使她恢复知觉，然后再把她放到玻璃钟罩下。如此反复了三次，但是她却没有吐露一个字。与她一同被带来的那些人则显得更为老实一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次受刑后便招供了。明天他们将会被送到大恩主的机器里接受惩罚。”
　　大恩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扎米亚金笔下的乌托邦社会里经常处决人。处决人时会公开进行，大恩主也会亲临现场，并且还会伴有官方诗人朗诵颂诗。当然，断头台并非是那种古老简陋的刑具，而是经过多次改进，能在瞬间把受害者液化，使其很快化为一缕青烟和一滩清水。实际上，处决人是一种人祭的形式，而对这种处决场面的描绘被有意加上了远古世界中邪恶的奴隶文明色彩。
　　这种对极权主义非理性一面的直觉理解——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金的这部作品比赫胥黎的更技高一筹。很容易看出这本书被禁止出版的原因。D一503与I－330之间下面的对话（我做了一些删减）完全有足够的理由使审查人员行使审查大权：
　　“你难道不知道你计划的是革命吗？”
　　“是的，就是革命！这有什么荒谬的？”
　　“因为不可能再会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终的革命，再没有别的革命，这谁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那么请告诉我，最后的一个数字是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最后的数字？”
　　“呃，那就说最大的数字吧！”
　　“可是这太可笑了！数字是无穷的，怎么会有最后的一个数？”
　　“那么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地方。然而，扎米亚金很有可能并非是有意以苏维埃政权为特定的讽刺对象。他写这部作品时大概是在列宁去世前后，不可能知道后来斯大林实行的独裁统治。1923年的俄国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反抗，因为当时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安全和舒适。
　　扎米亚金所针对的目标并非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指向当时的工业文明。我没有读过扎米亚金的其他作品，不过我从格列布．斯特鲁韦那里了解到他在英国待过几年，并且写过一些尖锐讽刺英国生活的作品。就《我们》这部作品来看，他强烈地倾向于尚古主义。1906年，他被投入沙皇政府的牢中，1922年他又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牢房之中，并且是在同一所监狱的同一条走廊里。他有理由讨厌他生活中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作品并非是单纯地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实际上，他对“机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类不假思索地把这个魔鬼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但是却再也无法将其关入瓶中。这部作品如果能在英国得以出版，是非常值得找来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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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以后还在京东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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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不用多说了，布面精装，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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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树，我喜欢也为孩子阅读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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