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鲁塞说：“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朱元璋：“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本书以时间为序，运用比较丰富的资料，对唐太宗随李渊发动“晋阳起兵”到创立“贞观之治”历史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一生的军事、政治活动和思想作风及宫闱生活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评价了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与作用，也探讨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阶级关系。
作者简介
黄中业，曾任吉林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汉高祖刘邦转》《秦始皇嬴政传》《唐太宗李世民传》《隋文帝杨坚传》《开元盛世：天下辐辏》《战国盛世》《论衡选译》等。
目录
第一章 留守次子 劝父起兵
一、贵族之家的英俊少年
二、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
三、李渊升任为太原留守
四、李世民与长孙氏成婚
五、解雁门之围崭露头角
六、晋阳起兵的前前后后
七、西取长安的军事行动
八、唐王朝的建立
第二章 统一天下 秦王功最
一、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二、剪灭薛举父子
三、击败刘武周
四、大战王世充
五、生擒窦建德
六、讨伐刘黑闼
七、天下统一
八、杰出的青年统帅
第三章 贵为天子 立章建制
一、兄弟三人矛盾的由来
二、东宫与秦王府的明争暗斗
三、玄武门之变
四、安定内外局势
五、任免朝廷官吏
六、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
七、“并省官员”
八、完善府兵制度
九、分封之议
十、修《氏族志》
第四章 偃武修文 以史为鉴
一、文学馆十八学士
二、重整弘文馆
三、尊孔崇儒
四、注释经书
五、兴办学校
六、大兴礼乐
七、抑佛崇道
八、“以古为镜”
九、设馆修史
第五章 静民务农 发展经济
一、静民务农
二、吞食蝗虫
三、劝课农桑
四、均田垦荒
五、轻徭薄赋
六、增殖人口
七、义仓备荒
八、兴修水利
九、年丰谷贱
第六章 修定唐律 健全法制
一、“宽仁慎刑”与“礼法合一”
二、“断罪引律令”
三、“法令不可数变”
四、“用法务在宽简”
五、《贞观律》是一部体系完备的封建法典
六、“法者非朕一人之法”
七、“死刑五覆奏”
八、“考满不承，取保放之”
九、“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
十、“官吏贪浊必无赦免”
十一、“弹纠不避权贵”
十二、重视以经济立法处理经济案件
十三、重视以民事立法处理民事案件
十四、唐太宗守法举例
十五、“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
第七章 任贤纳谏 君明臣忠
一、“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二、“惟求其才”，“才行俱兼”
三、知人善任，完备科举
四、贤相辈出，一代英杰
五、广开言路，鼓励直谏
六、兼听则明，从谏如流
七、魏徵直谏，太宗一镜
八、健全封驳，尊重谏官
九、太宗纳谏有难
十、贞观人才之盛
第八章 统一边疆 政策开明
一、平定东突厥
二、平定薛延陀
三、平定吐谷浑
四、与吐蕃和亲
五、平定高昌等西域诸国
六、开明的民族政策
第九章 渐不克终 轻用民力
一、侍御史马周的上疏
二、魏徵上《渐不克终疏》
三、修建宫殿
四、意欲封禅
五、东征高丽
第十章 废立太子 临终遗言
一、承乾荒淫
二、魏王受宠
三、太子谋反
四、立储有难
五、晋王得立
六、教戒太子
七、长孙皇后
八、擅长书法
九、喜好畋猎
十、临终遗言
附录 唐太宗大事年表
精彩书摘
第四章 偃武修文 以史为鉴
贞观初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有人认为“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有魏徵主张“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以史为鉴，采纳了魏徵的主张，为治理国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一、文学馆十八学士
自晋阳起兵到平定山东，李世民统帅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东征大军凯旋回到长安，唐高祖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以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天策府。当时，统一天下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以海内浸平”，开始把兴趣由崇尚军事转向到以文治国方面。于是，在秦王府的宫西“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新唐书`儒林列传序》）。所谓十八学士的组成，有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等，共十八人。这些人大都是秦王府的官员，在文学馆中是“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将十八学士分为三组，轮流在文学馆值宿上班。所谓“更日值宿”表明，这些文学馆的兼任学士，他们一般是白日处理他们本职的工作，公务之余或晚上在馆内研读经史，同时为李世民提供咨询。
李世民在文学馆内为这些学士提供丰盛菜肴，“恩礼优厚”，对这些学士们甚为尊重。李世民在朝请或处理公事后，稍有余暇便来到馆中，与各位学士们“讨论文籍”（《资治通鉴》卷189），往往是夜半的时候，他才肯离馆寝息。李世民又令阎立本为学士们图像，由褚亮为之撰写赞词，号《十八学士写真图》。“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同上。传说瀛州有蓬莱，方丈、瀛州三位仙人，以此来比喻入选为学士犹如成仙）。
李世民所设置的文学馆，馆中的学士即是秦王府中的主要文职官员，实际上是他的智囊团，而房玄龄、杜如晦则是这个智囊团中的首席顾问。正是这个智囊团同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一批猛将们，一文一武，辅佐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李世民本人也因此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二、重整弘文馆
文学馆毕竟是秦王府属下的一个机构。待到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时，原弘文馆的学士职务上变动很大，有的已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秦王成了大唐皇帝，秦王府与文学馆作为机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于九月在弘文殿左侧设置弘文馆，贞观三年又将馆址移至纳义门西。
弘文馆设置之初，唐太宗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纳入馆中，同时“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如同文学馆学士那样，仍然是“以本官兼学士”，令他们“更日宿值”。唐太宗在听朝、处理公务的闲隙，便将这些学士们引入内殿，讲论古今中外的“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往往是到夜半时分，才肯休息。同时，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士。
弘文馆的职责，据《唐六典》记载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事实上，弘文馆绝非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所谓“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表明，同文学馆一样，弘文馆及其学士，仍然有为唐太宗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咨询的职责；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及朝廷各项制度。《新唐书`儒学列传序》说：唐太宗“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对唐太宗设置文学馆、弘文馆一事曾评论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
胡三省所说的东南儒生，即指越州余姚人虞世南和杭州钱塘人褚亮。据《旧唐书`虞世南传》记载，贞观七年，世南转任秘书监，“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心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怅，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唐太宗于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与弘文馆学士“商榷政事”的事实表明，他是何等地重视发挥文学之士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三、尊孔崇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唐王朝建立之初，于武德二年（619）六月戊戌日，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武德七年，唐高祖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唐太宗即位后，对儒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尤为尊崇。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说：“梁武帝君臣惟谈玄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认为孔子的学说对于他来说“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这一比喻足以说明，他是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的。贞观二年，唐太宗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专门设置了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据《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贞观二年，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令二十户民家维持供养。
为尊孔崇儒，唐太宗褒扬前代的儒学大师，“诏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玑；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除了给予前代儒学大师的子孙以荫官的待遇外，唐太宗又尊崇先圣以来的经学大师，于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新唐书`礼乐志》《旧唐书`礼仪志》作“二十二人”，多出贾逵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上列配享于孔子庙廷的历代儒学大师，以汉代居多。其中既有今文学家，又有古文学家。所褒扬的前代名儒，既有“北学”学派，又有“南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唐太宗对于汉代以来经学上的学派之争已不感兴趣。在天下大一统的新形势下，他是主张对经学上的各家学派兼收并蓄，各取所长，为繁荣唐代经学、建设太平盛世服务。
四、注释经书
经书是经学的载体，当时的所谓“经部”书籍，除了孔子所编定的经书原文之外，亦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自南北朝以来，从经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与社会分裂局面趋向统一相一致的是，在经学上也出现了“南学”与“北学”相融合的趋势，出现了像刘焯、刘炫那样的“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北史`儒林列传序》）的经学大师。
然而，由于隋朝末年的社会动乱，图书典籍其中包括儒家经典，散乱佚失甚多。武德四年五月，王世充于洛阳出城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率大军入洛阳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书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时，唐高祖曾命宋遵贵将东都洛阳的藏书监运长安，不幸在溯河西上时发生翻船事故，图书“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唐高祖武德年间，“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这些记载表明，唐高祖在位时，收集散失经书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唐太宗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并着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进行整理。贞观二年，魏徵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书图籍，粲然毕备”。这条记载表明，贞观初年在秘书监魏徵的主持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所进行的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在对图书典籍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唐太宗尤为重视的是对经部书籍的整理。这不仅因为经书中的理论是他用来治国的指导思想，而且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尽快地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即西汉以来所说的《六经》，《乐》早已亡佚，只有《诗》《书》《易》《礼》《春秋》流传下来。经秦始皇的焚书，西汉时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流传的各本已多所不同；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流传的经书在文字上的差异以及讹、夺、倒、衍之处甚多。唐王朝既已统一天下，用儒家学说的理论治国，以经书作为科举考试命题的依据，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命中书侍郎颜师古来主持这项工作。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译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他禀承家教和祖训，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堪称贞观初年的儒学大师。他于贞观四年受命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历时两年有余，完成了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的校订。完稿后，唐太宗召集诸儒讨论，提出很多非难意见，师古都一一予以回答，“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对颜师古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大加赞赏，“称善者久之”，并于贞观七年十一月，诏令将《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令学者习焉”。
《五经定本》既已颁行天下，对《五经》经文的注释解说工作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经学内部的学派不同、师承不同，对经书的解释也相当异歧，不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也不利于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思想。为解决这种“师说多门”的情况，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这一工作。孔颖达在隋末曾师事于经学大师刘焯，而刘焯又精通南学、北学，颖达向刘焯“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
在孔颖达的主持下，颜师古、司马才章、王、王琰等名儒以及其他人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注释工作，历时两年有余，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终于完成。180卷的《五经》义疏完稿后，唐太宗于诏书中称赞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将“义疏”改名为“正义”，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
在注释工作中，孔颖达等人选取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杜预《左传集解》、《诗》毛传郑笺、郑玄《礼记注疏》，并根据汉魏南北朝以来的旧说和经师们的解释撰写而成，“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得以克服。《五经正义》是在唐太宗的授意下完成的。它标志着经学上的南学、北学两派的融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总结，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义》的撰写所遵循的是“疏不破注”的原则，这就难免出现曲徇注释文的现象，又往往流于繁琐；加之参编人员较多，水平与见解不一，部头较大，因而《正义》的乖谬等弊病亦有很多。参加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以颖达《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因此，唐太宗又下诏“更令详定”。但是自贞观十七年始，孔颖达因年老退休而无法主持这项工作了。尽管《五经正义》在撰写中存有一些缺点，唐太宗仍然对孔颖达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于贞观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
《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撰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两汉以来经学上的一大成就。从此，《五经正义》作为由国家钦定的经学教科书，直至宋代，一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五、兴办学校
唐高祖李渊即皇帝位后，于武德元年五月诏令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武德七年，唐高祖诏令州、县、乡皆设置学校，有明一经以上者，咸以名闻。高祖亲自到国子学，释奠先圣、先师，诏令王公子弟各就学校。
唐太宗即位后，对学校教育更加重视，学校教育制度日趋完备，中央、州、县三级学校均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中央的学校是国子监，亦称国学，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学已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唐太宗即位后亦多次到国学视察，令国子祭酒、司业、博士讲论，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贞观六年（632），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的学校除隋时已设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之外，又增设律学。上述六种学校的学生人数分别为三百、五百、一千三百、五十、三十、三十不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录取八品以下的官吏及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弟。据《通典》卷53记载：“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当时在国学之内，来自四方的儒者数以千计，连同四周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国学的组织机构是，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置祭酒一员，总管国家的教育事业，与司业二员一道，是国学最高的正副学官，掌管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国学的六种学校中，还设有博士、助教多人，负责日常的教学工作。例如经学大师孔颖达于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为国子祭酒，于国子监任职长十余年之久。其他如国子博士马嘉运、太学博士王恭、国子助教司马才章等，都是著名的经学家，在孔颖达的主持下参加过《五经正义》的撰写工作。
如果说国学的教师都是当时的经师的话，那么，国学中的主要课程则是经书。除了《论语》《孝经》等必修课程外，还有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毛诗》《周礼》和《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穀梁传》），统称为《九经》。
州、县所设立的官办学校分为三等，上郡学生六十员，中下郡各五十员；上县学生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在州县学校中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考试合格后送中央参加常举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贞观六年，唐太宗还诏令“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教授学生，对各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除了国学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的中央官学系统外，贞观元年所设置的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在东宫所设置的崇贤官，也都教授生徒，从而形成了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此外，在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也设置博士教育学生。当时，高昌、吐蕃、高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也派遣子弟前来长安求学，盛况空前。
国子监作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它在隋唐时期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于中央政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的教育行政部门，体现了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教育事业所处的地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六、大兴礼乐
自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以后无不重修礼乐，唐王朝亦不例外。如果说周代所存的六代乐之一《大武》是表现周武王姬发克商的乐曲和舞蹈，那么，《秦王破阵乐》则是表现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武功的乐曲和舞蹈。据《隋唐嘉话》记载，《秦王破阵乐》产生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故地后，“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庆祝对刘武周作战的胜利。这一记载表明，《秦王破阵乐》亦含有乐曲和舞蹈两方面的内容。
唐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礼乐，因而在燕享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天下已经平定，正月己亥日，高祖“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为大唐王朝制定新乐。
贞观元年（627）春正月乙酉日，李世民改纪元为“贞观”，于丁亥日设宴宴请群臣。当时，大唐雅乐尚在制定之中，宴会上奏《秦王破阵乐》。该乐曲歌颂秦王平定天下武功，李世民听了当然十分高兴。然而，这毕竟是一曲“武乐”；此种场合，应当奏“文乐”，但大唐雅乐又未制成。为此，唐太宗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
右仆射封德彝奉承唐太宗，说道：“陛下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
封德彝的这句奉承话，并未能讨得唐太宗的欢心，因为这违背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唐太宗不得不予以纠正，说道：“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所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封德彝没有料到奉承皇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顿首认错。
太常少卿祖孝孙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大师，他受命制定《大唐雅乐》，所遵循的原则是吸取古代音乐的精华，熔南朝与北朝的音乐于一炉，以适应大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即位后，又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并于贞观二年六月修定完毕。
当祖孝孙将修定的《大唐雅乐》上奏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御史大夫杜淹颇有异议，说道：“齐之将亡，作《伴吕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
唐太宗不赞同杜淹的观点，说道：“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
尚书右丞魏徵发挥唐太宗的“缘情以设教”的观点，说道：“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唐太宗对魏徵的“乐在人和”的观点颇为欣赏。据《旧唐书`张文收传》记载，协律郎张文收曾向唐太宗建议“厘正太乐”，唐太宗没有同意，并且说道：“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
唐太宗的“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以及“缘情以设教”等观点，表明他对乐的本质及其社会功用有着颇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破阵乐》和《庆善乐》的制定和修定之上。
据载，贞观七年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舞》”。所谓“七德”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语：“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通鉴》胡三省注引《新志》：“《七德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可见，《破阵乐》有歌有舞，内容是颂扬唐太宗的武功。
贞观七年正月癸巳日，唐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州牧、蛮夷酋长，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宗颇为得意。见此情景，太常卿萧瑀上言说：“《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
唐太宗没有采纳萧瑀的意见，因为刘、薛、窦、王当年的一些部下，如今已成了唐王朝的文臣武将。如果在乐舞中表演刘、薛、窦、王等人被擒拿时的状貌，势必会伤害这些人的感情，因而解释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萧瑀闻听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说道：“此非臣愚虑所及。”
唐太宗的这番话表明，他确实遵守了乐在“人和”的原则，把乐舞的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主张“偃武修文”的魏徵，每当侍宴演奏《七德舞》时，他总是低下头来；而演奏《九功舞》时，他则高兴地抬头观看。
《九功之舞》是唐代的“文舞”，创作于贞观六年。此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大见成效，九月己酉日，李世民临幸庆善宫。庆善宫是唐高祖李渊在陕西武功的旧宅，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唐太宗效法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宴请并赏赐闾里故旧，见景生情，感怀颇多，赋诗十首（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故乡所作的《大风歌》仅一首三句），命音乐大师、起居郎吕才为诗谱曲，“命曰《功成庆善乐》”。唐高祖又效法刘邦命童子为《大风歌》伴唱起舞的做法，使令六十四名童子（八列，每列八人），头戴“进德冠”，穿“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这种舞蹈，打扮文雅，“进蹈安徐”，舞步徐缓，乐曲悠扬，因其“以象文德”，故曰“文舞”，与手执干戚，“击刺往来，发扬蹈厉，以象武功”的《七德舞》即所谓“武舞”截然不同。自此后，每当有大的宴会，唐太宗都使令乐工将《庆善乐》《九功舞》与《破阵乐》《七德舞》“偕奏于庭”。
《庆善乐》与《破阵乐》作为唐朝初年的文舞、武舞，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后者“披甲持戟，以象战事”，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这两部乐舞的歌功颂德，不仅可以使唐太宗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与满足，而且有助于巩固和安定唐王朝的天下。
颁行《贞观新礼》，是唐太宗为巩固唐王朝而施行的又一重要措施。早在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曾“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唐高祖于建国之初，有鉴于“礼典湮缺”，而大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又“多识朝廷”，因而命他“裁定制度”，被高祖称为“今之叔孙通也”。唐太宗即位后，偃武修文，于贞观二年诏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令他召集礼官学士对隋朝所定的《五礼》130篇进行修订。第二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至贞观七年，修订工作完成，所修订的《贞观新礼》篇目与《隋礼》大体相同，唐太宗“始令颁示”。
唐太宗大传贞观七年后，围绕着“封禅”大典的争论，意见纷纭。有关封禅的典礼，自秦始皇“封禅”时便争论不休。由于涉及到古礼，因而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由于有关封禅大典的争论，重新修订《五礼》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徵、王珪等主持修订《五礼》，并请著名的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李百药、令狐德棻参加这项工作。其中，学识渊博的孔颖达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唐太宗在将《新礼》颁行天下的诏书中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乐者，并随违而矫正。”
《贞观新礼》“书成”后，唐太宗为褒奖孔颖达在修订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给孔颖达“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唐太宗很看重《新礼》的修订和颁行，认为这是他有功于当代、堪为后世效法的一件大事，因而与周公的制礼作乐相提并论，说道：“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指《破阵乐》《庆善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
魏徵当即说道：“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魏徵在唐太宗面前这一番话，并非是阿谀奉承，也不是因为他是修订《新礼》的主持人之一，而是强调礼乐对治国的作用，把礼乐视为他所提出的“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意在使唐太宗坚定地执行偃武修文路线。而唐太宗的一番话，表明他是把制礼作乐视为实现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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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对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以及主要官员的人事调动，是与他对宰相制度的改革、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同步进行的。魏晋以来形成的三省制度，至隋朝嘛c世民对三省制度所实行的适当改革，在于他对三省的职权及其相互制约关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创立了崭新的宰相制度，既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又使君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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