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龙牙门”是新加坡的古称。从“龙牙门”到“新加坡”,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这岛国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本书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新加坡的发展、人物及地名变迁。全书分为石叻纪事、风流人物、源长流远、盛世修典四个部分。本书的论述,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加坡,同时可让读者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促进中新两国民间友谊,因此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新加坡]柯木林(Kua Bak Lim),新加坡华人,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获一等荣誉文学士学位,兼备商界与学界的双重实战经验,为新马著名历史学者,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目录
第一篇 石叻纪事
古代新加坡的地名
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
《勤勉堂诗钞》中的新加坡诗篇
“与君话冷炎州月”:新华古典文坛纪实
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战舰在新加坡
天福宫发现“光绪御笔之宝”
光绪真迹之重大历史意义
维多利亚女皇雕像记
英女皇登基60周年庆典绪言
国家博物馆华人铜像之谜
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新加坡的“清明上河图”
新加坡的“紫禁城”
新加坡文化与文化新加坡
又一辛卯年
从“丽的呼声”想到《叻报》
重建“南生园”刍议
历史地标的瑕疵
金钟大厦不只是一栋大厦而已
“善与人同 和衷共济”:关于新加坡同济医院的几个问题
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古色古香的天福宫
豆腐街昔日繁华今何在
古建筑的生命力在于庆典活动
风雨牛车水
虎豹别墅应有的定位
武吉布朗还有哪些秘密?
从“咖啡山”风云谈到古迹保存问题
谈新加坡福建会馆的“迁都”
转型中的晚晴园
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
宗风远鬯 与时俱进:新加坡宗乡总会对华族文化的贡献
可作为华社软实力机构
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
SG50:2015年的回望
第二篇 风流人物
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
大伯公是谁?
传统与前卫:难得一见的先贤文献
真正的“双文化”人才
“笑余九载新洲住”:炎州冷宦左秉隆
养正学校切莫忘了叶季允
想起林文庆医生
梅花五月又逢卿
新加坡闽籍人士的社会正能量
“敢将先贤较前贤”:从薛佛记到陈嘉庚
铁血情长:
薛有福的“情书”与林谋盛的“家书”
点评《星洲头家》
从祭奠佘有进想到林义顺墓园之谜
三庆大典缅怀新加坡蔡氏先贤
数风流人物:谈陈金声·陈武烈·陈育崧
第三篇 源长流远
新中两国交往大事记:(三世纪至1950年)
“清宫秘档”中的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
“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
大时代的“风向标”: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
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的若干秘辛
林义顺八十年前的中国大西北计划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为何选址晚晴园
侨汇·侨批·民信业: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
百年跨国两地书
闽南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为案例
“似此星辰非昨夜”:同德书报社105周年庆
“何日请缨提锐旅”:孙中山与新加坡辛亥人物
重启“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
第四篇 盛世修典
盛世修典
新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65~1986年)
编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的动机与意义
“但开风气不为师”:出版《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的意义
“一万年来谁著史”:重返宗乡总会绪言
辛亥革命百年祭
“国大新加坡历史奖”的遗憾
民间修史:《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了
前言/序言
前 言
新加坡地处南海一隅,离赤道仅138公里,这里常年是夏,天气炎热,所谓“南洋乃化外之邦,榛莽之疾地”也。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早在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年)登陆前的500年,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居住,并与泉州通商。当时被称为“淡马锡”、“单马锡”或“龙牙门”的新加坡,是一个商港及海盗据点,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新加坡岛上各地发掘出土的文物如宋元及明初的瓷器与钱币,以及1984年新加坡考古发掘出土的14世纪文化层遗物,均显示这里是个商港。元代商人汪大渊(1311~1350年)曾经到过新加坡,并写了《岛夷志略》一书(1349年),记录了1330年与1337年的旅途。汪大渊告诉我们 :
龙牙门: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炎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第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根据汪大渊的描述,古代新加坡人被称为“单马锡番”,港口有状若龙牙的两座山石。这里天气炎热,有华人居住,农业不发达(“田瘠稻少”),缺乏天然资源(“山无美材”),没有工业基础(“贡无异货”)。海盗专劫掠回航商船,和泉州通商的货物“皆剽窃之物也”。 可见古代新加坡海域,是属海上霸权文化。
除了“龙牙门”是古代新加坡的地名外,我们从南海典籍中可以搜索到的新加坡古地名,约有32个。古代南海是中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要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航海史,必须借助中国史籍资料,这是为世界各国学者所一致认同的。从“龙牙门”到“新加坡”名称的改变,既说明了新加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新加坡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历程。
因此,如果新加坡华人史从14世纪说起,或自1819年上推500年,亦不为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决定的。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在于重启古代新加坡的繁荣。新加坡在开埠后短短的五年内就迅速发展为东南亚的区域贸易商港, 是有其历史轨迹可寻的。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天然形势,加上历史及人文发展的因素,决定了新加坡必然成为本区域的贸易重镇,同时也产生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气候,与孕育多元文化的肥沃土壤。700年后,新加坡在整个区域以及全世界所处的形势,从殖民地时期直至今日,基本上并无太大的改变;新加坡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地位亦有增无减,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特色,本质上仍旧和古时候的情况相同。
《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是一部汇总文集,本书共收录了72篇文章。这些文章曾散见于各学报杂志、会馆刊物及新马报章上。现在这部汇总文集,在中国得以首次出版,是一件幸事。
世界文化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与岛国文化三大类型。大陆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其生成空间为陆地。安贫乐道、封闭、墨守成规、求稳求太平、害怕社会变动是其特点;海洋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城市文化、市民文化,具有强悍、机智、浪漫、生机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基本特征。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集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特性,对内有凝聚力,对外具开放性,反映在自身的历史事件上,自然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同时也孕育了一批另类的历史人物。
作者本身自认为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幼童时喜欢看历史连环画,中小学时期爱读古典小说,大学选修历史学。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谈论议题,以古喻今,用的也是历史。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在官场、商场这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领域里,干了38年,纵然业务繁忙,案牍劳形,但对历史的热情,不曾减少。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进行历史研究、寻幽访古的田野工作。如此长年积累,于是留下不少专篇。
本书所反映的内容是一个海外华人历史学者,根据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问题的思路,有些时候也是“借题发挥”。书中对个别历史专题,也有特别的论述。由于文章写于不同的时间,发表的平台也不一样,所以收录于本书中的文章长短不一,短则一千多字,长则几万字不等。但为了保存文章原貌,因此收录本书时,决定不做改动。为求阅读方便,本书做了简单的分类,大致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石叻纪事
石叻是新加坡古地名之一,源自马来语“Selat”,“海峡”的意思。“石叻纪事”是本书的重点部分,占全书总文章的50%。这36篇文章,以古论今,或将今论古,从历史的角度剖析问题。历史的长河是割不断的,“凡事必出有因”,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性。昨日种种缘由导致今日之果,其理至明。
这部分内容从《古代新加坡的地名》一文开始。此文根据1986年5月中华书局(北京)出版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检阅与解释了古代新加坡地名的一些情况。从《古代新加坡的地名》到《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从《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到《“与君话冷炎州月”:新华古典文坛纪实》,再到《新加坡的“清明上河图”》、《新加坡文化与文化新加坡》和《SG50:2015年的回望》等这些篇章,来看新加坡历史的轨迹。
华人会馆是新加坡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近百年的新加坡华人历史上,会馆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1986年1月成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是新加坡华人史上的大事。宗乡总会成立的意义,在于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传承,对促进融合新移民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作者本人实际参与宗乡总会的工作与活动,从个人实战经验,对于宗乡总会过去30年的发展历史,做了精细的分析。这些篇章是《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和《宗风远鬯与时俱进:新加坡宗乡总会对华族文化的贡献》等。
作者对新加坡的华人历史古迹,情有独钟,所以,这部分的内容也谈到了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如天福宫、萃英书院、陈金声纪念喷泉、同济医院、国家博物馆华人铜像等。作为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新加坡有150年是在英国统辖下,其间三年零八个月是日治时期。这些文章有《维多利亚女皇雕像记》和《关于新加坡日治时期的断限》等。
以上篇章,我们可视之为新加坡历史的注释。新加坡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这些历史事件,可说是岛国文明面临刺激时的一种回应。
风流人物
从1819年至今,在各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新加坡华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领域,分别扮演了各种角色,对促进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新加坡闽籍人士的社会正能量》与《“敢将先贤较前贤”:从薛佛记到陈嘉庚》两篇文章是这一课题的概述。
新加坡历史人物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其中比较杰出的如:薛有福(Sit Yau Fu,1862~1884年)、林谋盛(Lim Bo Seng,1909~1944年)。这两位英雄,前者御法,后者抗日。他们一个是海军军官,一个是陆军少将;都是受英文教育,而且都是出身富有人家,都为国牺牲了。薛有福牺牲时年仅23岁,林谋盛36岁。他们都有纪念建筑物存世,一个是纪念祠堂,一个是纪念碑;纪念建筑物一个在福州,一个在新加坡。更巧合的是:两人殉国的时间相距60年,正好是中国纪年的一个甲子。《铁血情长:薛有福的“情书”与林谋盛的“家书”》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对于历史悬案与影响新加坡华族(指华人,余同)历史的人物,如陈金声、左秉隆、叶季允、林文庆等,本书也有所涉及。这些篇章包括《新加坡历史悬案中的曹亚志》、《“笑余九载新洲住”: 炎州冷宦左秉隆》、《养正学校切莫忘了叶季允》、《想起林文庆医生》和《数风流人物:谈陈金声·陈武烈·陈育崧》等。
源长流远
这部分是与中国近代史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文章。
新加坡是亚细亚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1990年10月,新中才有正式外交关系。 但从历史上看,新中关系绝非仅有这短短的20多年。这里列有一文《新中两国交往大事记(三世纪至1950年)》,说明新中两国交往源长流远。三国时期康泰奉命南宣国化,在所著《吴时外国传》中已提及“蒲罗中”(新加坡古名)。
康泰毕竟太遥远,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距今也有600多年了。远的不说,就在距今140年的1877年,清王朝已在新加坡设置第一个海外领事馆。1881年,还从北京直接派遣了一位专业外交官——左秉隆(1850~1924年)来到新加坡。10年后,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兼辖海门(海峡殖民地,英文为Straits Settlements,俗称三州府)等处。在晚清海外笔记中,新加坡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南洋第一埠头”,可见晚清的外交政策对新加坡的重视。
开埠初期,由于各种建设,需要大批和建筑业有关的劳工、技工与木工,吸引了华人拓荒者先后从槟城、马六甲、廖内群岛及中国沿海的福建、广东地区,分四路来到新加坡。19世纪中叶,经过这股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
然而这批来自闽、粤的移民,远渡重洋到海外谋生,没有社会地位,又备受歧视。他们所期望的是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国家领导层的倾向。谁能把中国带强,便效忠谁。
代表中国近代化的北洋海军访问新加坡期间,得到华人社会的盛情接待;孙中山以新加坡作为革命的海外总部,也得到当地富商的支持。抗战期间陈嘉庚登高一呼,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就是这种心理的具体表现。
《大时代的“风向标”:新华甲午人物五个人》、《北洋水师三访新加坡的若干秘辛》、《林义顺八十年前的中国大西北计划》和《南侨机工纪念雕塑为何选址晚晴园》,这些篇章,值得一读。
盛世修典
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历史感的民族,也是世界上唯一保有自己完整历史的民族。从公元前1300年的殷朝至今,保存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华民族这种优良的传统,随着移民被带到海外去。海外华人在重大庆典时都会出版纪念特刊,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年来,新加坡华社(华人社会的简称)从单纯的特刊出版,又提升到整理整个华人社会的资料,并细分至族群的历史。
新加坡华社在整理华人史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本书作者是这些出版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有关这些出版物的报道,可参阅的篇章有:《编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的动机与意义》、《“但开风气不为师”:出版《〈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的意义》和《民间修史:〈新加坡华人通史〉出版了》等。 这些出版物都是为学界所认可的。
尤其是《新加坡华人通史》的编纂,是一项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民间修史工程。为了庆祝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年,宗乡总会组织编写了《新加坡华人通史》(柯木林主编),并于2015年11月出版。这部通史时间跨度为自14世纪至今的700多年,全书80多万字、826页,有300多幅插图,由海内外37名史学界学者共同撰写完成。这部史学巨著涉及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力求让读者全面地窥视新加坡华人史的全貌。
新加坡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从单元经济转型为多元经济,新加坡的华人与其他各族人民在这里胼手胝足,共同创造了今日的繁荣。新加坡从荒芜到繁华,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本书通过各个独立篇章的论述,让读者更能了解新加坡;如果读者能从阅读中取得某种启示,为新中两国民间的情谊拉近距离,则不失本书出版的意义。
本书出版得益于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苏文菁院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凤玲博士及《人民政协报》郝雪主任的多方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柯木林
2016年11月23日
完稿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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