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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和泡沫经济的崩溃，在“复辟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日本社会出现了极端的本国中心、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本书收录了包括历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女性学、思想史、表象文化论等专业领域内的十八位学者的论文，针对这一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动向，多视角地展开了批判。当今天的日本人被亚洲的受害者追究过去的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接受“本国”的过去，将如何来回应对这一责任的追问？这无疑是今天的日本人必须正视的问题。

作者简介

　　小森阳一，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文艺批评家，主要著作有《重读漱石》《作为事件的阅读》《历史认识与小说——大江健三郎论》《种族歧视》等。
　　
　　高桥哲哉，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哲学理论家，主要著作有《逆光的逻各斯》《德里达》《记忆伦理学》《靖国问题》等。
　　
　　赵仲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译著有《事的世界观的前哨》《日本的民俗宗教》《哲学家广松涉的自白式回忆录》《童话心理学》等。
　　
　　陈高峰，安徽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讲师，主要译著有《日本中世近世文学作品选析》等。
　　
　　李雨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硕士。
　　
　　王海凤，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硕士。

目录

前言
Ⅰ 回顾过去的话语
作为文学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文学
“国语”教科书中的民族和历史
不许侮辱我的母亲
爱能拯救殖民地？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话语——以《坂上之云》为中心
“自由主义史观”与历史教育

Ⅱ 来自“民族主义”的重压
超越“更好的日本人”的形象——在自豪感与悼念面前
没有价值的忏悔
国民的心象地理与解构国民的话语
民族·历史·爱国心——以将“历史教科书争论问题”历史性相对化为目的
为了忘却的“国民故事”——思考“来历论”的来历
传媒与民族主义的消费

Ⅲ 抽出记忆的意志
否定论的时代
记忆的未来化
勒南的忘却抑或在“国家”与“历史”之间
战争的记忆与历史研究——越南1945年饥荒调查
作为仪式的性暴力——关于战争时期强奸的用意
从个体记忆出发——反省战后历史教育
后记

精彩书摘

　　司马辽太郎叙述的位置
　　我想对上述已经以参照系为手段进行了讨论的问题在《坂上之云》“叙述”层面上加以考察。《坂上之云》中交织着好几种叙述。故事的叙述、奇闻逸事的叙述，以及解释和说明性的叙述。从形式上而言，司马辽太郎在作品中登场，异化了小说的形式即叙述，并且，他还用了很多“之后”“后一年”“这个时代”“该当时”这样的词汇，将小说内的时间相对化。
　　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余闻”来进行的叙述，在大的文脉上破坏了小说的形式，同时，叙述超越了小说内时间的“逸闻”这一点，从形式的层面上强调了叙述的多样性。
　　那么，记录事件，在其中插入逸闻，加上说明、解释、评论，再来重新编织事件，展开故事，这种手法是不是司马辽太郎写小说，即叙述历史的基本手法呢？例如，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一则——司马辽太郎描绘了俄罗斯的巡洋舰诺维克号冲出日本舰队的包围“逃跑”的场景，以及日本军舰“千岁”号追踪的始末。在写了相同的驱逐舰“果敢”号的故事之后，司马辽太郎介绍了东乡平八郎的日记，即证词：“俄国人绝对不弱”。接着司马辽太郎写下了自己的评论：“确实如此”，随后加上了说明：俄国军舰在黄海沉没，自己做出了“败北的姿态”。并评论道：“这是日本的幸运”。
　　司马辽太郎以上述方式展示“一个片段”，以此书写文本——以故事／轶闻／解释、要约、评价为单位描绘场景，用各种场景的组合来记录黄海海战。同样，通过包括众多场景的辽阳大会战、日本海大海战、攻占旅顺等事件描绘了日俄战争。在提出众多资料的同时，通过上述的手段所进行的描述，司马辽太郎对历史的叙述看似非常具有真实感。
　　并且，司马辽太郎对事件也进行了对照性的记录。他用“在日本称为黄海大海战，而在国际上被称为鸭绿江战役”（“渡美”）来对照日本的提法，他拓展了视野，也介绍了俄国方面所记录的战史以及俄国对此的见解和解释。粗看来，他的叙述中充满着相对性、客观性。
　　在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的这一文本中所提示出来的历史——历史叙述，既鲜明地显示了它是司马辽太郎的叙述，是一部小说，同时它作为历史史实，具有真实性，叙述的是“事实”，进而又混杂着伪装成“客观性”的叙述方式。在此，我想必须批判的应该是其中的说明性叙述吧。司马辽太郎将他所作出的判断和评价的“主观”进行了透明化，将自己断定的事项幻化为“客观性”叙述。
　　在司马辽太郎那里，说明性叙述被灵活地运用为解释／提示、断定／假定、特殊化／普遍化、要约／说明，更复杂地、集中地成为司马辽太郎的“客观性”主张、断定被“事实化”叙述行为中的一部分。之前的巡洋舰“诺维克”号和驱逐舰“果敢”号的例子中“确实如此”“这是日本的幸运”等表述，包含了价值／判断的叙述，在该文本中发挥了“事实”“客观性”叙述的功能。
　　对于与该场景捆绑在一起的位于上一级的黄海海战，司马辽太郎这样说明：“黄海海战以失败告终”。接着，他又写道：“即便这次战役不是日本方面的败北.也还是失败的”，“即便从俄国方面来看这次战役也是失败的”（“黄尘”）。故事的叙述和逸闻的叙述的要约，即作为评价的说明的叙述，背后隐藏着价值／判断，作为事实／客观性叙述，被赋予了在叙述中的位置。
　　这种叙述行为中最有意图使用的是假定的叙述和普遍化／特殊化的叙述。在假定的叙述的事例中，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俄军斯坦博格中将的描述。司马辽太郎这样写道：“假如他掌握了准确的敌情，以南下行动初期的气势，以直捣第二军司令部的气势长驱直入的话，日军必然难以抵抗而溃不成军。”（黄尘）
　　……

前言/序言

　　这是发生在东京都内某高校中的一件事——在有很多学生上课的东亚国际地域研究课堂上，一位教师讲述了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造成了今天日本社会中在日朝鲜人（包括韩国籍、朝鲜籍人在内）的现状，他试图唤起学生对此事的关注。但是，某日他读到了学生学习报告中的一段话，感到万分震惊——“我没有想到在大学里竟然接受这样的自虐式教育”。教师感到震惊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在日朝鲜人（韩国籍），学生当然对此也很清楚。
　　对日本与朝鲜的过去、直到现在的关系重新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在日朝鲜人教师，日本的大学生用反问“老师也是属于自虐史观派的吗？”来回应，这绝不是开玩笑或是编出来的故事，本书执笔者之一的徐京植先生就是亲历者。当今日本人的历史意识是多么的混乱啊，这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我想。
　　在试图对正视侵略亚洲、正视殖民统治历史的态度进行嘲讽和非难的意义上使用的“自虐史观”这个词汇，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部分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空想家的专利，它已经成为一般学生甚至市民的最新流行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由领导“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的登场，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所造就的。他们乘着冷战结构的解体和泡沫经济的崩溃等所产生的人心的不安，在“复辟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极端的本国中心、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尤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日益增多的原“从军慰安妇”等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们的揭发和质问，他们采取了极为反动的拒绝态度。他们发动报纸、杂志、漫画等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从不听取被他们排除在外的他者的呼声，他们自以为是的言论宛如“被压制的真实”那样开始被很多人所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本书主要是针对这一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攻势展开批判而编辑的论集。我们两位编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与各种不同专业背景、不同个性的人们——进而，与隶属于不同国籍、不同习俗的人们——站在一起，共同批判新的民族主义。我们想要将本书编辑成一本以自由的形态、从各自不同的位置出发对问题发表见解的理性的证言集。从结果上而言，本书尤其呈现出横贯历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女性学、思想史、表象文化论等专业领域的多样性，从随笔到辩论式的文章以至接近于比较学的研究论文，构成了形式丰富多彩的文章盛宴。我多少有些自负地窃思，从这一点而言，它完全符合以引导人们走向开放的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论文集的初衷。
　　作为书名的创意者我想说一句。《超越民族与历史》这一书名，其实在本书的执笔者中间也有过争论。“民族”“历史”带有“本国史”甚至“国民史”的含义，但是，对于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思想的批判，也不能将之与批判者的立场以及批判的脉络毫无关系地进行绝对化。尽管我们不能忘记民族主义结构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将被其他民族、其他国压迫、民族性被抹杀的人们的“抵抗的民族主义”与统治者的民族主义来等同地加以谈论吗？享受着国民国家恩惠的人，能说正在深受不能拥有国民国家之苦的人们对国民国家的希求是民族主义并应该将之舍弃吗？当今天的日本人被亚洲的受害者追究过去的战争和殖民地统治责任的时候，尽管他们拒绝民族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接受“本国”的过去的话，有可能来回应对这一责任的追问吗？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超越民族与历史”这一运动，绝不可能是单纯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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