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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自此，十年内战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抗日战争进入崭新阶段。
　　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相对说来，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反映不够翔实充分。除周恩来的独特作用广为人知外，自始至终进行领导而起决定作用的张闻天、毛泽东，反而鲜为人知；而中共中央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决策过程，更是闻所未闻。这些史实的披露和剖析，正是全面了解、深刻认识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所必需。
　　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关于西安事变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等，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中共高层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决策，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妥协派、投降派的斗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作者简介

　　程中原，男，汉族，中共党员，研究员，江苏省无锡市人。曾任淮阴师专党委委员、教务科长、学报主编，并为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成员，《江海学刊》副主编、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编研室主任、副所长，兼任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2003年至2007年兼任《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编写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著有《张闻天传》、《胡乔木传》（编写组副组长）、《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中国的成功之路》、《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校重点教材，第一首席专家）、《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等。

目录

引言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一、红军落脚陕北，巩固扩大苏区，实行策略转变
（一）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和巩固扩大苏区、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1．巩固、扩大根据地
2．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3．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
（二）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三位一体”的联合
1．重视联合东北军、西北军
2．优待东北军俘虏，与张学良建立直接联系
3．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洛川会谈
4．红军将领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5．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第二次洛川会谈
6．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肤施会谈
7．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
8．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东北军工作方针
9．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10．东北军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11．联合杨虎城和西北军
12．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
（三）中共中央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
1．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2．晋西会议调整对蒋介石策略
3．“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4．“两广事变”的推动
5．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6．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二、蒋介石坚持“剿共”政策
（一）开始准备对陕甘地区的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二）准备给1936年10月在会宁会师的红军三大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
（三）扼制绥远抗战
（四）逮捕救国会七君子，压制群众救亡运动
（五）在外交上继续对日妥协
三、张学良、杨虎城反对“剿共”，要求抗日
（一）张学良、杨虎城反对蒋介石继续“剿共”
（二）蒋介石向军官训练团训话，动员“剿共”
（三）张学良到洛阳再次进谏，再遭蒋介石训斥
（四）再谏再拒，被逼“兵谏”
1．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先后进谏，又遭蒋介石严厉拒绝
2．最后一次努力，蒋介石仍固执己见
3．张学良、杨虎城初步确定发动“兵谏”
4．西安学生请愿，张学良许下诺言
5．张学良再次陈情，又被蒋介石严词呵责
（五）箭在弦上
（六）蒋介石要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手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一、决定“兵谏”
（一）周密部署
（二）箭在弦上
二、华清池捉蒋介石
（一）华清池发生激烈枪战
（二）逃了蒋介石
……
中共高层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与实施
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制止内战不懈努力
西安事变的最终结局和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总结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中共高层与西安事变》：
　　2.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在北上途中，连续致电张国焘，要他从错误中自拔，随中央北上。张国焘不仅拒不受命，反而于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驱使部队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并于月底利用红军总部密码和总政委的名义企图将红二、红六军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更公开打出反党分裂旗号，在理番县的卓木碉（今属四川省马尔康县）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通过“决议”宣布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此事成为1935年至1936年间中共和红军内部存在的最大困难以至危机。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开展斗争。他们借助张浩（本名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行教育和帮助，在张国焘那里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及在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等的帮助和敦促下，加上“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窘迫处境，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第二“中央”而成立“西北局”，勉强同意北上。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会师前一天，张浩、张闻天、毛泽东等致电庆祝，欢迎他们“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7月5日，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第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第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第三十二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罗炳辉、袁任远担任。从此，结束了张国焘凭恃通电密码直接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将近一年的不正常状况。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分别从驻地甘孜东谷、护霍、绥靖出发，踏上共同北上的征程。
　　以后，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又发生动摇。在这紧急关头，张浩、张闻天、毛泽东等一起，接连致电张国焘和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制止张国焘的动摇，力促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明令禁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的不断斗争和劝说，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等的推动，张国焘被迫停止西渡黄河计划而执行北进方针。
　　1936年10月7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在会宁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一部会合。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10日晚，在会宁文庙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联欢大会。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左纵队到达隆德县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军团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南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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