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小引

一、梁启超：落伍者的超前追问
回至那次“跨出”：新文体，“群”与民族主义，革命与改良间的摇摆——眼界一变又一变之后：到美国，大共和国的梦想，“不知从何处说起”，美国模式与中国之路，“不依傍”——梁启超与“五四”：巴黎和会与“五四”火炬的点燃，历史的隐喻，梁启超与“五四”的孕育，梁启超与“五四”人的距离，建设新文化的态度与梁启超的价值

二、章太炎：真俗之间的道德情怀
“革命”与“学问”：“苏报案”，章太炎与梁启超，书香世家与诂经精舍，经学与新知，“转俗成真”，奇妙的组合——道德与秩序：佛声与民声，“救亡”两层面，平等、齐物，章太炎与无政府主义，道德秩序与社会人心，自贵其心、不依他力，时代张力——过程与终极：章太炎学术对中西文化的回应，章太炎与社会主义，太阳底下无新事物，“自己手造和别人帮造的墙”，章太炎与鲁迅，20世纪的两种人

三、苏曼殊：面对人生的苦难与诱惑
《惨世界》的“乱添乱造”：“很不忠实”的翻译，影射手法，对晚清社会的揭露，对奴性的批判，男德形象，积极的革命者，“国民孤愤”与“扑满图”——走向“潭影疏钟”：众说纷纭的“出家”原因，内心潜存的出家欲望，“革命”与“和尚”——两种诱惑之间：生命与创作中的矛盾，苏曼殊小说，痴情男儿，情缠绵却不婚娶、有情人难成眷属，出世的诱惑，人生的矛盾与分裂，深渊诗情，浪漫和尚的情与爱，情爱与革命，内心煎熬，“尚留微命作诗僧”——“剪裁”的尴尬：贬低情爱与抬高革命，单一标准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模式，20世纪初历史的丰富性，揭示人生本质的意义

四、王国维：20世纪的另一思想源头
把“玉”叙述为“欲”之后：《（红楼梦）评论》的失误，人生问题，与叔本华的缘分，欲望与生活的本质，痛苦的解脱，超然于利害之外之物，《红楼梦》的解脱之途，王国维与其时代的张力——现代性与人生问题：中国孕育现代性的语境，叔本华与西方哲学，两个“西方”，主意说与直观，悲剧功能与游戏精神，反抗现代性，两个大师——“人间”的文学话语：《人间词话》与哪一个“西”交融，王国维的“真”，与理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对话，王国维的术语——发人深思的误读：对皇室的态度与对封建文化的态度，为传统所化与“化”传统，关于“启蒙”先驱．时代的误区

五、谴责小说：“破船”叙述中的未来想象
欲海行舟兴亡一梦：老残的梦，主要谴责点，道德角度——“游”者的视线内外：《老残游记》的失误，视线之内的官，桃花山下的社会，反对辛亥革命与变革要求——还彩云以“生命”：关于“线索人物”，傅彩云形象，作者对彩云的态度，登上“觉岸”之路

六、鸳鸯蝴蝶：被放逐的市民情调
不讨好的双重疏离：对鸳鸯蝴蝶派的读法问题，市民情调对传统的疏离，反抗神圣的两条路子——“逃避现实”与迎向现实：夏志清的论断，上海的崛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另一份人生对文艺的要求，报刊的繁荣与“蝴蝶”的起飞——文人与大众：20世纪初文人的分化，游离传统角色的文人。“五四”人的“中心”心态——都市与乡村：市民情调的隐匿，都市与乡村的张力，都市的再次向文坛迈进

年表（1903—1914）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1903年2月20日。日本。横滨的轮船码头与横滨的街道一样，并没有显出与平日特别的异样。站在趸船上，再往前跨一步，便是那艘远洋客轮了。

梁启超跨了过去。

这一步，他跨得很不轻松。

可以说，从脚的跨出到落下，时光逝去了三年多。

三年多之前，他便迈出了去往美洲新大陆的步子。那是1899年年底，旧金山中国维新会成立，应该会同志邀请，梁启超离开日本，准备经由檀香山去往美国大陆。尽管这次出游的原因里另有微妙，但梁启超希望到美国考察之心实在是早已有之。因而那次行程仍然给梁启超带来兴奋。1899年12月20日，梁启超乘坐“香港丸号”向檀香山进发。那时的梁启超，二十几岁，生命和才华都正如大海的波涛，豪气冲天。船行海中，他觉得自己在时空上正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乃“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于是胸中万千块垒突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挥笔写下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歌中以颇为不凡的口气写道：“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①表达了自己去美国观光的宏愿和目的，从中可以见出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在渴望和拥抱着未来的美国大陆之行！

可惜那一次他并没有如愿。正遇淋巴腺鼠疫威胁着檀香山的神经，有关当局规定过往乘客不得登陆。梁启超不管不顾地登陆了，却因为实行强行检疫不能按期离岸。梁启超意外地在檀香山停留了半年。本想再去美国大陆，国内形势却发生急变。维新派领袖之一唐才常的汉口起义枪声即响，梁启超于7月密回上海。迎接梁启超的是起义失败和赴美大陆计划的搁置。梁启超去往美国大陆的脚步提起了，却并没有跨出。这一“跨出”直到三年多之后才完成。

这一“跨出”的并不轻松还远不在于时间意义，更在于其生命的意义上。这一步，标志着梁启超生命史上的又一次转折。这一转折非同小可。转折完成之后的梁启超虽然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不断扮演过角色，但作为中国舆论界之执牛耳者，其“言论界之骄子”的地位已逐渐丧失，其在思想界那种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已不复再来了。在当时的革命派眼中，曾是“同志”和朋友的梁启超落伍了。更不用说在以后的“五四”时期，梁启超只能代表过去的时代。革命派至少还把梁启超当作论敌，而在新青年那儿，梁启超连做论敌的荣幸都基本上失去了。

这似乎是一个谜。一位差不多成为革命派“同志”的人，在去另一个世界“问政求学”之后，怎么竟会变成一个“革命”思想上的落伍者呢？

更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与他的那次“跨出”，并没有真的消失。梁启超是这样一个人：在历史车轮前进时，他是一个被抛弃的落伍者。他只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但是，他之“落伍”，却并不像人们曾经否定的那样轻飘。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提问题时的思维方式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否定者。多少年之后，当他又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时，人们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所提问题的“问题性”。

西方学者较早发现了梁启超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勒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先后出版，成为汉学史上重要的学术著作。而中国学者对梁启超的兴趣再起则是因为世纪之交的触发：当又一个世纪之交来临时，人们发现，梁启超当年所提的问题，连同他发问时所用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再次凸现在历史的天幕上。

这种“凸现”又迫使我们思考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多年来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单向度描述，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世纪初的一些历史人物。比如梁启超，一个世纪之交的重要思想家，一个当之无愧的“天才”，为什么在历史变革面前会变得“保守”？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多向度和深刻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艰难。被曲解了的历史简化了我们的思维、弱化了我们的智力。

重新理解梁启超对我们今天从简单进化论的、单向度的、浅表的历史观中走出来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着复杂的历史思考和历史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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