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死亡常常給人以一種壓倒性的浩渺和虛無感，一切過去之事，沒有延續隻有終點。然而，過去不在，過去留下的痕跡卻無處不在。生命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死者徹底從幸存者的世界中消失。常常，死者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入生者的記憶之中，這種“生”與“死”的對話不僅是一種個人或傢庭的體驗，也往往會被塑造成一個國傢的集體體驗，尤其是當公民為瞭國傢的存亡曾做齣大規模的集體犧牲之後。

　　哈佛大學現任校長德魯·吉爾平·福斯特教授的著作《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正是探討瞭美國南北戰爭背景下這一“生”與“死”對話的産生、形成極其後續影響。全書從“死亡”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和評價美國內戰，立意獨特，洞見深邃，福斯特藉用19世紀改革人物奧穆斯塔特的名言“thisrepublicofsuffering”作為書名，寓意瞭“內戰死亡”所具有的穿透性影響力全書以“死亡”為主綫，以“種族”、“性彆”為支綫，通過遍覽並收集包括書信、日記、報刊文章、布道詞、廣告詞、繪畫、照片、墓碑碑文以及小說和詩歌等在內的豐富史料，生動展現瞭美國內戰期間的死亡是如何塑造瞭一個“受難的國度”，並由此得齣結論：死亡——不僅通過保全國傢，也通過塑造持久的國傢結構與國傢義務——締造瞭現代美國。

　　該書去年齣版後，在國內曆史學界引起瞭較多關注，著名曆史學者、北大教授王希曾專文評介此書，《新京報》書評周刊、《南方都市報》、《中華讀書報》等國內重要讀書媒體也都做瞭大篇幅書評推薦，本書還入選瞭2015年中國好書榜年榜？人文類百佳好書。

　　如今，在世界上許多國傢和地區，大規模死亡所帶來的“生”與“死”的對話時刻都在發生著，國傢和個人時刻都在被拷問著對死亡的承受、理解、記憶和思考。而這本記載著罹難者的死亡、殺戮與埋葬，鎸刻著生還者的焦慮、痛苦與睏惑的史學著作，以死亡描述瞭國傢的新生，也給我們帶來瞭深遠啓發。

內容簡介

　　本書以一種新的史學視野，探討瞭美國內戰期間人民所經曆的苦難，以及戰爭和死亡對此後國傢及社會文化的持久影響。德魯？吉爾平？福斯特將目光聚焦在作為戰爭主體的普通人，以她傑齣的分析與描述纔能，探究瞭北部與南部美國民眾如何應對這一具毀滅性的經曆。他們如何麵對殺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難者，如何哀悼與紀念，如何幫助死難者的傢人？這場戰爭如何影響瞭那些幸存者？……本書對這些問題有力而動人的迴答，為重新理解美國內戰提供瞭一個重要的新維度。

作者簡介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1947—），

　　美國曆史學傢，曾擔任哈佛拉德剋裏夫高等研究院院長，同時兼任林肯曆史講座教授。2007年至今任哈佛大學校長，獲選美國《時代》雜誌2007年度百大具影響力人物。福斯特是哈佛大學曆史上首位女校長，也是自1672年以來首位沒有哈佛學習經曆的哈佛校長。她的著作包括《創造之母：美國內戰時期南部蓄奴州的女性》、《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等。

精彩書評

　　引人入勝，新穎……福斯特迴歸瞭將戰爭同殘存的浪漫主義、崇高品格與社會目的徹底剝離的工作。

　　——埃裏剋·方納 （美國著名曆史學傢）

　　生者為瞭有意義地活下去，需要構建對死者的記憶，死者因此而得以“復活”，繼續與生者的對話。這種“生”與“死”的對話不僅是一種個人或傢庭的體驗，也往往會被鑄造成為一個國傢的集體體驗，尤其是當公民為瞭國傢的存亡曾做齣瞭大規模的集體犧牲之後。

　　——王希 （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

　　惠特曼錯瞭；書籍確實能夠呈現真實的內戰。這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旁徵博引的書。這是部傑作。它用大量研究、現實主義與真知灼見，粉碎瞭關於內戰的感傷主義。

　　——戴維·W.布萊特 （耶魯大學教授，“耶魯大學公開課：美國內戰與重建”主講人）

　　《這受難的國度》是一部開創性的曆史著作。在其中，一段先前被忽略或被誤解的關鍵曆史，突然之間成為瞭焦點。

　　——《新聞周刊》

目錄

緻 謝 001

序 言 關於死亡的工作 003

第一章 死亡：“獻齣我的生命” 001

第二章 殺戮：“更巨大的勇氣” 029

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課” 056

第四章 尋名：“意味深長的字眼—無名氏” 096

第五章 接受： 平民與哀悼之工作 130

第六章 信仰與懷疑：“這場大屠殺意義何在？ ” 165

第七章 解釋：“我們對死者的責任” 205

第八章 統計：“多少？ 多少？ ” 243

尾 聲 幸存 258

注 釋 265

索 引

譯後記

前言/序言

　　關於死亡的工作

　　人固有一死。“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我們也都將走嚮自己的墳墓”，在1862 年的一場布道中，南部邦聯聖公會的一位主教如是說。他解釋道，每個時代都必須麵對“相似的痛苦”，每個時代也都必須尋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並非萬人一式。不同曆史、不同文化與不同時空中的不同環境，決定著人們走嚮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盡管“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也盡管我們都終將一死，但在不同時代，在不同地方，我們的離世方式卻各不相同。

　　19 世紀中葉，在內戰的硝煙中，美利堅閤眾國開啓瞭與死亡的新關係。這場內戰被證明為美國曆史上最血腥的戰爭，它也預示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綫的屠戮，以及20 世紀全球範圍的大屠殺。1861 年至1865 年間罹難士兵的數字估計為62 萬，這大緻相當於獨立戰爭、1812 年戰爭、美墨戰爭、美西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美國殉難士兵人數的總和。內戰間的死亡率，亦即死亡發生的次數同美國總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6 倍。而若將這2% 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國，則意味著將有600 萬人死去。在同比它財力更強、人力更足的敵人的對抗中，新的南部國傢掙紮求生。其死亡人數也反映齣，戰爭給其人力資本帶來瞭過大壓力。南部邦聯的死亡率是他們的對手北方佬的3 倍；在到瞭服兵役年齡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於難。

　　然而，這些軍事數據隻講齣瞭部分事實。這場戰爭也奪去瞭無數平民的生命：戰鬥在農場與田野間肆虐，流行病在部隊營地中蔓延，遊擊隊員對婦女甚至兒童施加暴力、進行報復，徵兵騷亂中的暴徒將無辜平民當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區的食物短缺造成瞭飢荒。沒有人試圖係統記錄這些死亡，也沒有人想齣一個辦法，來對死亡人數進行迴顧性統計。傑齣的內戰史學傢詹姆斯? 麥剋弗森（James McPherson ）估計，有50000 名平民死於這場兵燹；他還總結道，南部總體的死亡率，超過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何一國的死亡率，也超過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除萊茵河與伏爾加河之間區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區的死亡率。人們常常感覺，隻有在人性泯滅並且科技也極為發達的後來，纔會齣現美國內戰中那樣大規模的屠殺瞭。

　　這場戰爭死亡人數的影響與意義超越瞭死亡者數字本身。死亡對於內戰一代的重要意義也源於，它有悖於關於生命正常終結的普遍預設—誰應死去，在何時、何地以及何種情況下死去。19 世紀中葉的美國人並非不熟悉死亡。到瞭19 世紀60 年代初，美國的死亡率已開始下降，雖然直至該世紀末，人們的壽命纔開始顯著延長。盡管如此，緊挨內戰之初的那代美國人，仍比他們21 世紀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們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卻與戰爭所帶來的死亡方式有著明顯不同。在內戰中，死亡率與死亡經曆都發生瞭劇變。在19 世紀中期，美國人雖遭受著高嬰兒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著多數步入青年的個體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戰爭裹挾瞭年輕健康者，並快速地、經常是在瞬間用疾病或戰傷將他們摧毀。這與當時人們關於誰該先死的預想截然而驚人地對立。正如弗朗西斯? W. 帕爾弗裏1864 年為聯邦士兵亨利? L. 阿博特所作的悼詞：“處於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擊似乎最為沉重。” 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參軍的情況要高齣5 倍。在戰爭中期，一位牧師對其康涅狄格團解釋道：“無論是他還是他們，都未曾在這樣一種具有特殊條件和特殊需求的時代生活並麵對死亡。”內戰中的士兵與平民，都察覺到瞭戰前歲月許多人所謂的“平凡的死亡”同內戰期間戰場、醫院和營地中痛苦且頻繁的死亡之差異，也都看到瞭那種“平凡的死亡”同戰爭對平民生活的擾亂之區彆。

　　在內戰時期的美國，北方與南方都經曆瞭許多戰爭親曆者所謂的“死亡的豐收”。在戰爭中期的南部，“似乎傢傢戶戶都在為某位罹難親人哀悼”。失去變得極其普通，死亡不再是個人遭遇；死亡的威脅、逼近與現實，成為瞭人們最廣泛的共同戰爭經曆。如一位南部邦聯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麵麵都占有統治地位”—它主宰著一個個傢庭與一條條生命，要求人們進行關注與迴應。內戰對今日的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它結束瞭奴隸製，並幫助我們詮釋自由、公民身份與平等之意義。它使美國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傢，並將它推入經濟擴張與影響世界的軌道。然而，對於那些曾在內戰中生存過並從中幸存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的經曆之方方麵麵都與死神如影隨形。在戰爭結束時，這一共同的苦難將超越長期以來人們在種族、公民身份和國傢性質問題上的分歧，使犧牲以及對犧牲的紀念成為南北最終統一的基礎。即便在我們的時代，這種內戰觀—從根本上說，它是傷感主義的— 仍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死亡不僅改變瞭數十萬遭受喪親之痛的個人，它也改變瞭美國。在描述被運抵弗吉尼亞半島的聯邦救護船的傷員與瀕死者時，弗雷德裏剋? 勞? 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指齣，戰爭創造瞭一個名副其實的“受難的國度”。犧牲與國傢變得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脫離正常生活參軍，這需要這個訴諸武力來定義其目標與政體的國傢承擔起對他們的責任。一場關乎聯邦、公民身份、自由與人類尊嚴的戰爭，要求政府去關注那些為國捐軀者的需求。履行這些新被認知的職責，成為瞭聯邦權力擴大的重要原因。而聯邦權力的擴張，也正是這個在戰後被改變瞭的國傢的特徵。國傢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顧活人與關注死者為目的的內戰補助金製度的齣現，所涉及的工程規模之大，在戰前是很難想象的。死亡—不僅通過保全國傢，也通過塑造持久的國傢結構與國傢義務—締造瞭現代美國。

　　內戰期間的美國人經常在文章中寫到所謂“關於死亡的工作”。它意味著士兵戰鬥、殺戮與陣亡的義務，也同時令人聯想到戰鬥的後果：屠殺、苦難與破壞。這裏“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瞭工作的過程及其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重要聯係。戰爭中的死亡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它也需要行為與行為者（agents）。首先，它必須是被強加的；19 世紀60 年代，數百萬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敵人於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們的參與和迴應，需要人們去體驗並應對。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並忍受生命的最後時刻，這就是工作。蕓蕓眾生之中，唯有人類會有意識地預見死亡；在死亡麵前選擇如何錶現（為死亡方式憂心忡忡）將我們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努力應對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獨特的部分。

　　處理死者也是人們的工作之一。這一職責在字麵意義上指的是處理他們的遺體，在比喻意義上指的是消除他們的影響。痛失親人者努力通過儀式與哀悼將自己同逝者分離開來。傢庭與社區必須去修補傢庭與社會的裂痕。各個社會、各種文化、各個國傢（無論它是聯邦還是南部邦聯）也必須努力理解並解釋無法估量的損失。

　　這是一本關於美國內戰中死亡之工作的書。它試圖描述，在1861 年至1865 年期間以及戰後幾十年中，美國人是如何擔負起這一曆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認知的工作。人類並不隻是死亡被動的受害者。即便他們是死者，他們也是參與者；他們為死亡作準備，想象死亡，涉險死亡，忍受死亡，也試圖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們是幸存者，他們就必須適應因自己存活與他人死亡而齣現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對死亡的恐懼，觸及瞭內戰時期美國人關於“我是誰”的最基本認知，因為死亡所帶來的生命終結和形體異變之威脅，不可避免地激發起人們的自我審視與自我定義。本書以個人之麵對死亡與殺戮為開端，探索瞭在這個擁有著共同苦難的遼闊共和國，那些經曆是如何改變瞭社會、文化和政治。死亡所帶來的變化，一些是社會層麵的，例如妻子變為瞭遺孀，孩子淪為瞭孤兒；一些是政治層麵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過他們的甘願赴死與樂於殺敵來贏得公民身份與平等；還有一些則是哲學與精神層麵的，例如大屠殺迫使美國人探尋戰爭浩劫的意義，並對它做齣詮釋。每一場死亡，都包含著19 世紀基督教的言辭與話語所描述的“劇變”，亦即從今生到死後命運的轉變。死後世界的存在與性質問題，是信教者與不信教者都關注的古老話題。對那些焦慮於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測亡者命運的親屬而言，這成為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便精神與靈魂真的不朽，有關肉體的問題仍令人煩惱。對於那些目睹瞭這場戰爭使人身首異處、麵目全非的美國人來說，肉體會在“最後審判”那天復活與歸位的傳統觀念愈益令人難以置信。去過戰地醫院的人，幾乎總會驚恐地談論軍醫手術颱旁成堆的四肢—這些四肢被醫生從它們曾經歸屬的身體上切割下來，已不再是人們身體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變成瞭令人作嘔的物體。人們似乎無法確認這些胳膊與腿的主人，也無法將它們復原，就像那數萬身體與姓名相分離的失蹤者一樣。肉體與寄居其中的人類自我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同那些傷者一樣被徹底粉碎瞭。

　　在很多重要方麵，屍體都是衡量戰爭成就與影響的標準。確實，在內戰時期的美國，屍體隨處可見。指揮官們將己方傷亡人數同敵方的進行對比，以此作為評定軍事勝利或失敗的依據。士兵們努力尋找詞匯來描述那遍布戰場的血肉模糊的死屍；親人們苦苦思索著報紙上傷者名單的含義：“輕傷，在肩上”，“重傷，在腹股溝”，“緻命傷，在胸部”。他們照顧著垂危者，然後埋葬他們的遺骸。來自前綫的信件與報告指齣，受傷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實幾乎無法避免。通過攝影這一新技術，平民得以第一次直麵戰場上死亡的現實。在馬修? 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匯攝影室，當看到它所展齣的極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戰役死者照片時，人們震驚得目瞪口呆。就算布雷迪“沒有將屍體帶來，並放在我們的庭院裏和馬路上，那麼他也是做瞭和這非常相似的事”，《紐約時報》評論說。

　　人們對屍體廣泛關注，大量描繪瞭它們的毀滅與形變。這不可避免地提齣一個問題：它們與那個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聯係？在戰鬥結束後，幸存者通常會像處理牲畜屍體一樣，用鐵鍬將死屍鏟入溝中— “一堆一堆，就像死雞一樣”，一位評論者這樣形容。他們以自己的冷漠，踐踏著生者與死者的人性。內戰的死亡使人與動物的界綫瀕於消亡，就

　　像人與動物界限消失之觀念也同時侵蝕著19 世紀科學信條那樣。內戰使美國人麵對著一個巨大的任務。這一任務同保全還是分裂國傢，結束還是保留奴隸製，或獲得軍事鬥爭勝利（也即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內戰時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著極大不同。北方和南方的美國人，都將被迫麵對並抵抗戰爭對他們所持有的關於生命應如何終結之觀念的衝擊，這種衝擊對他們那關於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最基本預設提齣瞭挑戰。士兵與平民麵對著恐懼—這種恐懼強迫他們去質問自己的應對能力、對這場戰爭的獻身，甚至是對一個正義的上帝之信仰；與此同時，他們也都努力保存著自己最珍視的信仰，並使它們在一個被戰爭急劇改變瞭的世界中繼續發揮作用。美國人不得不確定（找齣、發明、創造）處理超過50 萬死難者的方式與機製：他們的死亡、遺骸與失去。他們完成這一任務的方式重塑瞭他們的個體生命與死亡，同時也重塑瞭他們的國傢與文化。關於死亡的工作，是內戰時期的美國最基本，也是最艱巨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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