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 大傢小書。作者為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大傢，本書精選其代錶性作品，以較小篇幅展示作者的學術成就。

☆ 以專題課形式編排，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方麵，集中展現當時曆史與社會風貌。書中不僅僅關注人物、事件、製度，也描述社會生活，對飲食、娛樂、習俗等均有涉及。

☆ 印製精美，適閤饋贈、收藏。

內容簡介

　　著名曆史學傢周一良先生學貫中西，在中國史、日本史、亞洲史、敦煌學及中外關係史諸領域均有很高造詣，尤其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用功頗深。

　　本書為周先生魏晉南北朝史方麵論文的結集。內容涉及對重要曆史人物的論述，如諸葛亮、梁武帝等；對典章製度的評述，如魏晉兵製、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北魏三長製等；還對兩晉南朝的清議、兩晉時期流民、宇文周的種族、《世說新語》及其作者劉義慶，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問題等進行瞭考察。除收錄專題論文外，另把作者關於該時期社會生活的數篇劄記編為《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零拾》，以呈現當時社會風貌。

　　本書的“代前言”的《我和魏晉南北朝史》，附錄《學術自述》與《怎樣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便於讀者瞭解作者的治學理念和學術曆程。

作者簡介

　　周一良（1913—2001），著名曆史學傢。安徽東至人。1913年1月生於山東青島。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入中央研究院。1944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1946年迴國，先後執教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1952年起，執教於北京大學，任曆史係教授，曾任北京大學曆史係主任。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日文化關係史論》、《唐代密宗》等，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通史》（與吳於廑共同主編，四捲本）。其代錶性著述大多收入《周一良集》（五捲本）。

目錄

我和魏晉南北朝史（代前言）

第一講 論諸葛亮

附：白羽扇

第二講 魏晉兵製上的一個問題

第三講 乞活考——西晉東晉間流民史之一頁

第四講 兩晉南朝的清議

第五講 《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

附：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

第六講 《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

第七講 論梁武帝及其時代

附：蕭衍以及東晉南北朝人小字/

第八講 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

第九講 從北魏幾郡的戶口變化看三長製的作用

第十講 論宇文周之種族

第十一講 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

附一：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

附二：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

第十二講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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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術自述/

附錄二 怎樣研究魏晉南北朝史/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學術自述

我於1913年1月19日生於青島。原籍安徽東至縣，在北京、天津生長。自八歲起在天津傢塾讀書，計十年之久。在這期間，我讀瞭四書、五經、《古文辭類纂》等，學習寫作古文，對清儒考據著作也有所接觸。塾師中受益最深的是二十四歲來周傢、二十八歲即去世的南皮張潞雪先生（張曾敭次子）。在傢塾裏我還曾先後學習日語和英語。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因專修科不算“正途”齣身，1931年鞦進入創辦不久的輔仁大學曆史係。輔仁的曆史大師們不擔任一年級的課程，因而次年又轉迴燕京大學曆史係，成為二年級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學，我受知於鄧之誠（文如）、洪業（煨蓮）先生。鄧先生學識淵博，口纔極佳，他講授魏晉南北朝斷代史，娓娓而談，引人入勝。我對這段曆史的興趣，就是由鄧先生這門課培養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學方法（初級和高級），給瞭我考證和處理史料的嚴格訓練。作為鄧先生課程的學年論文，我在三年級時寫瞭《魏收之史學》。我畢業論文《大日本史之史學》，則是由洪先生齣題並指導的，這是中國學人第一篇全麵評價日本重要史學著作的文章。大學畢業時，我被推選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畢業後我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一年，此時曾去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課，感到眼前放一異彩，由衷佩服。後由陳先生推薦，我進入瞭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

……

少年在傢塾讀書時，就最喜讀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細密周到。後來遂打算繼承郝懿行《晉宋書故》，著手對魏晉南北朝文獻中的語詞進行研究。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完成瞭《魏晉南北朝史劄記》。《劄記》中對大量名物製度進行追根尋源，充分利用瞭史書、詩文、敦煌寫本、考古報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時或引證西周金文銘文、《儀禮》一類史料與古籍。而且對日本文獻的熟悉也給我頗多助益。例如在“相聞、相知”條中，我不但說明瞭“相聞”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齣此種用法沿襲至唐代並傳人日本，日本古歌集《萬葉集》中專立“相聞”一門，即指相互酬答。

《劄記》除疏通語詞本義之外，也盡力“通古今之變”，對諸多曆史錶象背後的重大政治綫索予以深究。例如“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條，通過兩段話語，揭示瞭宋文帝時身為宗室的臨川王劉義慶在麵臨猜忌和誅殺時力圖免禍之窘境，顯示瞭“元嘉之治”的光暈之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之尖銳。又如“曹氏司馬氏之鬥爭”、“名教自然‘將毋同’思想之演變”、“西晉王朝對待吳人”、“東晉南朝地理形勢與政治”、“東晉以後政權嬗代之特徵”、“王敦、桓溫與南北民族矛盾”、“爾硃世隆傳中所見官製”等條，都包括長篇綜論，對當時政治、軍事、文化、製度發展中的一些重大關節點深入剖析。

《劄記》的這些工作，我認為還未能構築巍峨大廈，而隻起瞭加瓦添磚作用；但也掃除瞭不少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時的“攔路虎”。日本學者川勝義雄1981年1月7日曾來信說：“……諸條中該博之知識與精密之考證，至為嘆服。要之，實痛感我輩外國人終難與本國學者相匹敵耳。”日本學者吉川忠夫稱此書“是卓越見解與淵深廣博知識的精彩結晶，堪以名著相稱。”

八十年代我針對魏晉南北朝史學作瞭一些探討。解放前我對魏收之史學的研究，雖然細密，但今天我感覺還未超齣傳統史學的史例、史法之類衡量標準，是比較死闆的一種做法。例如對崔浩“國史獄”這個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齣新的看法，視野也比較狹窄。八十年代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深度和廣度都不相同瞭，進而提齣，崔浩所修國史的“備而不典”，如實記錄瞭拓跋早期失國、亂倫等事，暴露瞭北魏統治者祖先的羞恥屈辱，是其罹禍的主要原因。我對拓跋氏早期曆史和世係的有關辨析，被譽為“自來曖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係，可謂從此最後解決”。

在討論史學史上的編年體和紀傳體時，我指齣最早的曆史記載，大抵都是依年代順序來敘述。中國最早的曆史《春鞦》是編年體，晉國、楚國的國史大約與魯國史一樣也是編年體，汲塚發現的魏國國史《紀年》也是編年體。編年體流行瞭約五百年後，纔齣現瞭紀傳體的司馬遷《史記》。西方最早的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紀號稱“曆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的《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順序編寫的。羅馬著名史學傢李維的《羅馬史》，更是明確的編年體史書。約在希羅多德之後約六百年，纔齣現瞭普魯塔剋的列傳體《希臘羅馬名人閤傳》。這就顯示，要從人類思想的脈絡和中外史學的比較，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階段和意義。

史學的變遷與社會文化政治密切相關，因而我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也不限於史學史本身。魏晉以來王朝更迭多用禪代，政權交接以及其間的政治鬥爭，就直接體現在“國史斷限”這類糾葛之上。西晉編撰國史時，曾有人提齣把晉朝曆史斷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齣其目的就在於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義性有所減輕，以掩飾衝淡禪代過程中的陰謀與暴力；西晉和東晉的史學傢，在這個事件上各自顯示瞭不同麵目。

我對南朝、北朝之史學特點加以比較，認為各有異同。南朝史學注重議論的“精意深旨”，看重對曆史發展的洞察能力。如範曄《後漢書》的《黨錮傳序》從春鞦以後世風的變化談起，《宦者傳序》從古代寺人製度談起，《儒林傳序》論述瞭東漢二百年學官發展，《西羌傳論》縱論瞭東漢以來羌人活動及漢廷遷徙政策的失誤，這都是通過貫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齣的深刻看法。瀋約《宋書》和蕭子顯《南齊書》也有同樣風格。而北朝如魏收《魏書》的“序”或“論”，就給人以就事論事、拘泥具體功過得失的感覺，缺乏通觀全局的評論和對變化發展的把握。我進而從更高層次上，就南北文化的總體風貌來分析其南北史學異同的緣由。在文學上，“江左宮商發躍，貴於清綺；河朔詞意貞剛，重乎氣質”；在佛學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實踐；在經學上，也有“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的情況。南朝文化在玄學和佛學的推動促進下，偏重於分析思辨，故與北朝不同。用《論語》之言來概括，就是北方偏於“學而不思”，南朝偏於“思而不學”。這樣，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學發展的不同趨勢。

從南北朝史學異同入手，就可以體察到文化是既區分不同層次、類彆的，又往往有一種共同的東西貫穿其中。由此我提齣，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文學、藝術、思想等屬於“狹義文化”；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經濟製度以及衣食住行、生産工具等，可算“廣義文化”；而在一個民族的各個文化分支中，還可能潛存著一種共同素質，貫穿於各個方麵，我名之為“深義文化”。南北史學的異同，與文學、宗教、經學等等的異同密切相關，從而顯示瞭南北朝文化在格調和風貌上的總體差異，這就證明瞭“深義文化”的存在。

與之相類，我感到日本與中國的文化差異，也同時體現在“狹義文化”、“廣義文化”和“深義文化”諸多方麵。日本文化對自然的親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樸素、縴細的特點，重視體現責任與義務的“義理”，包容性、實用主義和善於模仿，以及蘊藏於日本文化深處的“苦澀”、“閑寂”情調等等，都構成瞭日本獨有的文化特性。這就說明，文化是個整體，各個特點之間的聯係是非常密切的，離開瞭哪一方麵，都解釋不瞭這個文化整體。這三個層次由狹而廣、由錶及裏、由淺入深，共同組成一個立體的文化定義和文化類型的分析模式；而“深義文化”，則最終構成瞭一個民族的靈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交流現象時，我發現有些影響在對方國傢和民族中生根、發芽、結果，交流的結果長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響在較短期間風靡一時，卻未能生根發芽，不久即成陳跡。為什麼會齣現這兩種不同的情況呢？通過對具體例證的研究，我認為這取決於：一、交流的內容本身是否屬於某個國傢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長遠價值、經得起考驗的精華；二、這種影響是否適應對方國傢或民族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化發展的需要。例如日本從七到九世紀盡力仿效唐代典章製度，但進入十世紀後莊園製興起，貴族控製瞭政權，幕府取代瞭皇室地位，唐製不再適用，就形成瞭另一套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而中國古代的考試製度，則不僅影響到瞭高麗王朝、越南李朝，還影響到瞭西方文官製度的誕生，這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中國與印度的文化交流，則顯示瞭文化交流中存在著相互影響的不平衡現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響瞭中國文化近兩韆年，在中國土地上結齣瞭豐碩的果實；而印度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殊不顯著。這都值得深思和進一步研究。看來，狹義和廣義的文化是比較容易相互學習、引進的，而深義文化，卻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進。

……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學方麵。早年進學，受的是乾嘉樸學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學階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瞭西方近代史學的訓練；建國以後，進而逐漸樹立瞭另外兩個觀點：唯物的與辯證的，進入瞭學習、運用馬剋思主義史學理論階段。我今天的看法是，這三種類型的訓練有一共同之點，即要求曆史必須真實或盡量接近於真實，不可弄虛作假，編造竄改。隻有真實的曆史，纔能成為“後事之師”，起參考、藉鑒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曆史最根本的態度和方法隻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如何纔能實事求是呢?一個閤格的曆史學傢應當具備鮮明的辯證觀點，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見大；看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不同領域之間的關聯；看到紛紜錯雜曆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係；看到曆史是辯證地發展。如果說五十年來我的學問多少有些進步的話，那就是由於初步建立瞭這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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