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金雁 著

图书标签:

• 苏俄史
• 苏联史
• 现代化
• 改革
• 俄罗斯
• 历史学
• 政治学
• 社会学
• 20世纪史
• 冷战史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70454

版次：1

商品编码：1139261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秦晖金雁文集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1-01

页数：28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人这个怪圈呢？

作者简介

　　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

目录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再版序
自序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集体化前“富农”的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
农村“分化”的性质与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政策
20年代苏联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
农村分化统计研究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
“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粮食危机与“富农”问题
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1928-1929年问对富农的政策
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富农标准的下降与“富农”队伍的扩大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消灭富农”与全盘集体化
“消灭富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19世纪俄国的“离土不离乡”：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
“公社世界”的危机与身份壁垒
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
身份制的废除与“离土不离乡”的消失
从奇吉林到鲁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近代史的“怪圈”
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鲁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鲁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斯托雷平改革与村社复兴运动
“分家”：瓦解“公社世界”
改革的原则与特点
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改革走向反动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1905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的双输之局
“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路标”改变之后：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传统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公社世界”
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斯托雷平奇迹”的甜头与苦果
“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1917年革命还是“十月革命”
政治风云与苏联地名学
俄国地名政治性更改的传统
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四次地名更改风潮
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精彩书摘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按照通常说法，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农村中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富矛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盘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发生的“过火”、“冒进”之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错误。但已有学者指出，消灭剥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这场运动的真正思想动因。据查，在“大转变”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原则性地讲到集体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讲的都是集体农庄能够大量提供廉价“商品粮”，而这是国家不可能从小农那里弄到的。实际上，“集体化—消灭富农”运动正是在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从小农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强购廉价粮而遭到消极抵制之后才发动的，它的“原始积累”性质显然比一般的乌托邦狂要实在得多。
　　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在坚持俄国的公社制度方面，极左与极右离奇地结合起来”。最“革命”的民粹派与最反动的“警察”都在大力鼓吹集体主义、米尔精神、公社制和“共耕制”，极力抵制“个人主义”与自由财产，都力图维护俄罗斯“国粹”而反对“西方瘟疫”，并且为实现这一切又都寄希望于农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怪圈。
　　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从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到对理论、制度模式的反省。而对于中苏等国来说(与因苏军占领而“输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不同)，追溯旧模式的社会—文化根源，对旧模式中反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称为反思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这一阶段在我国已全面展开，在苏联自1987年起也已为少数思想敏锐者所提出。但背着“发达的超级强国”包袱、国内民族问题又十分尖锐的苏联，进行这种反思显然比已在民族危机中挣扎了100多年的中国更困难。西方学者对此虽然注意较早，但出于反社会主义偏见，往往简单地把“斯大林现象”与历史上的沙皇专制作类比，因而也难以科学地看待这一问题。
　　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1906年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最终使沙俄与改革均被葬送，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间把“路标”转向“保守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成为这一转向的牺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

前言/序言

《帝国黄昏：沙俄末世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困境》 引言： 本书深入剖析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这一庞大而古老的文明体在面对西方工业化浪潮和内部社会矛盾激化时的挣扎与困局。我们聚焦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断裂点：沙皇专制制度在面对快速社会转型时的僵化与无能，以及由此催生的社会各阶层复杂的心态与行动。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在看似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的特殊性如何塑造了其独特的现代化路径，并最终导向了历史的巨大转折。 第一章：被延宕的工业化：农业帝国的重负 本章首先考察了沙皇政府在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改革之后所推行的工业化战略。与西欧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不同，俄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行为，旨在快速追赶西方军事和经济实力。我们详细分析了财政大臣维特和后来的斯托雷平所主导的经济政策，包括对外国资本的引入、铁路建设的狂热扩张，以及国家对重工业的倾斜。 然而，这种“跛脚鸭式”的现代化模式，在为城市工业区带来了短暂的繁荣的同时，却加剧了农村的贫困与社会结构失衡。广袤的农业基础依然是帝国的核心，但农业技术的落后、土地分配的不公（村社制度的束缚）以及周期性的饥荒，使得绝大多数人口长期处于生存边缘。本章通过对当时统计数据的细致解读，描绘了一幅“两重俄罗斯”的图景：一端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蒸汽轰鸣，另一端是田野间无望的泥泞。这种巨大的反差，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城市化的阴影：工人阶级的诞生与异化 随着工厂的兴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群体——产业工人阶级——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本章着重分析了这一群体的构成、生活条件以及他们对现有秩序产生的挑战。俄国工人阶级具有非常独特的特征：他们大多是近几年才从农村迁徙而来，保留着强烈的农民身份认同和对土地的眷恋；同时，他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迅速聚集，形成了高密度的集体意识。 我们探讨了早期工人运动的特征，它们往往与宗教迷信、传统的帮派习俗交织在一起，但其核心诉求很快转向了对八小时工作制和更公平报酬的争取。沙皇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和镇压，例如对罢工的严厉打击，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将这批新兴的社会力量推向了更极端的政治光谱。对工厂区生活环境的详尽描述，揭示了社会福利的缺失如何将城市工人变成了易燃的火药桶。 第三章：知识分子的“灵魂拷问”：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断裂 在政治高压和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本章考察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一群体的形成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思想斗争。他们是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接收者与本土化者。 我们分析了托尔斯泰的道德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深渊的探索，以及知识分子内部围绕“彼得大帝遗产”展开的激烈辩论。他们既痛恨专制的野蛮，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灵魂的贫瘠”感到警惕。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在实践层面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但他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却深刻地动摇了沙皇统治的精神支柱。本章特别关注了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走向人民”的失败尝试，揭示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巨大鸿沟。 第四章：专制的顽固与体制的溃败 本章将目光投向了沙皇宫廷和官僚体系本身。我们描述了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政治僵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却在现代治理能力上严重不足的统治者，面对一个要求权力下放和宪政改革的社会。 通过对1905年革命前后的政治演变进行细致梳理，本书展示了沙皇政权“两步走”的策略：先是通过暴力镇压（如“流血星期日”）换取喘息之机，然后通过颁布《十月宣言》和设立杜马（国家议会）进行象征性的妥协。然而，沙皇对“法治”的抵触和对杜马权力的持续削弱，使得任何改革努力都显得虚伪而软弱。我们分析了贵族保守势力的阻挠，以及官僚体系内部的低效与腐败，这些共同构成了沙皇制度在最后十年中无法自我修复的系统性缺陷。 第五章：边疆的躁动：民族认同的觉醒与帝国的离心力 沙俄帝国是一个由众多非俄罗斯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本章考察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被压抑的民族意识如何被重新激发。工业化带来的新的经济联系，加速了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精英的形成。 我们分析了沙皇政府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这种强硬的同化策略在收效甚微的同时，反而激化了地方的反抗情绪。本章对比了不同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差异，例如波兰的政治化倾向与芬兰的文化自治诉求，揭示了帝国中央权力衰弱时，边缘地区自主意识迅速膨胀的动态过程。这些“边疆问题”并非简单的分离主义，而是对一个无法提供平等公民地位的中央集权体系的集体拒绝。 结论：历史的必然与选择的代价 本书总结认为，沙俄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结构性障碍的复杂过程。它成功地在军事和重工业领域实现了“局部赶超”，但这种发展是以牺牲社会公平、政治自由和农村稳定为代价的。专制的刚愎自用与社会需求的错位，使得每一次危机都未能被有效地转化为建设性的改革机会。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成为了压垮这架摇摇欲坠的“纸老虎”的最后一根稻草，暴露了其在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合法性上的全面溃败。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去意识形态化的视角，来理解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如何在自身的现代化困境中走向终结的。

评分☆☆☆☆☆

初次翻开这本书，立刻被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所吸引。作者在叙述早期的工业化进程时，并没有采取那种宏大叙事的视角，而是深入到具体的工厂车间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切片中去，让人仿佛能亲耳听到蒸汽机的轰鸣和工人们的交谈。他对农业集体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分析尤其独到，没有简单地将之定性为成功或失败，而是细致地剖析了其间复杂的内在逻辑和不同社会阶层所承受的代价。书中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探讨，也展现了作者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各种图表和模型的使用恰到好处，既不显得晦涩难懂，又能清晰地揭示出体制固有的张力。特别是关于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那几章，提供了许多未曾被主流历史叙事充分强调的细节，让人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和工程师群体的挣扎与抱负有了更立体的认识。整体而言，这本书的文字功底极为老练，逻辑链条严密，读起来酣畅淋漓，仿佛与历史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远超一般历史读物的水准。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像是在迷宫中寻找出口，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和意想不到的转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张力时的那种冷静和克制。例如，书中对赫鲁晓夫时期“解冻”现象的描述，没有落入简单的赞美或批判的窠臼，而是深入挖掘了文化松动背后潜藏的权力博弈和思想解放的脆弱性。作者运用了大量来自不同档案的原始材料，使得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中关于官僚体系内部派系斗争的细致描摹，简直可以媲妆于一部精妙的政治小说，将那些看似抽象的政策变动，还原成了鲜活的权力角力。读到后半部分，尤其是在探讨后期改革遇到的阻力时，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历史宿命般的悲凉感，作者的笔调也变得愈发凝重，但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审慎，没有预设任何结论，而是将判断权交还给了读者，这种开放性的叙事策略，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其深意。它并非那种可以轻松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需要投入相当精力的严肃学术著作。作者在构建理论框架时，显然参考了大量的西方区域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模型，并尝试用这些工具来解析苏维埃特自身的特有肌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社会控制机制的分析，作者没有停留在政治清洗的表层，而是探讨了从教育系统、工会组织到文化宣传机构，如何构建起一套自我维持和强化的社会反馈回路，这种系统性的解剖，极具穿透力。书中对特定历史人物的心理侧写也极为精准，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上扁平的符号，而是有复杂动机和内在矛盾的个体，这使得历史事件的发生更具人性的合理性。总的来说，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叹服，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理论背景，但回报是更为深刻和多维度的认知升级。

评分☆☆☆☆☆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叙事节奏的精妙控制。作者知道何时该加速，何时该慢下来细细品味。在描述重大历史转折点，比如重大战役后的社会动员或关键领导人更替时，行文如疾风骤雨，信息密度极高，让人应接不暇，仿佛身处历史的洪流之中。然而，在分析某一特定时期经济政策的微观执行细节时，笔锋又变得极其细腻和缓慢，每一个数据点、每一份会议纪要都被置于显微镜下审视。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布局，有效地避免了长篇历史论著容易出现的疲劳感。更值得称赞的是，作者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性把握得极其到位，使得苏俄的整个现代化进程，看起来不是一连串孤立的事件堆砌，而是一个有机体在不同压力下进行自我调整和演化的复杂过程，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体现了作者对整体历史观的深刻掌控。

评分☆☆☆☆☆

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那种近乎苛刻的求真精神。作者在论证每一个关键论点时，都展现出惊人的耐心，仿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被质疑的环节。我对书中关于技术官僚与意识形态卫道士之间微妙平衡的论述印象尤其深刻。作者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对科学人才的实际使用策略，揭示了实用主义如何在铁幕的缝隙中不断挤压教条主义的空间。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动态，是理解苏维埃模式长期运作的关键。此外，本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变时，采用了跨时空比较的视角，将苏俄的实践与同期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了隐晦的对照，这种设置让读者在阅读具体历史事实的同时，能够自然而然地进行更广阔的思考。它不是在宣扬某个单一的真理，而是在提供一套结构严谨的分析工具，帮助读者理解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现代性实验的得失与教训。

评分☆☆☆☆☆

很好的书很好书很好很好。

评分☆☆☆☆☆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评分☆☆☆☆☆

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

评分☆☆☆☆☆

以俄为鉴

评分☆☆☆☆☆

在农民战争中，封建社会的革命农民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历代农民政权的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实践的范例。本文试对后期大西军政权经济政策的核心——营庄制度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个不以人们（包括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云南农民起来造缙绅地主与贵族的反，并不是为了接受“民私用草一束者”的营庄制，而后期大西军推行“公有”的营庄制度，也并没有想到它会反而促进云南封建私有制的深化过程。一些同志出于好心，往往用起义农民意志的或多或少的实现来解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苦于土地兼并，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自耕农增加;农民苦于横征暴敛，他们就以农民战争后的“轻徭薄赋”来解释其历史作用。但历史的纵观告诉人们，我国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是少了多，多了少，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我国封建社会的地租赋税是重了轻，轻了重，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历史现实离农民阶级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用上述思想方法看问题，难免要走向历史循环论甚至历史倒退论。“丁亥之变”后，云南的农民很难说有多少人成了自耕农，更难说在抗清军费如此浩繁的情况下有多大程度的“轻徭薄赋”。可以断言，即使没有清军入滇，云南也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云南，实际上丙申改制以后已经这样了。

评分☆☆☆☆☆

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

秦晖金雁文集，每本都值得一买

评分☆☆☆☆☆

但所谓“改造”农民，并不是说农民仅能作为被动的一方。农民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同样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农民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因为农民作为私有者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即改变自身宗法状态的愿望、民主主义的愿望。这正是新经济政策“向私有者农民让步”的基础。当然，社会主义是要改造其私有性的，但如果为了这种改造而把宗法性当做有利因素加以扶持，将是极有害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在于此。

评分☆☆☆☆☆

秦晖金雁文集，每本都值得一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