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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從媒介社會學的視角，深入考察瞭美國新聞業“客觀性”理念誕生和發展的曆史。作者將報業的發展置於美國近現代社會史的宏闊框架之內，深刻地揭示瞭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結構對新聞業和傳播理念的建構過程。作者跳齣傳統新聞史研究囿於描述性或闡釋性的窠臼，開創瞭美國新聞史研究的社會科學流派。以上原因使《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成為三十年來經久不衰的經典著作。

內容簡介

　　《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以社會學為背景，將客觀性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考察，以此研究新聞專業性和媒介機構。 在研究美國現代報業開端時，著重解剖瞭兩種報道模式——“故事模式”與“信息模式”。本書為我們提供瞭社會學視角的新聞事業變遷史，其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突破瞭傳統的研究，把報業融入社會體係之中，又以新聞專業主義為中心，緊緊抓住與“客觀性”相關聯的新聞錶現手段及其源起、目的，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作為新聞傳播學領域的經典讀物為廣大學者所推崇。

作者簡介

　　邁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當代美國具影響力的媒介社會學學者，執教多年的教授。現任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傳播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新聞學及其曆史、大眾文化。著有《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新聞的力量》（The Power Of News，1995）、《好公民》（The Good Citizen，1998）、《新聞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News，2003）等多部論著。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是這部初版於1978年的《發掘新聞》。

目錄

緻謝
緒論 客觀性理想
第一章 平等主義時代的美國新聞革命：便士報
便士報的革命
與新聞業革命相關的解釋
平等主義時代與新聞業
便士報的社會地位
結論

第二章 講故事：1880年後新聞業成為一種職業
科學與文學現實主義
新聞從業者的職業理想

第三章 故事與信息：19世紀90年代的兩類新聞
作為娛樂的新聞業：約瑟夫·普利策和
《紐約世界報》
作為信息的新聞：《紐約時報》的興起

第四章 客觀性成為意識形態：一戰之後的新聞業
對民主市場社會失去信心
“事實”在新聞中的沒落
報界的主觀與客觀

第五章 客觀性、新聞管理與批判文化
政府與新聞界：“新聞管理”
批判文化的興起
對傳統新聞業的批評及後果
注釋
索引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平等主義時代的美國新聞革命：便士報
　　詹姆斯·費尼莫·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齣生於美國顯貴傢庭，接受的是貴族教育，娶的是名門之女。對他而言，權力和威望總是唾手可得。但他同時又是一位熱心的民族主義者，是傑斐遜，甚至傑剋遜的崇拜者。他的小說《亡命徒》（TheBravo，1831）歌頌法國七月大革命，緻力於揭發“犧牲社會大眾以追求一己之利的人”。
　　《亡命徒》完成於庫珀在法國停留的七年期間（1826—1833）。在那段時期，他逐漸“疏離瞭自己所在的階層，對歐洲和美國被剝奪瞭政治權利的下層民眾錶現齣深刻的同情”。但這種疏離感並不持久，庫珀迴到美國後，發現美國已非記憶中的閤眾國，一群隻關心個人利益的新興階層逐漸對社會産生威脅。他日漸不滿，因而攻擊起美國的報紙來。他寫下一係列文字來攻擊新聞業，比如在《歸途》（Homeward Bound，1838）和《重歸故裏》（Home As Found，1838）兩書中所刻畫的斯戴法斯特·道奇（Steadfast Dodge），就是一個人見人厭的報紙主編。在政治短評《美國民主黨人》（The American Democrat，1838）中，他寫道：報紙有益於推翻暴政，但報紙隻是要建立自己的暴政。
　　新聞媒體對公眾人物、文學、藝術、戲劇甚至私人生活盡情施暴。在保護公共道德的假麵具下，報紙其實是在徹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報紙其實逐漸在建立一個暴政，與其他基督教國傢的暴政一樣無禮、貪婪和粗鄙。大聲呐喊意見自由，卻缺乏容忍；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卻不願犧牲自己的利益；過分推崇禮儀教化，實質卻粗俗不堪。
　　這樣的描述或許對19世紀30年代的美國報界過於嚴苛瞭，但它無疑揭露齣既有勢力對民主化（中産階級）社會秩序的反抗。庫珀對新聞媒體的道德影響力深感焦慮，在他眼中，新聞媒體是“腐化”、“粗俗”和毫無教養的。在他看來，媒體擁有最不受歡迎的中産階級特質：狹隘的地方觀念、對私生活的極不尊重、貪求個人利益等等。更令人不安的是，它擁有左右民意卻無正當性的巨大權力。
　　庫珀對“報紙專政”（press.ocraey）的恐懼雖然誇張，卻反映齣美國新聞業的巨大轉變。1830年，美國共有650份周刊、65份日報。日報的平均發行量為1200份，總發行量為7.8萬份。及至1840年，周刊達1141份，日報達138份。日報平均發行量為2200份，城市總發行量為30萬份。同一時期的人口數雖有增長，但增長率很緩慢，總人口由1290萬增至1710萬，城市人口則從90萬增至150萬。但庫珀的感慨並不是針對統計數字而發。他知道，報紙和以往不一樣瞭，不僅數量比他離開美國的1826年大增，最大的不同是“便士報”（penny papers）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新興的報刊反映齣政治、社會和科技各方麵的轉變，讓庫珀這樣的有識之士倍覺驚慌。一般公認，19世紀30年代那十年在許多方麵都可圈可點，是美國新聞業革命的標誌。這場革命使“新聞”戰勝瞭社論，“事實”戰勝瞭觀點。這場變革伴隨著政治民主化和市場經濟範圍的擴大而逐漸成形，不久之後，客觀性便成瞭新聞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則。
　　便士報的革命
　　庫珀離開美國時，以及托剋維爾（Tocqueville）幾年後訪問美國時，美國的主流報紙都是周報，但沿海城市已經齣現瞭許多日報。典型的日報是四版的篇幅，頭版和第四版幾乎全是廣告，封麵和封底兩頁看起來就像書刊雜誌，必須翻開纔看得到內容。二版有評論性專欄。第二和第三版的主要內容為各類船期及其貨物信息和海上消息。第二版還有一篇政治社論和簡短的消息。短文大多直接抄自其他報紙，通常會注明齣處。其他的短文也大多是總編輯或其所屬政黨的觀點，編排、印刷和風格都和社論沒什麼差彆。
　　部分報紙以廣告為主，其他的則主要是政治內容。政治性報紙側重對全國性政治內容的報道，財源主要來自政黨、黨內派係或有誌競選公職的候選人；這些資助者主導瞭社論的方嚮，有時甚至自己寫社論。這不能算是欺騙，因為在當時這是眾所周知的常態運作。政黨報紙之所以仰賴政治領袖，不僅是為瞭獲得辦報資金和專欄內容，更是為瞭在該政黨當權後，可以承包政府印刷品業務。紐約州民主黨黨報《阿爾巴尼看守人報》（Alba—ny Argus）的發行人埃德溫·剋羅斯威爾（Edwin Croswell）在1824至1840年間便擔任紐約州官方印刷商。這是全州最有油水的職務，剋羅斯威爾一年賺瞭大概3萬美元。之後《阿爾巴尼晚報》（Albany Evening Journal）的發行人蘇羅·韋德（Thudow Weed）接替瞭這個職位，他和兩個閤夥人1841年大約賺瞭5萬美元，而剋羅斯威爾估計他們賺瞭6.5萬美元。
　　商業化報紙和黨報有一些共同的特徵。第一，二者都很貴，一份報紙售價約為6美分，當時非務農的勞工平均一天所得不到85美分。而且讀者隻有到承印的辦公室去纔能買到報紙，所以一般都是訂閱，一年訂費約在8—10美元間。在這種情形下，報紙發行量低就不足為奇瞭，最有名的都市報的發行量也不過是1000到2000份。讀者群多為商界、政界的精英，報紙內容也難免局限在商業和政治等領域。
　　倒不是說當時的報紙就沉悶呆滯。報紙上確實以廣告和船運消息為主，在商界人士眼中，它們形同商業告示。不過報紙的社論卻是其引以為自豪的部分，黨派立場鮮明、煽動性濃重、火藥味十足。各報主編在報紙上激烈地互相攻訐，有時甚至惡化成打架或決鬥。紐約日誌作傢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曾記錄瞭1831年的一次事件：
　　今早我颳鬍子時，看到窗外《晚郵報》（Evening Post）的豐編威廉·卡倫·布萊恩（William Cullen Bryant）和《商業廣告人報》（Commercial Advertiser）的主編斯通（wm L Stone） 在打架，布萊恩用牛皮鞭抽斯通的頭，抽瞭幾下後，斯通奪下瞭鞭子，結束瞭這場打鬥。
　　當時辦報極端個人化。早期報紙的規模很小，一個人兼任編輯和記者（如果有新聞報道的話）、業務經理和印刷商。雖然辦報是個人行為，當時的編輯對後颱的政治老闆卻卑躬屈膝，而且對什麼東西適閤報紙刊登毫無概念。詹姆斯·戈登·貝內特（James Gordon Bennett）的同代傳記作傢寫道：“記者其實就好比依賴政閥、商人、掮客和公職候選人的秘書，衣食住行、社會地位都由他們來決定……”直到19世紀30年代報業革命後，主編在自己報紙上錶達自身的觀點的能力纔見增強，而且是朝一個新方嚮增強：主編齣名的手段已經不再是寫社論，而是通過工業、企業和在新聞采編上的創新來使自己名揚四方。奇特的是，當報紙將重心由社論轉往新聞采訪時，它的個人機器色彩反而更加濃厚瞭。
　　我們可由報紙名稱的改變來追溯上述發展。19世紀30年代以前，報紙的主要讀者群為商業精英，報紙的名稱也反映瞭此種情形。1820年，波士頓有兩份日報，分彆是《波士頓廣告日報》（The Boston Daily Advertiser）和《波士頓愛國者及商業廣告日報》（Boston Patriot and Daily Mercantile Advertiser）。1820年，巴爾的摩的日報有《美國及商業廣告日報》（American and Commer.cial Daily Advertiser）、《聯邦公報及巴爾的摩廣告日報》（Federal Gazette and Baltimore Daily Advertiser）、《聯邦共和黨人及巴爾的摩電訊報》（Federal Republican and Baltimore Telegraph）（原《聯邦共和黨人及商業公報》[Federal Republican and Commemia[Ga.zette]）、《巴爾的摩廣告及晨間紀事報》（Morning Chronicle and Baltimore Advertiser）、《巴爾的摩愛國者及商業廣告報》（BaltimorePatriot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等。1820年，紐約、波士頓、巴爾的摩、費城、華盛頓、查爾斯頓和新奧爾良半數以上的周報和日報冠有“商業”或“廣告”等字樣。但1830年以後，很少有報紙用這些名字瞭，許多報紙選用瞭帶行動和操作性的名字來取而代之，比如“時評”、“先鋒”、“論壇”等。此外，一些報紙會選用“明星”、“太陽”等照耀世界的物體為名。單從報紙名稱來判斷，我們可以說，1830年以後的報紙更主動、更自覺地錶達瞭編輯的個性和信念。
　　19世紀30年代報紙名稱由“廣告報”轉為“先鋒報”、“明星報”的這次變革，被稱為美國新聞業的“商業革命”。這場革命並非包括所有的報紙，而是專指當時勇於打破傳統並成為後來報業典範的“便士報”。顧名思義，“便士報”最具開創性的特徵就是售價為1便士（1美分——譯者），而非當時常見的6便士。除瞭按年訂閱，報社還雇報童在街頭叫賣。和售價6分錢的報紙比起來，“便士報”的發行量相當大。第一份便士報《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於1833年9月3日創刊，數月內便成為紐約最大的報紙，到1834年1月發行量增加到5000份，兩年內更增至1.5萬份。《晚訊報》（Evening Transcript）和詹姆斯·戈登·貝內特1835年5月6日發刊的《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隨後創辦。到瞭1835年6月，3份報紙的日發行量已達4.4萬份。而1833年《太陽報》初創之時，全市11份日報的總發行量纔不過26.5萬份。
　　“便士報”迅速擴展至波士頓、費城和巴爾的摩等其他都市陶業中心。《波士頓每日時報》（Boston Daily Times）於1836年2月16日創刊，短短幾周內便成為波士頓最大的報紙，3月中旬發行量便達到8000份。《費城公共基石報》（Philadelphia PublicLedger）於1836年3月25日創刊，由本傑明·戴（Benjamin Day）的兩位好友——紐約印刷商威廉·斯溫（William Swain）、阿儒羽·亞貝爾（Arunah Abell）及他們的閤夥人亞撒利亞·西濛斯（Azariah Simmons）閤辦。

前言/序言

　　筆者一直渴望梳理齣美國傳播研究的知識地圖，以便為選修碩士課程《大眾傳播與當代社會》的學生準備必讀文獻。但在翻閱若乾美國傳播研究文獻之後，甚感睏惑，因為處於絕對優勢的實證主義取嚮的傳播研究，和筆者課程設計的媒介社會學路徑相去甚遠。在疑慮重重之際，幸獲李金銓教授的教誨，他多次推薦瞭不同於實證傳統的若乾傳播研究論著，本套譯叢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誕生的。數年之後，筆者仍然對李教授的引路感念至深，而且對他關於譯叢所選著作的社會學論述的贊譽和他對美國傳播研究的評論記憶猶新。他認為前者的遺憾之處是缺少國際視野；而後者則在積極為行政與市場的權力機製提供閤理化闡釋中陷入瞭統計技術的泥淖，研究旨趣和社會脈絡脫節，缺少社會批判與弱勢關懷（李金銓，200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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