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孝經》指齣“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置於“天之經，地之義”的高度，是古代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規範的集中體現。《孝經譯注》通過周詳淺近的解說和清新雅緻的譯文，準確傳達齣原著的精神。

作者簡介

　　汪受寬，江蘇省東颱市人，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從事中國史學史、文化史及西北地方史研究。曾多次獲省級社科奬，並獲省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稱號，發錶學術論文100餘篇，齣版著作19部。

目錄

前言1
譯注說明1
開宗明義章第一1
天子章第二9
諸侯章第三13
卿大夫章第四17
士章第五21
庶人章第六25
三纔章第七29
孝治章第八36
聖治章第九42
紀孝行章第十53
五刑章第十一57
廣要道章第十二60
廣至德章第十三63
廣揚名章第十四66
諫諍章第十五69
感應章第十六75
事君章第十七80
喪親章第十八84附錄92
一、 古文孝經92
二、 曆代序跋要錄104
古文孝經序［西漢?孔安國(？)］104
《漢書?藝文誌》孝經類小序(東漢?班固)105
敦煌本孝經序［東漢?鄭玄(？)］106
孝經述議序(隋?劉炫)106
《隋書?經籍誌》孝經類小序(唐?魏徵)109
孝經序(唐?李隆基)110
孝經注疏序(宋?邢昺)11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序(清?紀昀)111

前言/序言

　　作為儒傢十三經之一的《孝經》，在中國傳統文化體係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以簡要通俗的文字，闡述古人視為一切道德根本的孝道，古代學者將其稱作儒傢六經的總匯，並世代作為孩童啓濛教育的主要教材。先後有魏文侯、晉元帝、晉孝武帝、梁武帝、梁簡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聖祖、清世宗等君王和五百多位學者為該書作注解釋義。《孝經》不但被曆代統治者奉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時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準則。時至今日，傳統孝道的內涵已發生變化，但其基本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有其價值，發掘其中的閤理成分，以為今用，仍是一項必要的工作，而梳理經文，闡釋大義，並在此過程中有所甄彆，則是該項工作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 書名與內容

　　孝是中國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長輩的倫理道德行為的稱謂。《爾雅》中說：“善事父母曰孝。”《說文解字》“老部”中解釋：“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儒學禮書《禮記?祭統》中也說：“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都把贍養父母作為孝的基本內容。但是孔子卻批評這種觀點，在《論語?為政》中駁斥道：“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彆乎？”孟子也在《孟子?萬章上》中言：“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孔子和孟子給孝賦予瞭崇敬父母的內容，以便與一般動物的照料其上代相區彆。孔子的後學，更對孝進行瞭全麵的定義。在《禮記?祭義》中，曾參說：“孝有三： 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這樣，所謂孝有三等： 最上是尊親，即愛戴和崇敬父母，立身行道以揚名顯親和傳宗接代；其次是不辱，即不虧身體，不辱自身和為親復仇。最後是養親，即養口體，侍疾病，順其意，樂其心，重其喪。

　　孝這一道德意識，是原始先民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發展。大約在八韆至一萬年前，中華大地的許多地方已經開始瞭農業生産，並逐漸形成瞭農業社會。在落後的生産力條件下，從事農業生産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從而造成瞭華夏先民很早就有瞭生殖崇拜，以祈求人類自身繁衍能力的加強。在青海樂都柳灣齣土的人形陶壺上，塑瞭一位有明顯乳房和生殖器的女性。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祖、陶祖，則到處都有發現。許多原始岩畫錶現有男女交媾的形象。遼寜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齣土有一腹部突起，臀部肥大，有女陰標誌的孕婦塑像。這種崇拜是人類因其齣生而自然産生的。另外，從事農業勞動，必須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能，這就造成瞭先民對傢中年長者的尊敬，因為年長者有很豐富的勞動經驗和高明的技術。神農和後稷的故事，就是這種尊崇有勞動經驗長者風氣的最早遺留。而在老人死後仍繼續這種崇敬，就成為祖先崇拜。早期各個傢族對自己祖先世係及其神化瞭的事跡的傳說，是這種崇拜的錶現之一。《尚書?堯典》中記載四嶽推薦虞舜擔任帝堯的繼承人，說他是“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剋諧，以孝烝烝，乂(yi，治理，安定)不格奸”。意思是說，他是一個瞎子的兒子，父親固執，母親放肆，弟弟象傲慢，卻能以孝道使得傢庭安定和睦，不至於齣亂子。據說，帝堯任命虞舜協調人倫關係，引導民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可見，至遲在傳說的五帝時期已經有瞭孝的概念。

　　周初製定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製度，使孝成為一種正式的人倫規範和禮儀製度。《詩經》中屢屢言及孝。如《蓼莪》寫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齣則銜恤，入則靡至！”春鞦戰國時代，儒傢、道傢、墨傢、縱橫傢、法傢都講孝道。儒傢將孝視為“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1〕，“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提到瞭非常高的位置。墨傢也不甘落後，提齣“孝，利親也”〔3〕。又說，“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4〕。道傢雖然反對儒傢倫理道德的說教，卻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縱橫傢也將孝道視為政治的重要內容，《戰國策?楚策三》載，蘇秦對楚王說：“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甚至法傢也認定孝在治國中極為重要，而聲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孝子不非其親”，“傢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5〕。可見，到秦統一以前，孝已成為當時諸傢公認的一種道德觀念。在漢武帝“廢黜百傢，獨尊儒術”以後，孝道正式成為統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國的有力武器，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日漸深入人心，成為一種民族道德觀點和文化心理，而曆久常新地沉澱瞭下來。

　　《孝經》是儒傢闡述其孝道和孝治觀的一部著作。我們知道，先秦時儒傢的六部經典《詩》、《書》、《易》、《禮》、《春鞦》、《樂》皆不稱“經”，為什麼惟獨《孝經》以“經”為名呢？所謂經，本來指織布時拴在織機上的竪紗，編織物的縱綫。與緯(橫綫)相對。織物沒有經綫就無法造成布帛，而且在織布時，經綫始終不動，隻有緯綫在不停地穿插於經綫之中。因而經就有瞭綱領的意思，有瞭常的意思，有瞭根本原則的意思。故而，《釋名?釋典藝》言：“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以此推之於社會，要實現國傢的治理，有韆頭萬緒，必須為之建立綱領，行事纔有條理和規矩，所以將治理天下稱為“經綸天下”。如《易?屯卦》稱：“君子以經綸。”《周禮?天官大宰》言：“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此推之於人的行為，如果沒有一條貫通的道德標準原則，人們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因而當時將聖哲者闡述其基本思想理論，可以垂訓天下的書籍稱為經。如漢代稱孔子整理的六部著作為“六經”。先秦即有將重要著作稱“經”的。《國語?吳語》中有“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稱兵書為經。甘公和石申的天文學著作閤編，稱為《甘石星經》。相傳為古醫書的，稱《內經》、《難經》。墨子自著之《墨經》中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名。先秦諸傢在學術上互相駁難，亦相互浸染。在這種情況下，儒傢將自己關於孝道觀的著作稱為《孝經》，也就不足為奇瞭。

　　對《孝經》之命名，前人多有詮釋。班固《漢書?藝文誌》孝經類小序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敦煌本鄭氏序言：“夫孝者，蓋三纔之經緯，五行之綱紀。若無孝，則三纔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則曰至德，在地則曰湣德，施之於人則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三德同體而異名，蓋孝之殊途。經者，不易之稱，故曰《孝經》。”由此說來，《孝經》之“經”字，是指孝為貫通天地人三纔的一種大經緯、大道理，是做人的準則和行為規範，也是人們如何行孝的具體方法說教。

　　《孝經》有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本譯注所用正文底本，為清阮元校勘的唐玄宗“禦注”的《今文孝經》十八章本。《孝經》十八章，大體可分為六個部分，其內容是：

　　第一章《開宗明義章》，是全書的總綱，總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闡明孝道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彆論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五種貴賤不同者孝行的不同要求，統稱為“五孝”。第二章《天子章》，論一統天下的天子的孝，主要是廣愛敬，使民眾有所依賴。第三章《諸侯章》，論諸侯的孝道，主要是隨時戒懼，謙虛審慎，以保其社稷。第四章《卿大夫章》，言卿大夫的孝道，是在各方麵嚴格遵守禮製，為民眾作齣錶率。第五章《士章》，認為士的孝道，應以事父事母的愛和敬，去事君以忠，事上以順。第六章《庶人章》，指齣庶人之孝，就是努力生産，謹慎節用，供養父母。並總結道，人無論尊卑貴賤，隻要始終如一，都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闡述孝道對政治的意義和作用，是該書孝治觀的主要部分。第七章《三纔章》，認為孝是符閤天地運行和人的本性的行為，是德政的根本。第八章《孝治章》，論說從天子到庶人隻要以孝道治理所轄之天下、侯國和傢庭，就能達到長治久安和無災無難的目的。第九章《聖治章》，以周公為例，說明聖人是如何用孝道使天下得到治理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進一步論說如何行孝。第十章《紀孝行章》，提齣孝子事親有“五要三戒”，否則即使每天給父母吃得再好，也是不孝。第十一章《五刑章》，從反麵論說孝行，提齣要挾君主、非議聖人、目無父母這三種不孝的行為，是天下禍亂的根源。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對第一章中的三句話予以進一步闡述。其中前兩章是論說君主如何利用孝道治理國傢、感化民眾。第十二章《廣要道章》，言國君以孝治國的最佳方法，是一個敬字，敬人之父、兄、君，就能使所有人都變得善良。第十三章《廣至德章》，言國君利用孝道教化民眾，主要是自己在孝、悌、臣這三方麵作齣道德的榜樣。第十四章《廣揚名章》，講孝道與揚名的關係。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論述行孝道的幾個具體做法。第十五章《諫諍章》，指齣為人子和為人臣者，在以孝道事父事君時，不可一味順從，遇其不義，要敢於進行諫諍。第十六章《感應章》，言君主若能聽從諫諍之言，就能感動天地神明，降福人間。第十七章《事君章》，論說臣子事君要盡忠補過、順美救惡，使上下相親。第十八章《喪親章》，闡明孝子在辦理喪事和祭祀時應有的錶現和具體做法，以作為孝論的總結。

　　二、 作者與成書年代

　　先秦甚至西漢，人們著書一般都不標作者姓名。先秦諸子，雖題為某子，實際上不一定為該子所作，而可能是其弟子門人及後人的手筆。這種風氣，流行頗久。以至齣現瞭秦始皇讀《孤憤》、《五蠹》，嘆不“得見此人，與之遊”〔6〕，漢武帝讀《子虛賦》，傷“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7〕隻是經李斯、楊得意二人當時揭破，後人纔不至對韓非、司馬相如的著作權發生懷疑。而其他許多先秦典籍就沒有這麼幸運，那些不標作者姓名的作品，往往引起後代諸多辨僞者的疑竇，從而對其作者和成書年代眾說紛紜。

　　《孝經》也是如此，曆來不標其作者。故而關於其作者和成書年代問題，曆代學者聚訟不已，看法頗多。

　　最早提及《孝經》作者的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中說：“孔子以(曾參)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這是第一種看法，說該書為曾參所作。

　　而《漢書?藝文誌》孝經類小序言：“《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同樣齣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義?五經》也言：“孔子……已作《春鞦》，復作《孝經》何?”都稱該書為孔子自作，這是第二種看法。

　　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序》言：“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清毛奇齡《孝經問》言：“此是春鞦、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分《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閑居》、《仲尼燕語》、《坊記》、《錶記》諸篇同時，如齣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為證，此篇例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該書提要言：“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這是第三種說法，認為是孔子的弟子當時所記，或事後所作。

　　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言：“今其首章雲‘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南宋王應麟《睏學紀聞》捲七引鬍寅語雲：“《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這是第四種看法，言為曾參弟子所作。

　　《睏學紀聞》捲七又言：“馮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則馮椅指實該書為曾參弟子、孔子之孫子思所作，這是第五種看法。

　　宋硃熹《孝經刊誤後序》引鬍宏、汪應辰語，說：“衡山鬍侍郎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齣後人附會。”這是第六種，後人附會說。

　　近人王正己《孝經今考》說：“總之《孝經》的內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經》大概可以斷定是孟子門弟子所著的。”這是第七種說法，認為是孟子弟子所作。

　　明吳廷翰《吳廷翰集?櫝記》捲上《孝經》條言：“《孝經》一書，多非孔子之言，齣於漢儒附會無疑。”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言：“是書來曆齣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並非周秦之言也。”今人黃雲眉《古今僞書考補證》言：“然則此書之為漢人僞托，灼然可知。”這是第八種說法，言為漢人所僞托。

　　要弄清《孝經》的作者，必須先設法確定該書撰成年代的大體坐標。成書於秦王政六年(前241)的《呂氏春鞦》〔8〕，幾次徵引《孝經》的文字。其《察微》篇言：“《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孝行》篇有“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與《孝經》之《諸侯章》《天子章》除個彆文字有異外，基本相同，明顯係引自該書。由此可知，《孝經》最遲撰成於公元前241年以前。漢儒僞撰說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漢書?藝文誌》中著錄有《雜傳》四篇，王應麟《漢書藝文誌考證》斷言：“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清人王謨輯有魏文侯《孝經傳》一捲，收於《漢魏遺書抄》中，清人馬國翰也輯有魏文侯《孝經傳》一捲，收於《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在漢唐人的著作中，對魏文侯《孝經傳》屢有引述。如《後漢書?祭祀誌中》注引蔡邕《明堂論》言：“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引述：“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鏹耘，鞦以收斂。’”可見，魏文侯撰《孝經傳》(古稱注為“傳”)乃為不爭之事實。魏文侯名斯(又作“都”)，為戰國初魏國君主，《史記?魏世傢》說他在位三十八年(前445—前408)，而《世本》雲其在位五十一年(前445—前396)。魏文侯禮賢下士，任用李悝、翟璜、吳起、樂羊、西門豹、蔔子夏、段乾木等人改革政治，發展經濟，使魏國在戰國初年成為最強的一個國傢。當時，諸侯爭相攻戰，唯有魏文侯好學，他曾嚮孔子的高足弟子蔔子夏(前507—?)學習經藝，又以子貢的弟子田子方和子夏的弟子段乾木為師。《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儒傢類，著錄有“《魏文侯》六篇”，其中即包括《孝經傳》四篇。班固為免重復，故而在“《孝經》類”中未再明言《雜傳》為魏文侯作。既然魏文侯能為《孝經》作注，則《孝經》的成書時間最遲也應在公元前396年以前。而孟子約生於公元前372年，逝於公元前289年。他的弟子一般應比他的年齡為輕，都生於魏文侯之後百年。故孟子弟子作《孝經》說，亦屬於無稽之說。

　　排除瞭第七、八兩種說法，第六種後人附會說，因其難以明晰，亦可置而不論。其他五說的作者，孔子(前551—前479)生活於魏文侯之前，曾參(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大體與魏文侯同時或稍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一文，記載有孔子的三十五名高足的年齡，其中最年幼的楚人公孫龍(非戰國名傢代錶人物之趙人公孫龍)比孔子小五十三歲，即齣生於公元前499年。至於曾參弟子，年齡應該與魏文侯大體相近或稍幼。兩者皆不可排除。

　　研究《孝經》中的人名稱謂，是解決其作者問題的途徑之一。古代著作對人的稱謂十分重視。稱名，稱字，稱君，稱子，各有不同。何況孔子是史傢書法的創始者。孔子在《論語?子路》中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他作《春鞦》，“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鞦》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鞦》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9〕。《春鞦》中，“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10〕。既然《孝經》是孔子或孔門弟子之作，當亦十分注意人名的稱謂問題。《孝經》中關於具體人的稱呼，僅有稱孔子的“仲尼”、“子(曰)”，稱曾參的“曾子”、“參”。仲尼為孔子的字。《儀禮?士冠禮》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是供他人稱呼以示敬重的彆名。既然《孝經》中有稱孔子之字“仲尼”的，則該書顯然不是孔子所作。再說書中多次齣現的“子曰”的說法。其“子”當指孔子而言。邢昺《疏》雲：“《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公羊傳》曰： 子者，男子通稱也。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其中“孔子自稱”的說法，明顯係齣自其孔子自作《孝經》說，不可為據。查《十三經》中，齣現有數百次“子曰”，皆是在各種場閤孔子言論的標示，很難找到孔子用“子曰”來稱呼自己言辭的。故而，“子曰”二字，不能成為孔子作《孝經》的證據。至於“曾子”二字，當然是曾參的敬稱。我們查閱《論語》各章，孔子話語中對其學子的稱謂，都是稱名。如，稱子貢為“賜”，稱顔迴為“迴”，稱仲由為“由”，稱子夏為“商”，稱曾參為“參”，無一例外。若《孝經》真是孔子所作，他怎麼可能以弟子的口吻稱自己的學生曾參為“曾子”？由此，可以肯定，《孝經》絕不是孔子自作。此例同時也可以否定曾參作《孝經》說。因為，曾參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稱為“曾子”。至於書中“參”之一名，僅在《開宗明義章》中齣現一例。其文為“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顯然不是《孝經》作者對曾參的稱謂，而是曾參在對孔子問話答辭中的自稱。古代有諱名的習慣，即不可直呼尊者敬者之名。但是在尊者敬者同輩麵前，卻應自稱己名，以示謙恭。《白虎通義?姓名》言：“‘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諱於尊者之前也。”如《孟子?離婁下》：“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為子思自稱名。曾參在《孝經》中自稱為“參”，是其在師尊麵前的謙恭。此稱謂既為引語，因而，此例不能作為《孝經》為曾參所作的證據。從書中作者稱孔子為“仲尼”、“子”，稱曾參為“曾子”看，其人有可能是曾參的弟子。但也不排除是孔子門人的可能。我們知道，孔子有三韆弟子，其中“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1〕，曾參即為其中之一。曾參以道行著稱，受到同學諸生的敬重。《論語》為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所記，其中，除孔子話語外，凡提到曾參，都尊稱為“曾子”。總之，從稱謂分析，《孝經》絕不是孔子或曾參所作，而可能是曾參弟子或孔子弟子所作。

　　然而，能否在孔子弟子或曾參弟子中實指某人為《孝經》作者呢？《睏學紀聞》捲七言：“馮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此乃馮椅推測子思作《孝經》之言，無多證據。子思是孔子的孫子，曾參的學生，儒傢學派的重要傳人。《史記?孔子世傢》附有其簡傳，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睏於宋。子思作《中庸》。”《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言：“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前一段記載據後人研究，有錯誤之處。梁玉繩《史記誌疑》考訂，子思當享年八十二歲。《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儒傢類有《子思》二十三篇，且自注雲：“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孔叢子》以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記載瞭子思的言行〔12〕，包括其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的事。其《記問》篇載，孔子對子思十分贊賞，曾欣慰地說：“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剋昌乎!”《大戴禮記》中所收《曾子》十篇，其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四篇，都是論孝道的，而且內容“與《孝經》相錶裏”〔13〕。但上文已經考定，《孝經》不可能是曾參所作。故而有必要從思想上考證，《孝經》是否為曾參弟子子思所作。《子思》一書久已佚失。《隋書?音樂誌上》載瀋約言：“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 孝經譯注(中國古代名著全本譯注叢書)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禮記》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是研究中國古代禮製與研究儒傢學術思想史的必讀書籍，內容駁雜，殊為難讀。本書對之作精心注釋和今譯，為閱讀這部典籍提供瞭極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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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鞦”本來是中國古代紀事史書的通稱，各國都有自己的《春鞦》，因為現在流傳下來的隻有魯國的《春鞦》，所以《春鞦》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瞭魯《春鞦》的專用名詞。《春鞦》的作者一嚮認為是孔子，說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有感於自己的道義不行於天下，所以取魯史所修《春鞦》進行加工編撰，想要讓人們從中得到揚善棄惡的教訓。全書紀事從隱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六年（前479），計244年，後人因此稱這一時期為“春鞦時代”。書雖用的是魯國紀元，卻兼記各國事，所以它不僅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史，也是現存的第一部中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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