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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孝经》指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把“孝”置于“天之经，地之义”的高度，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孝经译注》通过周详浅近的解说和清新雅致的译文，准确传达出原著的精神。

作者简介

　　汪受宽，江苏省东台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及西北地方史研究。曾多次获省级社科奖，并获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19部。

目录

前言1
译注说明1
开宗明义章第一1
天子章第二9
诸侯章第三13
卿大夫章第四17
士章第五21
庶人章第六25
三才章第七29
孝治章第八36
圣治章第九42
纪孝行章第十53
五刑章第十一57
广要道章第十二60
广至德章第十三63
广扬名章第十四66
谏诤章第十五69
感应章第十六75
事君章第十七80
丧亲章第十八84附录92
一、 古文孝经92
二、 历代序跋要录104
古文孝经序［西汉?孔安国(？)］104
《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东汉?班固)105
敦煌本孝经序［东汉?郑玄(？)］106
孝经述议序(隋?刘炫)106
《隋书?经籍志》孝经类小序(唐?魏徵)109
孝经序(唐?李隆基)110
孝经注疏序(宋?邢昺)1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序(清?纪昀)111

前言/序言

　　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以简要通俗的文字，阐述古人视为一切道德根本的孝道，古代学者将其称作儒家六经的总汇，并世代作为孩童启蒙教育的主要教材。先后有魏文侯、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清世祖、清圣祖、清世宗等君王和五百多位学者为该书作注解释义。《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时至今日，传统孝道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价值，发掘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为今用，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而梳理经文，阐释大义，并在此过程中有所甄别，则是该项工作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 书名与内容

　　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中说：“善事父母曰孝。”《说文解字》“老部”中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儒学礼书《礼记?祭统》中也说：“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都把赡养父母作为孝的基本内容。但是孔子却批评这种观点，在《论语?为政》中驳斥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也在《孟子?万章上》中言：“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孔子和孟子给孝赋予了崇敬父母的内容，以便与一般动物的照料其上代相区别。孔子的后学，更对孝进行了全面的定义。在《礼记?祭义》中，曾参说：“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样，所谓孝有三等： 最上是尊亲，即爱戴和崇敬父母，立身行道以扬名显亲和传宗接代；其次是不辱，即不亏身体，不辱自身和为亲复仇。最后是养亲，即养口体，侍疾病，顺其意，乐其心，重其丧。

　　孝这一道德意识，是原始先民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大约在八千至一万年前，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形成了农业社会。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造成了华夏先民很早就有了生殖崇拜，以祈求人类自身繁衍能力的加强。在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人形陶壶上，塑了一位有明显乳房和生殖器的女性。形如男性生殖器的石祖、陶祖，则到处都有发现。许多原始岩画表现有男女交媾的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出土有一腹部突起，臀部肥大，有女阴标志的孕妇塑像。这种崇拜是人类因其出生而自然产生的。另外，从事农业劳动，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就造成了先民对家中年长者的尊敬，因为年长者有很丰富的劳动经验和高明的技术。神农和后稷的故事，就是这种尊崇有劳动经验长者风气的最早遗留。而在老人死后仍继续这种崇敬，就成为祖先崇拜。早期各个家族对自己祖先世系及其神化了的事迹的传说，是这种崇拜的表现之一。《尚书?尧典》中记载四岳推荐虞舜担任帝尧的继承人，说他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yi，治理，安定)不格奸”。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固执，母亲放肆，弟弟象傲慢，却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安定和睦，不至于出乱子。据说，帝尧任命虞舜协调人伦关系，引导民间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可见，至迟在传说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

　　周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诗经》中屡屡言及孝。如《蓼莪》写道：“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都讲孝道。儒家将孝视为“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1〕，“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墨家也不甘落后，提出“孝，利亲也”〔3〕。又说，“君子莫若欲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当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4〕。道家虽然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却仍然提倡孝行，在《老子》第十九章中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纵横家也将孝道视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秦对楚王说：“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甚至法家也认定孝在治国中极为重要，而声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孝子不非其亲”，“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5〕。可见，到秦统一以前，孝已成为当时诸家公认的一种道德观念。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点和文化心理，而历久常新地沉淀了下来。

　　《孝经》是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一部著作。我们知道，先秦时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乐》皆不称“经”，为什么惟独《孝经》以“经”为名呢？所谓经，本来指织布时拴在织机上的竖纱，编织物的纵线。与纬(横线)相对。织物没有经线就无法造成布帛，而且在织布时，经线始终不动，只有纬线在不停地穿插于经线之中。因而经就有了纲领的意思，有了常的意思，有了根本原则的意思。故而，《释名?释典艺》言：“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以此推之于社会，要实现国家的治理，有千头万绪，必须为之建立纲领，行事才有条理和规矩，所以将治理天下称为“经纶天下”。如《易?屯卦》称：“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大宰》言：“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此推之于人的行为，如果没有一条贯通的道德标准原则，人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因而当时将圣哲者阐述其基本思想理论，可以垂训天下的书籍称为经。如汉代称孔子整理的六部著作为“六经”。先秦即有将重要著作称“经”的。《国语?吴语》中有“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称兵书为经。甘公和石申的天文学著作合编，称为《甘石星经》。相传为古医书的，称《内经》、《难经》。墨子自著之《墨经》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名。先秦诸家在学术上互相驳难，亦相互浸染。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将自己关于孝道观的著作称为《孝经》，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孝经》之命名，前人多有诠释。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敦煌本郑氏序言：“夫孝者，盖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若无孝，则三才不成，五行僭序。是以在天则曰至德，在地则曰愍德，施之于人则曰孝德。故下文言，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三德同体而异名，盖孝之殊途。经者，不易之称，故曰《孝经》。”由此说来，《孝经》之“经”字，是指孝为贯通天地人三才的一种大经纬、大道理，是做人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人们如何行孝的具体方法说教。

　　《孝经》有今文本和古文本的不同。本译注所用正文底本，为清阮元校勘的唐玄宗“御注”的《今文孝经》十八章本。《孝经》十八章，大体可分为六个部分，其内容是：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是全书的总纲，总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阐明孝道是做人的最高的道德，是治理天下最好的手段。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贵贱不同者孝行的不同要求，统称为“五孝”。第二章《天子章》，论一统天下的天子的孝，主要是广爱敬，使民众有所依赖。第三章《诸侯章》，论诸侯的孝道，主要是随时戒惧，谦虚审慎，以保其社稷。第四章《卿大夫章》，言卿大夫的孝道，是在各方面严格遵守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第五章《士章》，认为士的孝道，应以事父事母的爱和敬，去事君以忠，事上以顺。第六章《庶人章》，指出庶人之孝，就是努力生产，谨慎节用，供养父母。并总结道，人无论尊卑贵贱，只要始终如一，都能做到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阐述孝道对政治的意义和作用，是该书孝治观的主要部分。第七章《三才章》，认为孝是符合天地运行和人的本性的行为，是德政的根本。第八章《孝治章》，论说从天子到庶人只要以孝道治理所辖之天下、侯国和家庭，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和无灾无难的目的。第九章《圣治章》，以周公为例，说明圣人是如何用孝道使天下得到治理的。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论说如何行孝。第十章《纪孝行章》，提出孝子事亲有“五要三戒”，否则即使每天给父母吃得再好，也是不孝。第十一章《五刑章》，从反面论说孝行，提出要挟君主、非议圣人、目无父母这三种不孝的行为，是天下祸乱的根源。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是对第一章中的三句话予以进一步阐述。其中前两章是论说君主如何利用孝道治理国家、感化民众。第十二章《广要道章》，言国君以孝治国的最佳方法，是一个敬字，敬人之父、兄、君，就能使所有人都变得善良。第十三章《广至德章》，言国君利用孝道教化民众，主要是自己在孝、悌、臣这三方面作出道德的榜样。第十四章《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的关系。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论述行孝道的几个具体做法。第十五章《谏诤章》，指出为人子和为人臣者，在以孝道事父事君时，不可一味顺从，遇其不义，要敢于进行谏诤。第十六章《感应章》，言君主若能听从谏诤之言，就能感动天地神明，降福人间。第十七章《事君章》，论说臣子事君要尽忠补过、顺美救恶，使上下相亲。第十八章《丧亲章》，阐明孝子在办理丧事和祭祀时应有的表现和具体做法，以作为孝论的总结。

　　二、 作者与成书年代

　　先秦甚至西汉，人们著书一般都不标作者姓名。先秦诸子，虽题为某子，实际上不一定为该子所作，而可能是其弟子门人及后人的手笔。这种风气，流行颇久。以至出现了秦始皇读《孤愤》、《五蠹》，叹不“得见此人，与之游”〔6〕，汉武帝读《子虚赋》，伤“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7〕只是经李斯、杨得意二人当时揭破，后人才不至对韩非、司马相如的著作权发生怀疑。而其他许多先秦典籍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些不标作者姓名的作品，往往引起后代诸多辨伪者的疑窦，从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孝经》也是如此，历来不标其作者。故而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历代学者聚讼不已，看法颇多。

　　最早提及《孝经》作者的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文中说：“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是第一种看法，说该书为曾参所作。

　　而《汉书?艺文志》孝经类小序言：“《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同样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义?五经》也言：“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都称该书为孔子自作，这是第二种看法。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言：“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清毛奇龄《孝经问》言：“此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分《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语》、《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提要言：“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这是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当时所记，或事后所作。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则非孔子所著明矣。详其文书，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引胡寅语云：“《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这是第四种看法，言为曾参弟子所作。

　　《困学纪闻》卷七又言：“冯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则冯椅指实该书为曾参弟子、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这是第五种看法。

　　宋朱熹《孝经刊误后序》引胡宏、汪应辰语，说：“衡山胡侍郎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玉山汪端明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这是第六种，后人附会说。

　　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说：“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这是第七种说法，认为是孟子弟子所作。

　　明吴廷翰《吴廷翰集?椟记》卷上《孝经》条言：“《孝经》一书，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汉儒附会无疑。”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言：“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今人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言：“然则此书之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这是第八种说法，言为汉人所伪托。

　　要弄清《孝经》的作者，必须先设法确定该书撰成年代的大体坐标。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的《吕氏春秋》〔8〕，几次征引《孝经》的文字。其《察微》篇言：“《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其《孝行》篇有“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与《孝经》之《诸侯章》《天子章》除个别文字有异外，基本相同，明显系引自该书。由此可知，《孝经》最迟撰成于公元前241年以前。汉儒伪撰说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杂传》四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断言：“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盖杂传之一也。”清人王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汉魏遗书抄》中，清人马国翰也辑有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在汉唐人的著作中，对魏文侯《孝经传》屡有引述。如《后汉书?祭祀志中》注引蔡邕《明堂论》言：“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引述：“魏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镪耘，秋以收敛。’”可见，魏文侯撰《孝经传》(古称注为“传”)乃为不争之事实。魏文侯名斯(又作“都”)，为战国初魏国君主，《史记?魏世家》说他在位三十八年(前445—前408)，而《世本》云其在位五十一年(前445—前396)。魏文侯礼贤下士，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夏、段干木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最强的一个国家。当时，诸侯争相攻战，唯有魏文侯好学，他曾向孔子的高足弟子卜子夏(前507—?)学习经艺，又以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和子夏的弟子段干木为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魏文侯》六篇”，其中即包括《孝经传》四篇。班固为免重复，故而在“《孝经》类”中未再明言《杂传》为魏文侯作。既然魏文侯能为《孝经》作注，则《孝经》的成书时间最迟也应在公元前396年以前。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逝于公元前289年。他的弟子一般应比他的年龄为轻，都生于魏文侯之后百年。故孟子弟子作《孝经》说，亦属于无稽之说。

　　排除了第七、八两种说法，第六种后人附会说，因其难以明晰，亦可置而不论。其他五说的作者，孔子(前551—前479)生活于魏文侯之前，曾参(前505—前436)、子思(前483—前402)大体与魏文侯同时或稍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文，记载有孔子的三十五名高足的年龄，其中最年幼的楚人公孙龙(非战国名家代表人物之赵人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即出生于公元前499年。至于曾参弟子，年龄应该与魏文侯大体相近或稍幼。两者皆不可排除。

　　研究《孝经》中的人名称谓，是解决其作者问题的途径之一。古代著作对人的称谓十分重视。称名，称字，称君，称子，各有不同。何况孔子是史家书法的创始者。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9〕。《春秋》中，“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10〕。既然《孝经》是孔子或孔门弟子之作，当亦十分注意人名的称谓问题。《孝经》中关于具体人的称呼，仅有称孔子的“仲尼”、“子(曰)”，称曾参的“曾子”、“参”。仲尼为孔子的字。《仪礼?士冠礼》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是供他人称呼以示敬重的别名。既然《孝经》中有称孔子之字“仲尼”的，则该书显然不是孔子所作。再说书中多次出现的“子曰”的说法。其“子”当指孔子而言。邢昺《疏》云：“《正义》曰，子者，孔子自谓。案《公羊传》曰： 子者，男子通称也。古者谓师为子，故夫子以子自称。曰者，辞也。”其中“孔子自称”的说法，明显系出自其孔子自作《孝经》说，不可为据。查《十三经》中，出现有数百次“子曰”，皆是在各种场合孔子言论的标示，很难找到孔子用“子曰”来称呼自己言辞的。故而，“子曰”二字，不能成为孔子作《孝经》的证据。至于“曾子”二字，当然是曾参的敬称。我们查阅《论语》各章，孔子话语中对其学子的称谓，都是称名。如，称子贡为“赐”，称颜回为“回”，称仲由为“由”，称子夏为“商”，称曾参为“参”，无一例外。若《孝经》真是孔子所作，他怎么可能以弟子的口吻称自己的学生曾参为“曾子”？由此，可以肯定，《孝经》绝不是孔子自作。此例同时也可以否定曾参作《孝经》说。因为，曾参不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自称为“曾子”。至于书中“参”之一名，仅在《开宗明义章》中出现一例。其文为“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显然不是《孝经》作者对曾参的称谓，而是曾参在对孔子问话答辞中的自称。古代有讳名的习惯，即不可直呼尊者敬者之名。但是在尊者敬者同辈面前，却应自称己名，以示谦恭。《白虎通义?姓名》言：“‘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谓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讳于尊者之前也。”如《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伋为子思自称名。曾参在《孝经》中自称为“参”，是其在师尊面前的谦恭。此称谓既为引语，因而，此例不能作为《孝经》为曾参所作的证据。从书中作者称孔子为“仲尼”、“子”，称曾参为“曾子”看，其人有可能是曾参的弟子。但也不排除是孔子门人的可能。我们知道，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1〕，曾参即为其中之一。曾参以道行著称，受到同学诸生的敬重。《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其中，除孔子话语外，凡提到曾参，都尊称为“曾子”。总之，从称谓分析，《孝经》绝不是孔子或曾参所作，而可能是曾参弟子或孔子弟子所作。

　　然而，能否在孔子弟子或曾参弟子中实指某人为《孝经》作者呢？《困学纪闻》卷七言：“冯氏曰： 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乃冯椅推测子思作《孝经》之言，无多证据。子思是孔子的孙子，曾参的学生，儒家学派的重要传人。《史记?孔子世家》附有其简传，言：“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孟轲受业子思之门人。”前一段记载据后人研究，有错误之处。梁玉绳《史记志疑》考订，子思当享年八十二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有《子思》二十三篇，且自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孔丛子》以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记载了子思的言行〔12〕，包括其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的事。其《记问》篇载，孔子对子思十分赞赏，曾欣慰地说：“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大戴礼记》中所收《曾子》十篇，其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四篇，都是论孝道的，而且内容“与《孝经》相表里”〔13〕。但上文已经考定，《孝经》不可能是曾参所作。故而有必要从思想上考证，《孝经》是否为曾参弟子子思所作。《子思》一书久已佚失。《隋书?音乐志上》载沈约言：“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 孝经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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