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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著名学者葛剑雄力作，跨越世界的文化跋涉，一个知识人的行与思

内容简介

　　《行万里路 葛剑雄旅行自选集》为学者葛剑雄从多年以来的著作中，首次精心遴选出的关乎行与思的佳作精选集。葛先生从事学术多年，著作等身，在专业研究领域可谓巨擘，但他并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纯书斋型学者，他关切现实，敢言敢怒，饱含善意和建设性，是特立独行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他叉富有行动能力，足迹遍历神州大地和世界七大洲，善于捕捉体验生活中的美感和诗意，并将之行诸于文字。其文深入浅出，博古通今，高屋建瓴，真切生动。所有对读书和旅行感兴趣的读者，都不难从中汲取养分，获得共鸣。

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出版学术著作《西汉人口地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一、二卷）、《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等，普及读物《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亿兆斯民》、《泱泱汉风》、《泱泱中华》、《滔滔黄河》、《历史学是什么》，传记《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散文随笔《往事和近事》、《天地玄黄》、《看得见的沧桑》、《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临机随感》、《走非洲》、《梦想与现实》等。

目录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移民与都市文化
告别夔门
千古钓鱼城
高山反应：从两千年前的“大头痛山”到我的体验
神秘的高原之夜
造化神工：土林
千年古刹托林寺
千古古格
废都之巅
重走青藏路
似曾相识“燕”归来：河内随感
顺化散记
名城乐水
有人则名：访格兰彻斯特果园茶座
寻访李约瑟
青井阁中好读书
感受时空：格林尼治天文台随想
邂逅霍金
重访英伦杂感
永远的庞贝
威尼斯我没有失望
我到过的南极
孤独无法体验
天涯无处无春色
土的含义
地图的尴尬
北非谍影今何在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乡
君士坦丁的桥
马泉古达梅斯生命之源
访开罗会议旧址
纸草纸的兴衰
千年奇迹的奥秘：访圣凯瑟琳修道院
溯尼罗河之旅：从阿斯旺到喀土穆
登乞力马扎罗山记

精彩书摘

　　《行万里路 葛剑雄旅行自选集》：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大多数年代内是独立发展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很有限，一般只是零星的、断续的。中国真正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是在19世纪后期，而自觉地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则还要更晚些。
　　中国的形成
　　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①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记录。
　　《尚书．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公元前11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國”或“或”（与“國”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来历。
　　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800。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1773个，此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旃，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旃竖立起来招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旃的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长安西北丰镐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也称为“中国”。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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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航旅纵横”网上显示，从2011年开始至今，我乘坐国内航班的里程已经超过60万公里。如果加上此前乘的和乘坐外国航班的里程，加上使用汽车、火车、轮船等其他交通工具，我的行程肯定已超过百万公里。古人将行万里路当作人生的目标，托现代交通工具之福，今人已可轻易做到。当然如果只计步行所及，多数人反不如古人，我自己的步行里程一定离万里远甚。

1945年我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尽管这是一个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狡黄狗”众多巨富著称的千年古镇，我家却是从父亲开始迁来的孤零外来户。离外婆家不远就是汽车站，自幼就远远听到汽车喇叭声，或看着汽车绝尘而去。离我家不远的“大桥”（通济桥）下是船码头，每天都有几班轮船停靠或出发。到1950年初，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出生地，就是在“大桥”下乘的船。失业在家的父亲回绍兴故乡过年，想卖掉祖屋作为谋生的资本，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我已能自己行走又不需要买车船票。记得那天一早我随父亲坐上轮船，忽然见在岸上送别的母亲与其他人向后退去，就这样开始了我平生的首次旅程。船到杭州，换乘汽车到萧山，再乘轮船到离故乡最近的马鞍镇，步行到家。返程乘船到西兴，乘渡轮过钱塘江到杭州，再乘船回南浔。但直到我1956年迁往上海，就再也没有外出的机会，连县城湖州也没有去过。

或许是5岁时的首次旅行激发了我对外界的兴趣，我对一切描述外界的文字和图画都会贪婪地阅读。偶然获得一本通过一个小学生随母亲乘火车从上海去北京的过程介绍铁路旅行常识的小册子，看了不知多少遍。以至1966年第一次乘火车经南京到北京，我竟对火车上的一切和沿途设施似曾相识。

转学上海后，见闻渐广。特别是进了中学，可以凭学生证到上海图书馆看书，以后又找到外借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找书读了。记不得在哪本书、哪篇文章中见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但与在南浔镇上一样，直到1966年11月，尽管已是我正式当中学教师的第二年，我的足迹还没有踏出上海一步。11月间，我所在中学的党组织已经失控，“革命小将”与“革命教师”纷纷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或投入“革命大串连”，我也挤上北行火车，在北京西苑机场见到毛主席。但那时一心革命，到了北大，连不远的颐和园都不想去，见了毛主席后就赶回上海继续革命。

1967年，学校继续停课，造反派夺了权后我这个“保皇派”无所事事，住在空教室里当起了“逍遥派”，整天练英文打字（用的是英语版《毛选》或《毛主席语录》）、游泳（响应毛主席号召），晚上悄悄装裱从地摊上淘来的旧碑帖。文革初“破四旧”时，为避免损失，我与图书室管理员将一些容易被当作“封资修”的书籍刊物转移到储藏室。此时我从中拣了一册《旅行家》的合订本，不时翻阅，眼界大开，却只能心向往之。

当年秋，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清理阶级队伍”设立“材料组”（或称为专案组），吸收我为成员。以后“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接管材料组，我被留用。我校的审查对象中有一位解放前当过记者，交游广，经历复杂，还涉及中共高干与上层统战对象，为了查清他的问题，我先后去了广州、重庆、内江、成都、西安、铜川、石家庄、保定、邢台、北京、天津等地，还去了好几个县城和劳改农场。有几位审查对象原籍苏北，还有一位原籍山东，解放前在山东当过警察，我几乎跑遍了苏北各县和大半个山东。我严格遵守外调纪律，绝不趁机游山玩水，仅顺便参观过革命纪念地，如重庆的红岩村、石家庄的白求恩墓。另一方面，各地的名胜古迹、自然景观不是遭破坏就是被封闭，也无处可去。但我一般随身带着那套《旅行家》，至少预先看过与沿途和目的地有关的内容，增加了不少知识，有时还纠正了其中的错误。

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才有了专业考察的机会，第一年在地理、考古教师指导下去南京、扬州实习，第二年去内蒙、山西、陕西、山东考察。1982年我与周振鹤成为首批博士生，9月去新疆、青海考察，研究生院特批我们从上海乘飞机去乌鲁木齐和喀什。1981年起我担任谭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1年最后一次去北京，除了我去美国一年外，他绝大多数外出都是由我陪同的，10年间我又到了以前未涉足的昆明、贵阳、遵义、都江堰、三峡、武汉、壶口瀑布、沈阳、抚顺、长春、长白山、南宁、中越边境、桂林、洛阳、郑州、安阳、济南、曲阜、包头等地。我自己也有了各种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讲学、评审、考察参观的机会，如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历史地理年会组织了从兰州沿河西走廊到敦煌的考察，1987年夏天我与同学专程去青海、西藏、四川考察。到本世纪初，我已到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和台湾，包括与越南、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朝鲜接壤的边境。

1985年我40岁时首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哈佛大学访学，至今已到过五大洲49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个人的努力和幸运还使我获得了几次可遇不可求的旅程：

1990年8月去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我从北京往返，全程火车，历时一月，到了莫斯科、柏林、巴黎、马德里、巴萨罗那、海德堡、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维也纳、日内瓦、洛桑、布达佩斯等地，由二连浩特出境，从满洲里入境。

1996年6-7月，由拉萨出发去阿里地区，详细深入考察了札达等处的古格遗址、土林和冈仁布齐神山。

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以人文学者身份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长城站，途经智利、阿根廷。

2003年2-5月，应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之邀，我担任“走非洲”北线嘉宾主持，在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七国采访拍摄，其中从卡萨布兰卡至亚的斯亚贝巴基本都乘越野车经行。

2006年10-11月，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走玄奘路”文化交流活动，由新疆喀什出发，乘车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印度新德里和那烂陀寺遗址。

2011年7月，应邀至俄罗斯摩尔曼斯克，乘坐核动力破冰船“五十年胜利号”到达北极点。

2015年2月，专程去坦桑尼亚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到达4750米处。

这些都是我幼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也一次次超越了我成年后和中年后的梦想。

我曾经将游踪与感受写成《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走非洲》等书和条短不一的文章，也通过数十次演讲与听众分享。“行万里路”的收获则与“读万卷书”的成果交融，支撑着我的学术研究、教学教育和社会活动，丰富我的人生，滋养我的精神，不断引发我回忆和思索。

在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在这些书以外，我选编出版了《读不尽的有形历史》（岳麓书社2009年）和《四极日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也将这些书修订编入《葛剑雄文集·南北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但喜欢读书和旅行的梁由之兄一再怂恿我编一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编成初稿后又建议我将读书和行路方面的文章分编为两本，于是产生了这本《行万里路》和另一本尚在选编的《读万卷书》。趁本书问世之际，写下这些文字，作为以往行路的介绍，也为了向所有鼓励、支持、帮助我行路的人表达感激，并感谢梁由之兄、丛晓眉女士和其他出版界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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