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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地缘政治是个古老的话题。早在古希腊希罗多德那个时候，将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就成为历史上诸多战略大家的特殊喜好。特别是自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将“地理”与“政治”两个词汇相融合从而开创性地提出“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及远为宏大、直观的叙事方式，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尤其在拉采尔、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等学界巨擘的不懈推动下，以“空间有机体”、“生存空间”、“海权”、“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为代表，许多极具特色的地缘政治概念、结论和推理，早已为世人耳熟能详，对20世纪很多民族、国家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历史记忆的塑造产生了重要持久的影响。地缘政治对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关键性意义还并非仅仅停留在学术和社会意识领域。作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地缘政治一向为现代诸多国务活动家和战略学者所器重，在部分历史时段甚至成为特定国家对外战略实践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推动或催生出20世纪上半叶诸多国际政治大事件、大趋势的显现和升级。

作者简介

　　葛汉文，1976年出生，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战略理论、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参与国家、军队级课题研究9项，出版专著2部、主编1部、参著5部，在《中国军事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研究》《欧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精彩书评

　　★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不仅仅建立在那些我们现在认定的、“应该是”的那些“现实”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些现实的认识和想象的基础上……每个世纪都有着属于它的地理视角，我们对地理现实的认识是本着实践目的，由我们先验的历史记忆所塑造的。
　　——哈尔福德·麦金德

目录

第一章全球大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 00
第一节美国（上）：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 / 00
第二节美国（下）：打击对手、维系霸权 / 0
第三节苏联：突破遏制封锁线 / 0
第四节俄罗斯：欧亚主义与心脏地带 / 0
第二章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 0
第一节德国：退向未来 / 0
第二节法国：批判视角下的学理审视 /
第三节意大利：重返现实主义 /
第四节日本（上）：步向毁灭之路 /
第五节日本（下）：新时代与旧思路 /
第六节印度：大国雄心与地理考量 /
第七节巴西：安全与发展 /
第三章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 /
第一节乌克兰：分裂国家的地缘政治 /
第二节土耳其：重现历史辉煌 /
第三节澳大利亚：“中等强国”的困惑 /
第四节越南：基于地理的战略恐慌 /
第五节捷克：小国的生存之道 /
第四章新思路、新精神 /
第一节领土与资本：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 /
第二节质疑经典、颠覆传统：批判地缘政治学 /
第三节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进展、问题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精彩书摘

　　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
　　第一章全球大国的地缘
　　政治思想作为国际政治体系当中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强国，美、俄（苏联）两国一向都是决定国际政治格局演进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变量。早自20世纪初开始，在两国作为强势力量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的思维角度从来都是两国政治—知识精英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演进、思考本国全球地位、筹划国家对外战略的主要方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伴随着两极格局的产生、巩固及瓦解，地缘政治在两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践过程中均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集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里两国政治—知识精英对于全球空间的认识与想象。总的来看，美、俄（苏）两国地缘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在精神上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它们均对强调“国家竞争”与“空间争夺”的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情有独钟，均将本国权势在空间上的增减视为争取全球性影响、确保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均特别强调欧亚大陆对于国际政治格局演进及本国生存安全的关键性意义。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的历史道路、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美、俄（苏）两国地缘政治思想亦有其迥异的历史渊源、独特的演进路径和表述手法，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文化与审美倾向和各自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节美国（上）：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1〗一、美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根源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地缘政治”的概念与逻辑持有一种几乎发自本能的冷漠态度。尽管在19世纪末期，美国学者、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T�盡ahan）通过对“海权”及其历史意义的杰出阐述，极大地影响了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盡ackinder）、卡尔·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等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奠基者的思想，为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至为突出的贡献，有关马汉地缘政治思想的评述，可参见周桂银、葛汉文：《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载《中国军事科学》2006年第3期，第60—61页。但自20世纪初美国国内帝国主义扩张思想退潮、对外政策重返孤立保守之后，马汉的思想在旧大陆吸引了越来越多追随者的同时，在美国国内却几乎无人问津。尽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以豪斯霍弗为主要代认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影响力席卷旧大陆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之际，包括汉斯·魏格特（HansWeigert）、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Spykman）、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imore）等人在内的部分美国地理学家和政治学者，企图借此将现代地缘政治思想引入美国，以打破很多美国民众对于世界形势蒙昧无知的状态；但即便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地缘政治研究在美国主流学术界那里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礼遇。
　　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美国自立国以来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传统使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相对隔绝与大致富足的生活，加之受华盛顿告别演说阐述的孤立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很多美国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态既不愿意理睬，也不关心。英国当代杰出的地缘政治学者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颇有洞察力地指出，即使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之际，“哪怕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也一般相当肤浅而陈旧”。[英]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有感于美国普通民众对于世界形势的冷漠与无知，美国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魏格特不禁哀叹，“我们简直天生就与世界地理无缘”。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09页。与此同时，长期主导美国国际政治思想的理想主义传统，对于强调巩固加强国家权势与空间、信奉权力角逐、带有明显物质决定论倾向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在本能上就持排斥态度。“德国地缘政治学”最积极的批评者、美国地理学家埃德蒙·沃尔什（EdmundWalsh）就曾严肃指出：“（地缘政治）是一种粗俗的实利主义，……它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世俗化进程的逻辑顶峰。这种理论强调‘物质的自主性和第一性’，现在通过神化国家的做法被表达了出来”。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17页。与他的看法相类似，美国大多数的地理学家都一再强调，正是地缘政治这种明显蕴含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色彩的思想理论将世界引入到了20世纪上半叶那种战争频发、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当中。
　　出于上述原因，即使是在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地缘政治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美国学者的主要努力也在于批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中蕴含的强权色彩与决定论倾向，特别是致力于揭露“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性及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与之相对应，无论是魏格特提倡的“人道的地缘政治学”还是沃尔什主张的重视人类能动实践因素的“精神地缘政治学”，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大多主张采取一种更为宽广的“全球视角”和“人文精神”，审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以求谋划出一种建立在“持久和平”、“自由正义”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战前后美国地缘政治研究在精神格调上更倾向于法国地理政治学派甚于“德国地缘政治学”。对法国地理政治学派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介绍，可参见葛汉文：《批判与继承：二战后法国的地缘政治思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40—54页；葛汉文：《“退回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9—139页。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一些美国学者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探讨世界权势分布的地缘政治论述（例如斯皮克曼对麦金德思想的修正及维持世界强国间实力均衡的表述）在美国一经出现，便引发诸多学者的口诛笔伐，甚至被斥之为“堕落的德国式的世界思想，……与豪斯霍弗的普鲁士黩武精神哲学毫无二致”。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2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恶果，更是加剧了普通美国民众对于地缘政治的厌恶情绪。早在战争进行之时，豪斯霍弗及其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的同僚就被美国学者视为躲藏在希特勒幕后的、可恶的战争教唆者。1941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里克·桑德恩（FrederickSondern）就曾用生动和夸张的笔触将慕尼黑地缘政治研究所描述成为希特勒统治世界阴谋的主要智囊机构：“这是个由一千余名隐姓埋名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间谍组成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指引着希特勒的行动”。KlausDodds，Geopolitics：AVeryShortIntroduc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Inc�保�2007，pp��23-24��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报告也断言：“地缘政治学是一种致力于征服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并进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理论，希特勒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煽动暴民的代言人，而豪斯霍弗则是希特勒知识内容的主旨”。WolfgangNatter，“GeopoliticsinGermany，1919-1945：KarlHaushoferandtheZeitschriftfürGeopolitik，”inJohnAgnew，KatharyneMitchell，andGearóid�凾uathail，eds�保珹CompaniontoPoliticalGeography，Malden：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3，p��187�币恍┨┒芳兜拿拦�学者也从不掩饰他们对地缘政治的憎恶之情：著名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Hartshorne）将地缘政治痛斥为一种被纳粹主义所玷污，与屠杀、种族主义、空间扩张与占领政策相联系的“知识毒药”。KlausDodds，Geopolitics：AVeryShortIntroduction，p��22�痹谇看蟮摹⒁槐叩沟纳缁嵊呗垩沽ο拢�“地缘政治”一词在战后美国迅速声名涂地，相关学术研究随之销声匿迹。20世纪六十年代初，当美国学者拉迪斯·克里斯托福（LadisKristof）试图重新启用“地缘政治”一词用以分析国际政治形势时，就遭到了其同事众口一辞的严厉谴责。1961年美国地理学家刘易斯·亚历山大（LewisAlexander）写道，“地理学家现在已经完全将地缘政治排除出研究日程。仅仅在论及学科历史时，‘地缘政治’一词才会在注脚中出现”。LewisAlexaner，“TheNewGeopolitics：ACritique，”Th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5，No��4，1961，p��409�背鲇谡庵衷�因，战争结束后三十余年时间里，没有一本冠以“地缘政治”名称的著作在美国得以出版，直至1977年约翰·格雷（JohnGray）《核时代的地缘政治》一书的发行方打破了这一局面。GeoffSloan，“ClassicalGeopoliticalTheory，DoesitstillMatter?”JournalofGlobalCompetitiveness，Vol��13，No��1，2005，p��103��
　　二、“自由世界”对抗“极权世界”：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
　　尽管地缘政治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长期冷遇，在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精神氛围当中，“巩固战后民主国家不被颠覆”、“防范共产主义全球扩张阴谋”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词藻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基本表述方式；但也有部分美国学者坚称，主导冷战期间美国对外政策制订的，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美国当代学者约翰·阿格钮（JohnAgnew）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虽然在文本表述上似乎与地缘政治概念无关，但实际上，一种具有强烈语言—文化色彩的地缘政治思维模式依然强烈影响着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初期）美国决策层和知识精英对本国、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精神逻辑上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一脉相通，同时也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集中反映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是如何将特定的地理物质因素与政治生态、社会精神氛围相结合，从而塑造对于“自我—他者”、“安全—危险”、“利益—危害”等一系列问题的总体理解的。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ideologicalgeopolitics）。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05��
　　第一章全球大国的地缘政治思想
　　0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
　　0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理论坚信：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动，美苏等两大权力中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战前全球地缘政治空间的总体结构。战后初期，那些分别处在美苏两国控制或影响之下的地理区域，已经构成了两个具有巨大差异且相互敌对的地理空间，即“资本主义世界”（或所谓的“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或所谓的“极权世界”）。主要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下，这两大空间区域内部存在普遍的一致性，而彼此间在政治结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却表现出恒久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它们迥异的行为方式，最终导致它们之间的冲突对抗不可避免。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依据意识形态标准世界被划分为两大均质的、内部几无变化的地理区域，这两大地理区域间的经久敌对，构成了国际政治演进的动力与基本特征。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思想的意识形态被转化为具有自然特征的实际地理现象，全球的意识形态大争斗也因其具有了现实的、以控制地域范围大小为“胜利—失败”评判标准的物质量器，而变得直观、清晰、简明易判。
　　这种建立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空间划分，主要来自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于战后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归纳。二战结束后，欧洲的衰落、美苏两强的快速兴起构成了这种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西方主流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久的敌对心态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而苏联在战争中展示出的强大实力，加上它对欧亚大陆腹地广阔区域的严密控制，则构成了那个时期美国主流政治—知识精英眼中一种令人畏惧的地缘政治事实：“俄国的军队现在驻扎在汉堡郊外，距离西方海域的距离还不到远程大炮的射程。……俄国直接吞并了欧洲25万平方哩的地区，8个东欧国家和另外2个国家的一部分变成了它的卫星国”。[美]霍罗威茨著：《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页。而到了五十年代冷战最为激烈之时，从堪察加半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易北河到中国南海，“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友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涂染出一片巨大且醒目的红色墨迹，形成了一个占世界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共产主义集团，它所蕴含的力量似乎比自13世纪蒙古西征以来的任何势力还要强大。”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41页。
　　面对苏联在权势与空间上的大扩张态势，早先“德国地缘政治学”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沃尔什则称，苏联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俄国在历史上的领土扩张具有相同的属性，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20世纪初阐明的“非凡的假设”（即有关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对于世界历史与国际权势格局影响的论述）早已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在二战结束之初那些年头里，麦金德的假设甚至比以前更符合国际政治现实”。[英]杰弗里·帕克著：《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早先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中的一些经典论断开始在一系列意识形态词汇的修饰下被复活：海陆权之间的二元划分与永恒对立，此时被转化成为两大意识形态的敌对与争夺；麦金德对于“心脏地带”所蕴含的世界权势意义的诠释，开始直接与克里姆林宫统辖下的庞大地理疆域相挂钩。与较早那些更侧重于自然地理因素而非人类精神实践因素的经典地缘政治思想模式不同，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已逐步转变为一个更多以意识形态而非地理概念进行表述的话语体系，成为一种相对模糊、但却蕴含异常鲜明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形而上意义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imagination）。JohnAgnew，Geopolitics：Re�瞯isioningWorldPolitics，p��5��
　　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建立于两种假定基础之上：第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不仅是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也是战后世界地理空间的基本特征：这两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地理区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属性上迥然不同，分别构成了“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第二，由于其独特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扩张的意图和倾向。为了阻遏这种空间扩张态势，“自由世界”必须在前者扩张的每一个关键点上进行围堵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确保自身的控制范围不被侵蚀，从而巩固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葛汉文著：《历史视野下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根据以上两点假定，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在其意识形态词藻背后，实际上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提供了一种可供意会但却不大明言的逻辑指引，塑造和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世界空间和国际政治的认识与理解，直接推动了战后美国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出台，为冷战的出现和激化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二战后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和遏制政策的主要理论筹划者乔治·凯南（GeorgeF�盞annan）在对苏联政策性质作出一系列判断之后，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的主要代言者。在凯南眼中，苏联及其控制之下的地理区域是一个内部为残暴统治者治下的、封闭的、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且对外界充满敌意的空间区域。出于“对世界事务的一种神经质的、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苏联在将自身标榜成一个“全新的、更为美好世界”的同时，总是倾向于将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充满威胁的世界”，后者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在凯南看来，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敌对仇视”，苏联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天然就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和“咄咄逼人的”空间扩张倾向，它所推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为“遮羞布”、以扩张权势为目的的政策。二战结束后，苏联这种扩张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狡诈”，它将“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东欧是其志在必得的权势范围，而且还妄图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因此，苏联与西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遏制与对抗是西方社会与苏联相处的最佳的、也是唯一的手段，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在一系列连续的地理和政治地点“都以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共产主义对峙”。GeorgeKannan，“TheSourcesofSovietConduct，”ForeignAffairs，Vol��25，No��4，1947，pp��574-575��
　　在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当中，这种将国际政治视为两大意识形态空间对抗，而将“极权世界”视为一种完全敌对、性质迥异且不断进行空间扩张的观念，已在美国对外政策辩论中大占上风。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等人在内，美国政府中相当多的决策参与者虽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但都坚信其存在超越自身安全需求的扩张主义倾向，坚信苏联将经由希腊对中东、西欧乃至世界上任何易受攻击的地区加大入侵威胁。1947年艾奇逊警告美国国会议员，社会主义的全球扩张方兴未艾，苏联人正以一种大胆的策略，试图进入三个大陆。如果希腊落入他们手中，土耳其、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将会步其后尘。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经埃及进入非洲和通过意大利与法国侵入欧洲。随着英国全球权势的崩溃，现在唯有美国才能阻止他们咄咄逼人的步伐。转引自[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著：《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美]孔华润（沃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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