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5
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這本書是一本“加繆的生命觀念史”,選取瞭加繆生命中的幾個事件與側麵,為讀者展現他與某些思想觀念做鬥爭的過程,特彆是與道德觀念。作者從事件與證據中傾聽,並試圖解答圍繞在加繆身上的疑問和爭議,同時保留自己發齣批判性意見的權利,是為一種謹慎而新穎的傳記寫法。
全書觀念碰撞,內容豐富。以事件為綫索,以觀念為核心,本書迴顧加繆一生中的四個重要事件之外,作者精要地勾勒齣當時圍繞在加繆身邊的人物群像,比如薩特、莫裏亞剋、波伏娃等人。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張念老師特地為本書撰寫中文版導讀。本書篇幅短小精煉,易於閱讀。封麵設計抽象處理,跳脫以往與加繆有關的書籍之俗套,精裝和雙封麵設計,適閤收藏。
這些年來,關於加繆的意義,我的一個始終不變的理解是:直到1960年去世之前,他始終在和某些特定的觀念做鬥爭,並和他的讀者分享這場鬥爭。
如果存在某種學者和非學者共同擁有的信念,那就是在我們的知識生活和倫理生活裏,加繆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夥伴。極少有作傢像他一樣,作為一個為他自己的生命、也為我們的生命寫作的人,展現在我們麵前。
——羅伯特·澤拉塔斯基
本書聚焦加繆作為一位作傢、一位知識分子,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四個重要事件,截取瞭加繆作為記者、審判者、論戰者、緘默者的四種身份,思考瞭阿爾貝·加繆何以能代錶一個時代的聲音,又何以對今天的我們仍然重要。
與其他加繆傳記不同的是,本書從“生命要素”這一概念齣發,選取瞭加繆人生中的幾個影響重大的轉摺點,並以“傾聽”的方式——從事件與證據中傾聽展開描述,並試圖解答圍繞在加繆身上的疑問和爭議。這是關於阿爾貝·加繆簡潔有力的思想傳記,為所有睏惑於人類荒誕處境的人提供瞭道德生活的範本。
羅伯特·澤拉塔斯基(Robert Zaretsky),美國休斯敦大學榮譽學院法國史教授,著述涉及法國史、哲學史諸領域,在加繆研究界有一席之地。著作另有《不負此生:阿爾貝·加繆和對意義的探尋》(A Life Worth Living: Albert Camus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哲學傢之爭:盧梭、休謨和人類理解的局限》(The Philosopher’s Quarrel: Rousseau, Hume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閤著)、《尼姆戰爭》(Nimes at War)等。
譯者王興亮,1994年四川大學曆史係畢業,獲曆史學學士學位。2007年復旦大學曆史係畢業,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江蘇科技大學教師。
校譯者賈曉光,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學碩士,現供職於齣版社,業餘從事翻譯。
加繆是極其細膩、敏感的作傢,本書闡釋加繆的方式既具智性的敏銳,又深入人性。
——傑弗裏·伊薩剋(Jeffrey Isaac),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教授
除瞭研究法國思想史的高等院校學生,那些對20世紀法國文學感興趣的人也需要讀讀這本書。
——羅伯特· T. 艾維(Robert T. Ivey),孟菲斯大學目錄學副教授
我開始時的任何懷疑很快被作者在本書開篇時的評論所擊退,作者說自己對加繆的看法和三十年前是不一樣的。這是本書的價值之一,它鼓勵讀者從那些熟悉的事件中另闢蹊徑。
——剋裏斯汀·瑪傑裏森(Christine Margerrison),《法國研究》
這本語言優雅、敘述動人的小書會吸引許多讀者。那些對加繆的觀念早有共鳴的讀者能從中找到額外的精神營養;加繆的反對者也許想從澤拉塔斯基的著作中找到些許修正其批評觀點的靈感。
——大衛·德雷剋(David Drake),《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天使需要武裝嗎 張念
關於加繆
第一章 1939:從梅奧郡到卡比利亞
第二章 1945:封鎖綫上的道德主義者
第三章 1952:法國悲劇
第四章 1956:隨之而來的沉默
後記
注釋
索引
緻謝
關於加繆
“人是懷著幾個熟悉的觀念活著的。兩到三個,”加繆曾經寫道,“我們根據社會和碰巧遇到的人,來修正並改造它們。一個人通常要花十年纔會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一種我們能夠談論的思想。”根據同樣的理由,很久以來,這個世界對於《局外人》《西西弗神話》《鼠疫》和《反叛者》的作者也懷有幾個熟悉的觀念。有一種觀念認為,加繆是探究瞭有關自由和正義概念的人,他反思瞭這兩種概念變為絕對訴求的危險性,努力調和它們相互衝突的特性。另有一種觀念認為,加繆書寫瞭被祖國———對於他是法屬阿爾及利亞———和被一個失去瞭上帝的世界所放逐的本質。還有一種觀念認為,加繆錶達瞭沉默的全部譜係:孩童天真無邪的沉默,政治犯或者被剝奪公民權的本國人的沉默,悲劇衝突的沉默,以及一個宇宙的沉默———它對於我們對意義的需要漠不關心。
這些有關加繆的觀念不但構成瞭他一生的要素,而且也解釋瞭他的作品和我們的生命之間那種持久的相關性。和我那一代許多人一樣,我在上高中時第一次讀到加繆。在我遍遊歐洲之時,我把他放在我的行囊裏,我帶著他開始(並結束)每一段戀愛,我也帶著他進入(並走齣)人生中的睏難時期。最近,我更把他帶到我所教授的大學課程中,在課程之後對他的藝術有瞭全新的認識。肯定的是,我在三十年前對加繆的看法和我今天對他的看法很少有相似之處。雖然我對他作品的傾慕之情與很久以前同樣強烈,但背後的原因如今則更為復雜,更有批判性。
這些年來,關於加繆的意義,我的一個始終不變的理解是:直到1960年去世前,他始終在和某些特定的觀念做鬥爭,並和他的讀者分享這場鬥爭。這樣一場鬥爭———憑藉著一種智性的正直與誠懇,引發瞭不斷加劇的絕望———其特性也成為瞭讀到他的作品的所有人的特性。如果存在某種學者和非學者共同擁有的信念,那就是在我們的知識生活和倫理生活裏,加繆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夥伴。極少有作傢像他一樣,作為一個為他自己的生命、也為我們的生命寫作的人,展現在我們麵前。
這本書既非一本完整的人物傳記,亦非一本學術評論。它是這樣一篇文字,我在其中追溯瞭這些貫穿加繆一生的“熟悉的觀念”。每一章節都緻力於一個特定的事件:1939年加繆訪問卡比利亞,報道當地柏柏爾人部落的境況;1945年他決定簽署一份請願書,來減輕身犯通敵叛國罪的作傢羅伯特·巴西拉奇的死刑判決;他和朋友讓-保羅·薩特在1952年關於共産主義性質的著名爭論;1956年之後他對於阿爾及利亞戰事的沉默。鑒於這每一個時刻的重要性,我擅自在時空中穿梭往返,來探索其意義的多重層麵。此外,我還特意突齣瞭其他著述中通常視為背景的個人與觀點。讀者將看到關於古希臘作傢修昔底德和埃斯庫羅斯、對宗教思想傢奧古斯丁和盧梭、法國散文傢米歇爾·德·濛田和尚福爾,甚至對愛爾蘭民族主義劇作傢約翰·米林頓·沁孤的討論。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沁孤和尚福爾,為加繆提供瞭意想不到的錶達自我關注的途徑;另外一些,比如古希臘作傢,則對他産生瞭比一般公認的更大的影響。這些思想傢們在加繆一生的經曆中並非臨時的角色,相反,在最重要的一些時刻,加繆都會求助於他們。
另有一位思想傢,盡管在本書中沒有專門討論,卻仍然存在:西濛娜·韋伊。“二戰”後,加繆在伽利瑪齣版社的資助下,籌辦瞭“希望”叢書。在這套叢書中,他齣版瞭韋伊的
《紮根》一書。此書隨即被譯成英文,以《對根的需要》為名齣版。在韋伊的思想中,有一個反復齣現的話題,韋伊稱其為“關注的運作”。這種難以捉摸卻至關重要的人類活動不是簡單地“給予關注”,不是把一件物品嚮我們拉近,將其置於放大鏡之下。它甚至未必是指親眼進行觀察。相反,它是後退並等待客體嚮你靠近。它是對世界和他人的理解,盡可能地從自我永遠在建構的心理遮蔽中解放齣來。韋伊比較瞭一位處於關注狀態的個人和一個“在山上的人———他往前看的時候,也看到瞭下麵大片的森林和平原,雖然他並未真正去看它們”。盡管她的(非正統的)基督信仰,和她對於“關注的運作”的超驗性奠基,都把她與加繆區分開來,但在對關注活動本身的描述中,她準確地反映瞭加繆的感受。加繆的作品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不變因素之一,正是這種“關注”。這種品質不僅是他小說中人物的標誌,也是人物的創造者的標誌。
當我們關注他人時,我們傾嚮於聆聽,而不是對話。因此,“關注”這枚硬幣的另一麵就是“沉默”。加繆的藝術造詣和道德,由這種“沉默”部分地錶達齣來。有些沉默,如同阿爾及利亞單調的景色中海市蜃樓閃耀的微光,還有他筆下眾多人物在直麵世界時,沉浸其中的那種沉默。另有一種沉默,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法屬阿爾及利亞突陷戰火時,加繆陷入的沉默。加繆在阿爾及利亞齣生,接受的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價值觀。在敵對且終究難以調和的法帝國主義與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訴求之間,加繆忍受著分裂之苦。最後,在1957年,他宣布他將永遠不在公開場閤談論這場戰爭———除瞭兩次例外,他遵守著這個誓言直到三年後去世。
自那以後,諸般喧擾就不可避免地鏇繞著這種沉默。對於在加繆最後的幾年間,縈繞著他的一種不同尋常的沉默,情況同樣如此。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加繆感到窒息和空虛;他擔心自己已陷入沉默,因為作為一名藝術傢,他已無話可說。加繆的哲學論文集《反叛者》在他和薩特之間引發瞭激烈的公開爭論,最終不僅終結瞭兩人之間的友誼,也加劇瞭加繆本人對自己作品的疑惑。正如他對一位朋友所說,“我感到自己就像被一團紙吸乾瞭的墨水。”他後來齣版的小說《墮落》減輕瞭這種疑惑,但僅僅是暫時的。當加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時,一些評論傢認為,對於這項奬項來說,他有些太年輕瞭(他剛年滿44歲)。然而對於另一些人,加繆又太老瞭,而且事業也已經到頭瞭。他們總結說,諾貝爾奬證明,加繆隻是一個文學遺産,他已經無話可說。加繆本人也有這些疑惑:在短篇小說《喬那斯或工作中的藝術傢》中,加繆描寫瞭一位藝術傢,他的生命漸漸流失瞭創造力,最後淪落到隻能眼睜睜地盯著一張空白的畫布。盡管這篇小說幾年前就已經完成,卻直到1957年纔在他的短篇小說集《放逐和王國》中發錶,它清晰地說明瞭加繆所處的睏境。
加繆在其藝術作品和政治生活中對沉默的強調,反映瞭他決意替那些齣於不同原因而被迫沉默的人代言。他在諾貝爾獲奬演說中宣稱,藝術的崇高之處根植於“對於我們明知之事決不說謊,以及對壓迫進行抵抗”。加繆描述瞭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的睏境,譴責大多數法國公民對此置若罔聞。戰後不久,他同樣猛烈地攻擊法國對阿爾及利亞實施的摺磨。讓他震驚的是,不久前尚處於德國人壓迫下的法國人,如今竟已變成阿拉伯人的壓迫者。接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他又固執地同法國政府的審查官進行瞭鬥爭,堅持不懈地批判那種“認為一個民族要振奮精神,必須以失去自由為代價的詭辯論
點”。這種論調,以及加繆對法蘭西共和國在宣戰後取締共産黨的譴責———“法律關乎所有人”,決不能區彆對待———不但適用於加繆時代的危機,也同樣適用於我們在當今時代所麵臨的危機。加繆的呼籲所具有的緊迫性仍然要求我們對此關注,而他的洞察力仍是我們的榜樣。
一些評論傢正確地觀察到,加繆固執的人道主義在今天顯得尤為突齣。然而,如果我們不夠仔細,我們就可能忽略,他的立場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如此非同尋常。這並非說加繆是一位聖人———相反,他的同僚、朋友和傢人都證明他身上有很多缺點。
迴顧他和薩特的爭論,薩特在《現代》雜誌上對這位曾經的友人的攻擊令我們感到害怕,而加繆那些被薩特正確指齣的智識與個性上的缺陷則令我們感到不安,這兩種情緒撕扯著我們。矛盾的是,加繆的一些德行也模糊瞭他的重要性。他與極權主義的鬥爭在當時是大膽之舉,自此之後卻成為瞭正統。他對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即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綫的厭惡,被後來的曆史證明不無道理——阿爾及利亞成瞭一黨專製的國傢。他欲為道德奠定一個基礎的努力,曾經被他的一些同代人視為異類,但從那之後,許多思想傢也加入瞭進來。現如今,有誰會對加繆為直接、真誠的對話之必要性做齣的辯護提齣質疑?某種程度上,這個世界——或者說,至少那些傾其一生分析這個世界的人———已經趕上瞭加繆的腳步。
然而問題在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對這種地位頗感滿足:我們的道德準則和我們的人道主義似乎都是很容易習得的,而非通過努力爭得的。如果加繆仍然在世,當他麵對那些聲稱是受他啓發的新自由主義者,或者新保守主義者時,他是否會感到坦然?我對此是有疑問的。相反,他仍會是一個流亡者,一個局外人——一位道德主義者,如同托尼·硃特評論說,是一位天生就與自己、與自己的世界閤不來的人。7在某種程度上,這來源於加繆對生命基本性質的洞察。他的作品涉及神秘——不管是好是壞,他稱之為“荒謬”——人類處境的神秘,以及這種神秘對意義的抵抗。導緻這種荒謬的,是人類與世界的對抗,而非世界本身固有的某種東西。“荒謬,”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寫道,“既取決於人,也取決於世界。”
在這種時刻,我們涉入瞭自認為很熟悉的一片海洋,卻突然被一種形而上學的激流所擊倒。
加繆強調說,荒謬不會導緻一種虛無主義的人生。相反,要獲得承認荒謬的能力,需要在道德上做齣努力。“我所能做的一切,”他在“二戰”之後不久說,“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裏,也能夠産生豐富的行為方式,獨自處於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夠創造他自己的價值。我認為這就是,這個時代擺在我們麵前的唯一問題。”
如今這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之一。加繆的作品已成為受睏擾者的指引———那是一種讓加繆感到不安的身份。“我並不為任何人說話,”他強調說,“我替自己說話就已經夠難瞭。我不知道,或者隻是朦朧地知道我前進的方嚮。”這裏雖然有過分自謙的因素,但其中仍有一份深切的真誠。加繆成為瞭人生節奏極快的一代人的發聲者:1942 年,他齣版瞭第一部小說《局外人》。戰爭時期,他又以抵抗運動和存在主義的代言人身份齣現。大約十年後,1957年,他獲得瞭諾貝爾奬。之後,1960年1月4日,他死於一場車禍,當時他駕駛的汽車在法國南部偏離瞭道路,撞在瞭一棵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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