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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研究》第7辑是丛书主编胡恒思忖许久的“学科与制度”专辑,核心仍然是“当代性”,探讨了传统知识如何具有当代性,怎样创造当代的知识,传播知识的当代方式有哪些等等议题。在西方建筑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产生着重要作用的背景下,知识的当代性在这里又不可避免地涉及三个“本土”问题:第1,在建筑话语的建构中,西方建筑学的意义何在?第2,在学院制度的建构中,其意义何在?第3,在设计教育的过程中,其意义何在?
对于同样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建筑界同仁及学术们而言,本辑所甄选的诸篇文章,无疑会带来启发。
内容简介
《建筑文化研究》是由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支持的系列出版物,每年一本,由国内(含台湾地区)著名建筑学府的重要学者(范景中、夏铸九、丁沃沃、王骏阳、葛明、朱涛、赵辰等)任编委,由胡恒主编的建筑理论文集,每辑由来自港澳台的多位学者撰写或翻译理论文章。第7辑提出西方建筑学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学科知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书中还涉及知识的当代性,提出三个“本土”问题。
内页插图
目录
卷首语(胡恒)
学科与知识
哈德良时期的建筑及其几何学(大卫·M. 雅各布森)
认知与机制:中西“建筑”体系之比较(郭文亮)
话语建构与观念流变——1954—1991《建筑学报》中理论议题的历史回溯(李华)
教育与制度
三十年——对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批判性回顾与展望(夏铸九)
体积法(葛明)
教学(古拉、特萨里)
文献
报告四则(尤金·维欧勒·勒·杜克 等)
评论
十五世纪的对照研究(约翰 ? 萨默森)
前言/序言
在《建筑文化研究》中做一期“学科与制度”专辑,是我琢磨了很久的一个计划。显然,这个计划比较偏向知识,与前几期的“当代史”系列的建筑个案研究相距甚远。但在我看来,“当代性”,仍然是本专辑的核心所在——“传统”知识如何具有当代性;怎样创造“当代”的知识;传播知识的当代方式有哪些,等等。
本专辑还有一个背景是,西方建筑学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学科知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产生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知识的当代性,在这里还涉及三个“本土”问题。第一,在建筑话语的建构中,西方建筑学的意义何在?第二,在学院制度的建构中,其意义何在?第三,在设计教育的过程中,其意义何在?
第一个问题涉及媒体、语言、传播。它是我们整个行业对于建筑的认知反应。大家以何种方式来论述、交流建筑?西方建筑学的概念与论述逻辑的融入到了何种程度?无疑,话语交流中隐含着某种默认的规则,而且,该规则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第二个问题涉及机构、学院的建设与运作。机构的问题较为具体(空间、时间、人物),其中制度是核心。它出自“西方”(苏、美、欧),也有中国移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较为细节——设计教学的方法论。这个问题比较私人化,但是,它充分地体现出当代知识在观念的现实化(设计实践)上的成熟度。这三个问题,也是本专辑选取稿件的三条线索。它们归在专辑的两个分主题上:学科与知识(知识的形成),教育与制度(知识的传递)。
“学科与知识”的三篇文章,都与知识的形成相关。大卫·M.雅克布森的《哈德良时期的建筑及其几何学》一文讨论的是古罗马建筑中曲线运用的几何学根源;郭文亮的《认知与机制:中西“建筑”体系之比较》一文视野宏大。作者在西方与中国两条线索上,对“建筑”观念的内涵做了一次简明的“知识型”梳理;李华的《话语建构与观念流变——1954—1991<建筑学报>中理论议题的历史回溯》与郭文略有相似之处,它亦是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这是一次标准的话语分析,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全套《建筑学报》)里,将关于建筑的理论论述清理了一遍。
这三篇文章,一则是知识的起源,一则是知识的演变,一则是知识的表现。看似各有论述目标与逻辑,其实内里多有瓜葛。后两篇都涉及西方建筑学知识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结合问题,第一篇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种可能的解释。西方建筑学能够融入本地的知识建构之中,几何学是一个基础性的操作系统。当然,这个问题牵涉甚多,它将在第二个栏目进一步讨论。
“教育与制度”栏目的三篇文章,都相关知识的传递。夏铸九先生的《三十年——对台湾大学建筑与城市乡村研究所的批判性回顾与展望》是难得的制度研究与批判。葛明的《体积法》一文,虽然只是个人设计教学经验的总结,但涉及的问题却相当严肃,也颇具野心。这就是,面对脑中空白一片的学生,设计课程能否给他们植入一个有效的知识框架,引导他们尽快进入建筑的世界?《教学》一文针对的是另一类知识。建筑史,在塔夫里的威尼斯建筑学院的课程中,以高度的学术性著称。这种显然颇为艰深的研究,如何转化为课程教学?塔夫里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与试验。《教学》一文对塔氏历史教学法有所详解。
实际上,这三篇文章都有灵魂人物的问题。他们开创、建构了一个机构、制度、框架、系统,成就一时,追随者众;一旦他们离开,这个机构或系统随即运转不灵,或者干脆报废。传奇的诞生需要数十年的耕耘,而终结只在一瞬间。伟大的教育,似乎只是一件个人化的、单线的事情——这让我们想到格罗庇乌斯时期的包豪斯、海杜克时期的库珀联盟、老沙里宁时期的匡溪、博亚尔斯基时期的AA……它似乎在证明,知识的传递,从来都不是教育的主角。在那些人的教学中,有些更重要的传递内容,它们表明了机构、制度、系统本质上的无效(或者临时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胡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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