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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揭示十七世紀英國文學的風尚和思潮
　　※在曆史的背景下考察文學，發掘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
　　※介紹一些影響深遠卻少人問津的作傢

內容簡介

　　《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是楊周翰先生運用比較的方法，從廣闊的視野和全新的角度，來研究17世紀英國文學的一部力著。他以17世紀英國文學為突破口，把17世紀文學放在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雖然影響深遠但卻少人問津的作傢為切入點，揭示瞭17世紀英國文學的風尚和思潮，發掘齣17世紀英國文學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寫瞭英國十七世紀文學的曆史，楊周翰先生並非囿於經典文學，而是把一些不為以往的文學史傢所關注的文類和文化現象，例如悼亡詩等，納入自己研究的範圍，並從中國學者的獨特視角齣發比較研究瞭中國古代的悼亡詩，從而得齣瞭一些全新的結論。

作者簡介

　　楊周翰（1915—1989），中國莎士比亞研究的拓荒者，當代中國比較文學奠基人，學貫中西的比較文學和西方文學研究大師，西方古典文學、英美文學翻譯傢。
　　楊周翰先生先後執教西南聯大、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曆任北京大學教授、英國文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同時他也是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屆會長，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十一屆副會長。主編有《世界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等多種核心刊物。
　　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攻玉集》《鏡子與七巧闆：比較文學論叢》《中國比較文學年鑒》（主編）等；主要譯著有《埃涅阿斯紀》《變形記》《詩藝》《藍登傳》《亨利八世》等；主要論文有《維吉爾與中國詩歌的傳統》《彌爾頓的悼亡詩：兼論中國文學史裏的悼亡詩》等。

目錄

小引
培根
英譯《聖經》
性格特寫
《憂鬱的解剖》
鄧約翰的布道文
托瑪斯·勃朗
馬伏爾的詩兩首
彌爾頓的教育觀與演說術
彌爾頓的悼亡詩
耶利米·泰勒論生與死
約翰·塞爾登的《燕談錄》
霍布斯的《利維坦》
沃爾頓
皮普斯的日記
文學史參考書目
索引
書後

精彩書摘

　　培根
　　我們也許讀過培根的短小精悍的論說文（Essays），覺得他是個熟諳世故、饒有識見的哲人和政治傢，又是個文筆簡練、思路縝密的散文傢。他第一次齣版的《論說文集》隻有十篇，那時他已經36 歲，後來又陸續增加，並對最初的十篇作瞭修改。到第三版，即最後一次齣版是在他死前一年，足見他一生對於政治、人情、處事、經營、修身這些問題一直很注意，這和他的身世和誌趣是密切相關的。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的父親尼古拉· 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在亨利八世朝廷做過官，瑪麗女王在位時（1553—1558），因為他信新教，丟瞭官，伊利莎白一世時，任掌璽大臣。培根18 歲時，父親去世，這時他已經從劍橋大學畢業，在倫敦學法律。他是次子，沒有繼承權，必須自己謀生（他經常債務纏身），從頭做起。可能是經他的姨夫、伊利莎白的財務大臣老勃利勛爵（Lord Burgley）的活動，他在1584 年當上瞭下議院議員，此後勃利也許因為他的清教徒傾嚮，盡管他一再請求，就不再提拔他瞭。但他從小就生活在大官僚群裏，耳濡目染，熱中功名利祿。在官場，他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以至背叛朋友，忘恩負義。但是終伊利莎白一朝，他未得重用，隻有一次，在審判女王寵臣埃塞剋斯伯爵叛國案時，他被破格準許參加審判。在審判過程中，培根齣瞭大力，把他過去的恩主定瞭罪。在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即位為英格蘭王（稱詹姆斯一世）後，培根又是麯意奉承，終於做瞭檢察長、掌璽大臣，1621 年晉封子爵，一直做到大法官這個最高官階，這時他57 歲。三年後他被控受賄，自己也承認貪汙失職，從此罷瞭官。後人對他這些錶現都是不齒的。十八世紀詩人蒲伯罵他“你若愛纔，培根纔華照人，他是人類中最有智慧、最光輝、最卑鄙的一個”。十九世紀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論培根的文章也發揮瞭蒲伯這一判斷。
　　他在這起伏升沉的宦海裏，憑他的敏銳的觀察和強健的腦力，寫齣具有像《論說文》那樣的內容和風格的文章，是很可理解的。
　　但是論說文隻是培根著作的一小部分。我們接觸到他的其他主要著作的時候，得到的突齣的印象是他立誌閎偉，掌握的知識汪洋浩瀚，思想周密而銳利。他的著作包括哲學、曆史、法律、文學各方麵。他立意要重新考察和研究自然，創建新哲學，來代替舊的、統治瞭整個中世紀的亞裏士多德的哲學。他從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起，據說就認為亞裏士多德的方法論産生不齣有用的結果。這個萌芽思想後來就發展成《偉大的復興》（Instauratio Magna），但這個宏大的設想並沒有全部實現。所謂“偉大的復興”指的是科學的重振，尤其是科學方法的重建。培根1620 年（在《新工具》裏）宣稱，他的《偉大的復興》將包括六個部分：1. 科學的分類與迴顧；2. 新的歸納法；3. 自然史和實驗史，這些是歸納法的基礎；4. 歸納法所得的發現與發明，列錶舉例；5.（非新方法的）科學調查所得的發現與發明，暫時列錶，以待用科學方法加以檢驗；6. 歸納所得的結論，加以科學的綜閤。這是一個宏偉的、創新的計劃，六個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從自然實際齣發，重實驗，運用歸納法。馬剋思稱他為“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正是指這一點。
　　《偉大的復興》有的部分，如第一部分，即早先用英文撰寫的著作《學術的推進》（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 的擴充， 改用拉丁文撰寫， 更名為《科學的尊嚴與增進》九捲（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Libri IX），簡稱《增進》（De Augmentis），1623 年齣版。第二部分就是《新工具》（NovumOrganum），也是用拉丁文寫的，副標題指明這是《偉大的復興》的第二部分， 又名《理解大自然的正確指導》（Indicia vera deInterpretatione Naturae）， 完成略早於《增進》，1620 年齣版， 講的是歸納法，是他全部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核心。但是這部作品他並沒寫完，就匆匆忙忙去寫第三部分和其他部分，以及其他著作。除瞭《增進》之外，他在這期間還寫瞭一部《亨利七世史》（1622）［3］，發錶瞭《論說文》最後一版（1625），並寫瞭《新大西島》（也未寫完）於1626 年齣版。因此，《偉大的復興》的第三、四、五部分都極零碎，而第六部分根本沒有遺稿。
　　從他完成的著作中可以看齣他涉及的知識範圍之廣。即以《學術的推進》而論，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1 至5 節指齣發展學術的種種障礙，破除對學術的錯誤觀點，6 至8 節指齣研究基督教和古代希臘、羅馬作傢對學術的益處。第二部分總結瞭人類迄今為止的知識，他把知識分為兩類：神所啓示的知識和人類靠自己的官能所獲得的知識。這兩類知識又可按獲得它們的不同官能分成三種：憑記憶而産生的曆史知識，憑想像力而産生的詩歌，憑理智而産生的哲學。神所啓示的知識指宗教史、先知的預言、寓言、教義等，這樣一來，他就巧妙地把宗教和科學分開，他有一句名言“屬於信仰的東西，歸給信仰”。但遇到宗教教義與科學發生衝突時，他又聲稱必須接受宗教教義，以免遭受宗教界的攻擊，所以培根是個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對推動科學前進，仍作齣瞭曆史的貢獻。
　　《學術的推進》第二部分的1 至3 節，曆史部分，包括自然史、政治史、教會史、文學史（指學術研究和教育）。第4 節詩歌（指文藝），這節最短，培根沒有發揮，後人都認為是憾事。5 至25 節，哲學部分，包括自然哲學、醫學、心理學、邏輯、語言、修辭、倫理、治國術。
　　《學術的推進》確如評論傢所說，是總結瞭前人的一切知識，重新加以分類，並指齣哪些部門有哪些空白，這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相比，其進步性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分類是否科學，可以存疑，正如我國漢代劉歆總輯燔餘的典籍，劃為《七略》，班固刪去一略，荀勖又分為四部，到唐朝纔分為經史子集四庫一樣，但是他總結的功勞不能磨滅。他的總結裏麵也有不少遺漏，例如人們指齣他不知凱普勒的天文發現，不知對數和阿幾米德的幾何學，但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奇怪的是像培根這樣一個人，一方麵積極鑽營，看風使舵，一心想做大官，而且終於做瞭大官，一方麵又熱心從事學術和科學研究，而且成為一個劃時代的哲學傢；一方麵是趨炎附勢的政客（所謂time-server），一方麵又是真理的追求者（所謂truth seeker），豈不矛盾？
　　培根自己認為他的真正誌趣在學術。早在1592 年他31 歲初入仕途時，就曾寫信給他的姨夫勃利勛爵說：“坦白地說，我在官場的誌趣是有限的，而在哲理方麵的誌趣卻汪洋無際，我把一切知識都納入我的領域。”他寫信的目的是要求勃利資助他做學術研究。但實際上他是很熱心做官的，直到因貪汙罷官纔不得已而下颱。熱心仕宦和熱心科學隻在時間上有矛盾，這反映在他的巨著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的狀態上。但從思想上說沒有什麼矛盾。
　　……

前言/序言

　　小引
　　英國曆史上的十七世紀，尤其前六十年，是個偉大的時代，動蕩的時代。在這段時間裏發生瞭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資産階級革命和隨後的復闢。這一曆史性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個人，每個人不得不作齣自己的反應。我們知道，英國資産階級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進行的，有多少不同的社會階層，就有多少不同的教派，從天主教一直到教友派，形形色色，但主要的鬥爭是在保王的國教和革命的清教之間展開的。我們說政治鬥爭是在宗教外衣下進行的，是說宗教論爭甚至宗教戰爭實質上是政治鬥爭，但當事人在他們主觀意識裏，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真心誠意地把這場辯論或戰爭看成是宗教信仰問題的。如果我們停留在“宗教鬥爭=政治鬥爭”這一簡單公式上，就很難理解論爭的具體內容，以及這場鬥爭怎樣具體地影響每個人的心靈。時代的動蕩促使每個有思想的人思考，而這種思考總是用宗教術語進行的，所以這一時期作傢的著作裏多談生與死、這種信仰和那種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創傷這類問題。
　　在宗教鬥爭激烈的同時，科學也在長足進步。這是資産階級發展過程中並行的兩股力量。自然科學的進展當然要受宗教的抵製。威廉·哈維（WilliamHarvey，1578—1657）就因為提齣瞭血液循環的理論（1628），被人認為是邪說，而他的醫生業務一落韆丈。科學傢本身也受宗教的局限。科學要抬頭，首先要和謬誤作鬥爭，不過正如常言所說，曆史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天文、醫學、物理、化學方麵的探索和實驗，新技術的發明，仍然在前進，以緻六十年代初正式成立瞭“皇傢學會”（TheRoyalSociety）這樣一個科學團體。為科學發展奠定方法論基礎的則是培根。
　　人們思想的活躍也還由於嚮外的繼續擴張而更形活躍。殖民冒險、海外貿易、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國際戰爭，從積極方麵講，擴大瞭島國居民的眼界，也給思考的人以新的精神食糧。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英國文藝復興盛期和復闢前後文學上的情調的差彆，就會發現十六世紀末的那種自信淡薄瞭，建立烏托邦、“新天地”、和諧的世界等等理想，培育一種新人的可能性的信念，簡言之，早期人文主義的理想消失瞭。代之而起的情調則因人而異，但都與六七十年前大不一樣：多半是內嚮的、懺悔式的；或者是嚴肅的、說教的；也有玩世不恭、一心享樂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抒情詩不見瞭，有也是痛苦的；戲劇因清教徒的禁止也不見瞭，代之而起的是散文和另一些文學品種。錶達意見，特彆是宗教政治意見，最快捷的莫若散文——政論文、布道文、小冊子。當然比筆頭錶達更直接的是口頭錶達——演說、談話。作為思想的係統化、理論化和曆史經驗的總結，十七世紀的哲學著作和曆史著作很有成就。在這動亂的時代齣現瞭大批的傳記、迴憶錄、日記，有的是為瞭證明自己的宗教見解的正確，有的是因為風雲變幻的時代有許多值得傳之後代的事和人可以紀錄下來。
　　因此，十七世紀前半葉，除瞭彌爾頓一些早期詩篇和玄學派詩人外，可以說是散文的時代，而散文也經曆瞭一個變遷的過程。早期寫說理文章，如培根就根本不信賴英文，說明這個錶達工具在他看來不夠完善。《聖經》則故作古奧。十七世紀前半葉散文的主導風格是所謂“巴羅剋”，華麗而散漫。但這種風格很快就被樸素無華、簡潔明朗、更適宜於科學和說理的文風所代替。英文作為錶達工具日趨完善。
　　本書不打算全麵係統地介紹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這不太可能，也無必要。全麵的論述可檢閱本書所附參考書目。國內通行的英國文學通史對這一時期則又比較簡略，隻介紹一些主要作傢，本書的目的隻是想起一點拾遺補闕的作用，可能對專業研究者有所助益，對一般讀者也可以增廣見聞吧。所選的作傢作品，不可能不是從主觀認識和興趣齣發，這隻是一個初次嘗試，希望因此而有更好更完整的斷代國彆文學史齣現。由於這裏的作傢大多比較陌生，他們的作品也大多沒有譯本，所以盡量多譯些選段，以免空談，讀者也可據此判斷所論是否得當。
　　1984年5月於中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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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文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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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纔，“魯迅”是他1918年發錶《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傢、思想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嚮，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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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西班牙文：Jorges Luis Borges，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阿根廷作傢。他的作品涵蓋多個文學範疇，包括：短文、隨筆小品、詩、文學評論、翻譯文學。其中以拉丁文雋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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