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阎崇年先生自选史学研究精华之作结集出版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先生题写书名。
　　作者首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统合于大中华文化。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自选集，精选了二十九篇代表作结集成书。共分为六组：**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北京史。？？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后统合于大中华文化。

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创建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倡议并主持**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近期出版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和25卷本的《阎崇年集》；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历史，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史的领军学者之一。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佳图书荣誉奖。《正说清朝十二帝》荣获多种奖项。其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韩文和阿拉伯文出版。先后到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阿曼、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1990年，应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等进行访问并演讲。在海内外享有学术盛誉。

精彩书评

　　这部《阎崇年自选集》共收文章二十九篇，约四十万字。全书大体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十六篇文章从**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到《辽西争局兵略点评》，加上后面的一篇《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大体以满洲雄起、明亡清兴为经，把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编织其中，大致给出了明清交替、朝代兴亡的脉络。重要人物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明珠、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关键事件主要包括明成祖迁都北京、辽西争局中的宁远之战、觉华岛之役、大凌河之战以及清军入关、明末北京保卫战等。后半部分从《论满学》起，除《于谦〈石灰吟〉考疑》和前面所提《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这两篇，其余十一篇文章论述满洲文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典章制度、宗教习俗、文书档案乃至宫室、器械等；*后一篇《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说的是元、明、清三朝的北京，但以元、明为铺垫，落脚点在清，展现的也是“满洲文化”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蒙、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因而也可放到“满洲文化”中。
　　全书二十九篇文章，写作时间不同（早写于上世纪60年代《康熙：千年一帝》，迟写于2015年《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具体内容各异，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较大的时间跨度中所关注的问题，这也使得这些篇章在作者的已有论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文章虽皆独立成篇，但因其有“清史”这一线贯穿，无形中珠玑成串，自成系统。其内容宏大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之大事，细微处则见一宫一室、一书一文、一茶一饭之细节。总体上让人感到全书似有一个无形的整体框架，且脉络清晰，血肉丰满。在全书的篇目安排上，前两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和《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从满洲先祖的狩猎文化讲起，细述其如何雄发、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从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方面概述二百九十六年的全清史，带有全书开篇、总论的意味。以下全书主体细分为五小部分，大致可看成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论及的事务、人物，映现的是金戈铁马、鼓角铮鸣，是“争天下、创基业”；后半部分多涉及文化、宫室之类，让人想起“坐天下”之事；全书*后一篇写“北京宫苑”，则更让人想到大清王朝已日落紫禁城了。总之，全书内容前后呼应，将满洲民族千余年的盛衰、大清王朝三百年的兴亡尽现其中了。如此选文、布局，亦可见作者思虑缜密、匠心独具。
　　三
　　作者的这些文字，特点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观点鲜明，全局在胸。这个全局，就是经过数千年争锋、比较、交流融汇而成的统一的大中华国家和多元共成的大中华文化、文明。作者歌颂这大一统，并把所述一人一事放到这个大背景中，对其行为、成败做出判断。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千年文化，发生巨变。大碰撞，大融合，大代价，大发展。”“历史是胜利者与失败者、融化者与被化者，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各个民族之间，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中原核心，一统政体，出现了中华大一统局面”（参见本书第12页：《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作者文字中写了满洲民族兴起过程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充分肯定了满洲民族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深刻论述了，当初仅数十万人的满洲能“入主中华”“统一天下”，正是其善于学习、顺应时代文明潮流、把自身融入大中华亿万人之中，融入大中华文明之中，才得以立足、发展，形成亿万人之“共主”。任何个人或民族，只有在为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前途。书中诸文，无不透出这一主题。
　　有独到见解和创新之处。比如，作者首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的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后统合于大中华文化（参见本书第1—17页：《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提出了满洲文化具备“满—蒙—汉”三元特征，正因如此，才使其能应付来自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的两种挑战，兼容蒙古之犷武雄风和汉族之文化翰蕴（参见本书第331—341页：《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另外，作者关于“三个千年”之说，亦颇有气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经过三个千年大变局，进行三次文化大交融——主要是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第二次主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第三次主要是森林文化入主中原，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大交融，开出中华文化之花，结出中华文化之果。三个千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三个千年变局所形成统一多民族的持久稳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参见本书第16、17页）。
　　不跟风俯仰，务求实求真。通观阎先生之论著，有一股写史的正气和较真的硬气。在前些年一度“戏说”成风、迎合低俗的“大潮”前，阎先生反其道而“正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又如对康熙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评价，作者开始于上世纪下放劳动时在北京南口的田野、草棚里写就过《评康熙帝》，后于上世纪60年代投给《历史研究》杂志，因文中对某学者有不同学见而被压未发。三十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拟参加研究《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这一课题，但课题未被通过，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作者认为，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作者认为《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中的部分论断：“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这二十五个字对康熙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的。遂写了此次收入书中的论文《康熙：千年一帝》。指出：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至其孙乾隆时，中华的疆域已东濒大海，西接葱岭，北达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南及曾母暗沙，领土总面积达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帝不仅创伟业丰功，而且内圣外王，修养品格，严于律己，为政勤慎，敬天恤民，崇经重道，学贯中西，知行知止。而且作为以满语为母语的皇帝，其汉文书法、诗篇亦能著称于史，也是其人格与学养的一个例证。*后结论：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王（参见本书第79—91页：《康熙：千年一帝》）。再如对权相明珠的评价，作者认为“旧史及前论多对其抑功扬过，均不足为训”。1985年作者专著长文，就明珠所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从民族与家族、旗分与派别、武将与文臣、国君与权相等层面，分析了清初百年历史的演变及明珠的功过是非，充分肯定了他在辅佐康熙开拓新政、能够结交和推荐汉臣、奠下康雍乾百年“盛世”基石中所作的贡献，称其“不愧是中国皇朝社会史上的名相，清代杰出的满族政治家”（参见本书第92—104页：《明珠论》）。另外，对似乎已有定论的观点，但凡自己有疑问，即能拿出依据，谈出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皇太极经略索伦”，此役不是“平叛”，而是“建立统治”（参见本书第50—66页：《皇太极经略索伦辨》）。对于素有争议的问题，亦不避繁难，勇于提出一家之言（参见本书第67—78页：《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考辨翔实，言必有据。作者之所以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因其言必有据，以极为严谨的态度治学、撰文。作者对所论之领域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非常熟悉，从《〈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一文即可见一斑（参见本书第395—415页）。尽管如此，为求文字准确，他不仅查阅史料，只要有可能，他还要踏勘现场，亲眼一观，亲身感受。这里仅举两个“小例”。一是1626年明朝与后金进行的著名的宁远之战，其主战场在宁远，分战场在觉华岛。以往论者对觉华岛之役多轻描淡写，略语带过。作者认为此役之影响极为重要，遂作文论证。为了弄清问题，作者亲自乘船登岛，认真踏勘，对这个面积十三点五平方公里的小岛及存在于其上的当年明军囤粮城遗址，做了详细的勘查、记录，结合史料进行研究（参见本书第207—220页：《论觉华岛之役》）。二是作者对京西慈寿寺塔（即今之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玲珑园内高冈之上的古塔）做过一番考察，澄清了建塔四百多年来存留的一些疑问。为此，作者不仅查阅大量史料，而且借1994年5月至12月此塔进行大修的机会，到现场请教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还得登上塔顶，进行学术考察，终于获得翔实资料，对流行的不确切的传闻进行了纠正（参见本书第464—485页：《京师慈寿寺塔考》）。靠证据说话，决不取巧于道听途说，这正是老一辈学者多有的风格。
　　夹叙夹议，点评精到。这是此书诸文共有的一个特点。文章开头，皆开门见山、开宗明义；文中条分缕析，多夹叙夹议，述史实，也讲观点；文末则以综述结论，这综述有着“太史公曰”的味道，精到且每每发人深思。如《辽西争局兵略点评》一文（参见本书第259—275页），开篇就直奔主题：“明清之际，争局辽西。在二十二年之间，于宁锦狭短地带，明与后金—清双方集结二十余万军队，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激烈、残酷、集中、精彩的争战。……其结果，明清争局双方，不是平局言和，而是一胜一败——胜者太和殿登极，败者退出历史舞台。乃胜乃败，原因固多。揭橥其要，首在兵略。谋略巧拙，成败系焉。……本文讨论，旨趣在于，就其兵略，加以点评。”文中作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精到点评。文章结尾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点评：“……历史的启示：在帝制时代，一个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胜败，其荣辱，其盛衰，虽原因复杂，但并不多极。一个军队的兵略，一个民族的政略，一个国家的方略，对这个军队的胜败，对这个民族的荣辱，对这个国家的盛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军队的兵略、民族的政略、国家的方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军队的统帅、这个民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君主。因此，要取得军事的胜利，就要有一个优秀的统帅及其好的兵略；要取得民族的繁荣，就要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及其好的政略；要取得国家的强盛，就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及其好的方略……”其精到点评，恳切议论，随处可见，不一一列举。
　　文由心生，饱含真情。此书文字无应命之作，更无应景之作。文字发自作者内心，字里行间充满真情。寓情理以人事，发感慨于胸臆，是非分明，激浊扬清，斥奸佞宵小，颂忠烈贤良。本书在论及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篇章中，此点尤为明显。这不仅是抒发作者个人情怀，更在弘扬民族正气。
　　语言简洁，有古史作之风。本书篇篇如此，不一一列举。
　　征引详注出处，一丝不苟。对所有给自己的写作、考察工作提供帮助者，均标名致谢。既对读者负责，亦可见作者之人格与文品。
　　以上，是自己在此书编辑工作中的一点感想，谈不到全面、深刻。但对我这个晚生、后学而言，确实受教多多，受益多多。
　　四
　　此书编辑工作告一段落之时，我又想起近九年前的那件事。那段时间，广大读者对出版物质量啧有烦言，许多人反映“无错不成书”。作为一名出版人，深感“无光而有责”。恰巧看到一部自己喜欢的阎先生的新作，发觉书中似有错讹。出于“吹毛求疵”的职业习惯，竟不知天高地厚正式写出若干条，向阎先生求教。此信一发出，便感到颇为唐突，甚至有点年少轻狂，有失礼貌，很是自责！岂料阎先生胸怀大度，且经此一事，竟待我以忘年之交，经常给我以指导。此次作为责任编辑，虽再三努力，但仍可能在此书编辑工作中存在错讹，还请作者及热心读者批评指教。
　　……

目录

自序
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论努尔哈赤
皇太极经略索伦辨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康熙：千年一帝
明珠论
于谦六百年祭
论戚继光
论袁崇焕
论宁远争局
袁崇焕固守宁远之扬搉
论觉华岛之役
论大凌河之战
论明末北京保卫战
辽西争局兵略点评
论满学
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
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
清宫建筑的满洲特色
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
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
清郑各庄行宫、王府与城池考
雍正理王府址考
《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
于谦《石灰吟》考疑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
京师慈寿寺塔考
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
感谢辞
《阎崇年自选集》编辑札记

精彩书摘

　　【题记】本文《康熙：千年一帝》，其发轫之作为《评康熙帝》，草于1963年下放劳动在南口农场值夜班的田野草棚里。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压未发。林彪事件后，《北京师范学院学报》要去文稿，因当时情势责编并未征求作者意见，对文章加上“穿靴戴帽”文字发表。后收入拙集《燕步集》出版。时过五十年矣，学界变化很大，再做修订，以《康熙：千年一帝》载入本集，该论文收入《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集》，于2011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一　三种评价

　　康熙帝的历史评价，古今中外，众说纷纭。概括说来，主要有十：

　　第一种观点，对康熙帝历史功过、对康熙朝历史地位，清朝人的评价是赞扬的。清朝皇廷对康熙帝的评价，集中反映在其谥号、庙号上：“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1]，共二十九个字[2]。这是对康熙皇帝的最高评价。康熙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宾天后，雍正帝二十日在大行皇帝梓宫前即皇帝位的当日，命礼部议“尊谥”。二十四日，雍正帝谕曰：“我皇考大行皇帝，缵继大统，旧典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鸿猷骏烈，冠古轹今，拓宇开疆，极于无外。且六十余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万国来王。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副丰功。”[3]因命诸王大臣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详考旧章，从公确议。二十八日，众议：谥号突出“仁”，庙号突出“圣祖”。其仁，《礼记》云：“为人君，止于仁。”同心合词，恭上尊称，庙号为“仁皇帝”。其圣祖，古有三祖之例，谥义帝王功业隆盛得称祖，因谓：“惟圣字，可以赞扬大行皇帝之峻德；惟祖号，可以显彰大行皇帝之隆功。”所以，尊谥仁皇帝，庙号曰圣祖。雍正帝持针刺中指出血，将奏内“圣祖”二字圈出，康熙帝的尊谥和庙号遂定[4]。

　　第二种观点，清史馆纂修者的评价。《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论曰：“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5]这比《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对康熙帝的评价略低一些，如没有“合天弘运”“文武睿哲”“诚信中和”“功德大成”等字样。

　　第三种观点，康熙帝自我评价。他晚年自我评价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彩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又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6]康熙帝的行为，换而言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种评价与清人不乏溢美之词的赞语相比，既更为谦逊，也更为中肯。

　　第四种观点，辛亥反满派学者的观点，对康熙帝、对康熙朝的历史是否定的，主要的论点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起，到宣统帝止，期间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三百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而全部否定康熙帝功绩、否定康熙盛世历史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种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大学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课题：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时拟成立一个由香港、北京两方面学者合作的课题组。但课题组主持人说：这个课题要立项，需要经过一个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结果没有被通过，其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这就启发人们思考一个严肃的课题：康熙朝的历史地位怎样评价？

　　第六种观点，论者虽认同康熙朝是“辉煌”，却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有道理，但值得深究。所谓日升日落，虽可用来喻指兴盛衰亡，但应当有明确的本体。如将讨论限定于清朝，康熙时期将清朝推向了盛世，恰如旭日向中天攀升，显然不能算“落日”。而如将讨论扩展到两千多年的皇朝史，那么所谓“落日”，就是喻指皇朝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大势。清朝处于中国皇朝序列的末端，从宏观上当然带有皇朝社会衰落的色彩。但是，中国皇朝社会的衰落，并不自清朝始，更非自康熙始；中国与世界差距的迅速拉大，更不全是、且主要不是康熙帝的历史责任。

　　第七种观点，耶稣会士的评价。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给其国王路易十四题名为《康熙帝传》的报告中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又说：康熙帝不仅在“国内享有绝对的尊严，而且以其具有高尚而贤明的品德、丰富的阅历以及非凡的见地和诚意，受到邻近各国国民的尊敬和颂扬，他在亚洲的所有地方是赫赫有名的”[7]。

　　第八种观点，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三十日，朝鲜谢恩兼冬至使金昌集、尹趾仁向其国王报告时，评价康熙帝说：“清皇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8]

　　第九种观点，“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观点，认为康熙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是人民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对康熙帝、康熙朝的历史予以全面否定。

　　第十种观点，赞成《清史稿·圣祖本纪三》“论 阎崇年自选集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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