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满族遗老的“陶庵梦忆”、晚清民初旗人生活画卷，老北京的清明上河图。

内容简介

　　《北京梦华录》连载于1934年之《盛京时报》，回忆了晚清民初时期之北京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如点心、粥、茶馆、酒馆、戏曲、工艺品、婚嫁风俗等，这些叙述多是穆儒丐所亲身经历及其见闻，读来历历可感。在这些细琐的回忆与描述之间，寄托着作者之情感与心志。满族作家穆儒丐取意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中国古代“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笔记，对亲历的往昔生活一一盘点，也是如张宗子在《陶庵梦忆》中所寄托的遗民心绪，繁华皆成旧梦之慨也。这些文字，虽是写老北京之风俗文化，因是写他自己的所闻所见，大体上还是以旗人社会的生活为主。故命名为“北京旗人梦华录”亦可。

作者简介

　　穆儒丐（1884—1961），出生于北京香山健锐营的一个旗人家庭，原名穆笃哩，号六田，别署辰公，1905年被清政府公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历史地理，1911年回国碰上辛亥革命，先后在北京、沈阳等地谋生，长期寄身于报业，笔撰不止。1945年回北京，易名为宁裕之；1953年任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

目录

北京之粥类

北京之点心

北京之饮食店

大戏和杂耍

奇巧手工

骑射游猎

风俗礼节

精彩书摘

　　穆儒丐和《北京梦华录》

　　一

　　对于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穆儒丐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就我所见，除1986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在“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里收入一本署名“儒丐”的小说《福昭创业记》外，自1945年以来，中国大陆并未出版穆儒丐的其他作品。而且，这本《福昭创业记》是删节版，对作者的介绍也仅是简单道及“长期担任《盛京时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撰写了不少文艺作品，是三十年代东北文坛上一位知名的小说家”云云。

　　与这种情形相反，近些年来，在满族文学和戏曲研究这两个领域，穆儒丐要显得“大名鼎鼎”一些。前者，张菊玲先生以穆儒丐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探讨老北京的文化以及满族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命运，已是一个视穆儒丐为满族文学代表作家的重要路径。在这一视野中，穆儒丐其人其文，亦因此具有更深远的文学与文献意义。譬如张先生常以之与现代文学相比，认为穆儒丐的小说《徐生自传》可比拟为《留东外史》，而《如梦令》可与老舍的《正红旗下》相论，等等。关纪新、刘大先等先生也以穆儒丐《北京》为“风雨如晦书旗族”之重要文本。

　　后者，么书仪先生自研究领域从元代戏曲转至晚清民国戏曲之后，以穆儒丐的小说《梅兰芳》为重要例证，探讨了“堂子”“歌郎”等现今所讳言之晚清民国戏曲之“体制”与戏曲变迁之关联，胜义纷呈，亦刷新了对晚清民国戏曲状况的一般认知。穆儒丐《梅兰芳》一书也为更多人所知晓和瞩目。

　　穆儒丐《梅兰芳》一书可值一说。此书写梅兰芳之早年及成名史，虽是写伶人，但其趣味并不与报刊流行的娱乐花絮相类，穆儒丐一方面是当作“信史”（穆儒丐曾写《伶史》，以《史记》体写伶人，这本小说其实是《伶史》中“梅巧玲世家第一”之扩写），另一方面是“社会小说”，即以梅兰芳之成名史来写社会问题。但因涉及实名实事，小说《梅兰芳》于民国八年出版后，被冯耿光收购焚毁，至今存世者，或许只能见到一本了。而此书赖张菊玲先生自日本东京都立图书馆复印携回，又因么书仪先生的研究公诸于世。

　　二

　　穆儒丐1884年出生于北京香山健锐营的一个旗人家庭，原名穆笃哩，号六田，别署辰公，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沈阳等地谋生，长期寄身于报业（北京《国华报》、沈阳《盛京时报》），笔撰不止。1945年回北京，易名为宁裕之。1953年任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去世。穆儒丐之著述多淹没于旧刊之中，尚难窥其全貌。他的写作领域很广泛，至少包括小说、随笔、剧评、岔曲等，其中以小说最为可观。曾有论者认定他的《香粉夜叉》应算是现代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我则以为他早期的小说《徐生自传》、《梅兰芳》、《北京》可说是晚清民初的北京三部曲，曲折且细致的描绘了时代鼎革中的北京风貌。而这一书写，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出版的《如梦令》，主题皆是北京这一城市的变迁与生活于其间的人的命运。

　　也正因为如此，在穆儒丐同样数量繁多的随笔里，我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北京梦华录》。一方面，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取意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中国古代“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笔记，——穆儒丐在这些短章中回忆了老北京（对他而言，老北京即是晚清民初时期之北京）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如点心、粥、茶馆、酒馆、工艺品、婚嫁风俗等，这些描述有些能从现今研究老北京民俗的著作中读到，但亦有不少描述尚不见于相关史籍，而且，因这些叙述多是穆儒丐所亲身经历及其见闻，故读来历历可感，仿佛可由这些文字回到历史的现场。譬如，谈及“大戏”，我便能与彼时旧刊上的剧评相互印证；在谈及诸种杂耍时，我亦从王度庐的小说《卧虎藏龙》中读到了相似的描绘，不禁会心一笑（因王度庐亦是旗人）。

　　另一方面，在这些细琐的回忆与描述之间，却寄托着作者之情感与心志。依我阅读之浅见，较明显之处有二：其一是遗民之志。穆儒丐既身为满人，民国取代清代，虽有语曰“民国即敌国也”，但遗民之志并不是如此二元化。以穆儒丐而论，虽从北京迁至沈阳谋生，且寄望于满族精神之复兴；但亦关注民国之变化与社会问题。因此，穆儒丐亦如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般，既托身于其所在之群体之命运，也有关心“天下”之兴亡的理想与寄怀。在《北京梦华录》中，对往昔生活一一盘点，也是如张宗子在《陶庵梦忆》中所寄托的遗民心绪，繁华皆成旧梦之慨也。这些文字，虽是写老北京之风俗文化，因是写他自己的所闻所见，大体上还是以旗人社会的生活为主。故命名为“北京旗人梦华录”亦可。

　　其二是社会问题。穆儒丐从事文学之初，便是以小说写“社会问题”，这一倾向也成为他毕生创作的基本方向和动因。即使是在写记忆中的老北京，也常常忍不住穿插议论，时时予以今昔对比。人是物非之景，可感叹的往往不仅是时间的流逝，而且是社会的变迁，以及随之而生发的诸多问题。

　　以上所说是我理解的《北京梦华录》之优点和特点。不足之处或许在于，这些文字都是报刊连载。穆儒丐虽早有写“北京梦华录”之构想，但写作之初，并非“谋定而后动”，只是一篇篇写来，其间又夹杂有其他事务与文章。因此，其文尚不够系统与细密，多为即兴式。

　　《北京梦华录》连载于1934年之《盛京时报》（彼时伪满洲国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其专栏原无《北京梦华录》之名，在《北京的粥类》、《北京之点心》二文刊出之后，写至《北京之饮食店·之八》时，始冠以《北京梦华录》总名，此后再分门别类，一一述之。

　　因此，我依照连载的顺序，将《北京的粥类》《北京之点心》亦归入《北京梦华录》之序列，并按时间先后对诸文进行大致排列。较难解决的问题是文章的序号，原文序号排列较为混乱，譬如，前两篇各有自己的序号，冠以《北京梦华录》之名后，虽包括多篇文章，但又是按照连载次序统一编号。连载时，又出现序号不一致、重复、颠倒的地方。而且，序号和文章的分节、文章的连载期数，又不相合。这些问题给展示其全文风貌造成了一定的麻烦。经过多种尝试后，我找到一种也许较为可行的方案。即，整体上按照穆儒丐写作这些文章的顺序来排列，但每篇文章的序号，依照原文的序号，重新排列。序号的位置，按照穆儒丐原来的序号区分，尽量不作增删。这一处理的意图，一则是尽可能尊重文本之原貌，二则是以保持文本之“现场感”及文意畅通。

　　三

　　上文提及穆儒丐在满族文学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戏曲领域中逐渐产生的影响，但仅仅从这两个领域或这两个视角来看待穆儒丐，还远远不够。因穆儒丐其人其文的意义虽籍此得以初步阐发，但亦因此有所限制。将穆儒丐置于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的空间中，才有可能发掘其更深之意义。

　　譬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与标准。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多持新文学的立场及姿态，其所描述的文学史之图景，基本上以新文学的价值观来建构，并因此确立了对于这一阶段的作家作品的定位及解读。这一方式，虽在八十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中被冲击，但其实仅仅是很有限的松动，其价值观与文化观虽有变化（如从左翼至纯文学），但主体仍依其旧。在这一视野下，穆儒丐所获得的位置，——一本研究伪满文学的著作偶尔提及时，仅以其为通俗作家。但如以穆儒丐的写作而论，则并不能以通俗作家来论之，其经历、其写作、其思考、其寄托，其实与现代文学所认定之诸大家处于同一空间，而作品之意义，亦值得深入挖掘。又如，对东北现代文学的叙述。在现代文学叙述的等级制中，往往以新文学的传播作为线索，因之东北文学处于一种被传播的次级位置。但在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应是有一个特殊空间，因时代之变化，一批知识人（包括穆儒丐）赴东北谋生，他们的活动与创作，具有相当的水准。但在现今的文学史视野中，竟是完全失踪了。

　　关涉穆儒丐的话题，或许还可以有更多，譬如在语言学领域，穆儒丐的小说《北京》，就被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当作北京话的样本来研究。因此，这本首度结集面世的穆儒丐随笔《北京梦华录》，应也可给诸多领域的研究者与读者，带来一些新的话题与感受。

　　陈均甲午腊月十四日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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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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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据说作者不太“知名”，但究其成就来说，想了解老北京的人不容错过。

这部长篇小说根据波拉尼奥另一本小说《美洲纳粹文学》中的《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章改写扩充而来，因此，其基本格局要比《荒野侦探》、《2666》这类充满野心的巨著小得多。不过读者倒是可以由此更为容易地感受波拉尼奥的艺术风格。

不错

这部长篇小说根据波拉尼奥另一本小说《美洲纳粹文学》中的《卡洛斯•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章改写扩充而来，因此，其基本格局要比《荒野侦探》、《2666》这类充满野心的巨著小得多。不过读者倒是可以由此更为容易地感受波拉尼奥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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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阿图罗•B自己的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皮诺切特的政变刚刚发生，他就因政治立场左倾而被捕，关押在康塞普西翁郊外的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无罪释放后，他很快就离开了智利，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的：“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此次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似乎他的生命在智利政变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此后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对旧日时光的追忆，唯一的慰藉来自那些昔日好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