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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北島的隨筆集，寫於世紀之交。

　　穿行於紐約、巴黎、布拉格、拉馬拉、加沙……遊走於各種國際詩歌節，遭遇到身份各異的詩人、學者。北島描寫瞭他與世界的相遇，有見聞、有人物、有故事，信筆寫來均輕鬆詼諧，超然跳脫，宛如簡筆勾勒的素描；而他對生命與世事的慨嘆卻如影隨形，有時尖銳的疼痛又會不期而至。
　　我們會在書中認識個性充沛的德國學者顧彬、丹麥批評傢博魯姆、南非作傢布萊頓巴赫、比利時詩人傑曼、鹿特丹詩歌節創辦人馬丁……但我們更會體味他深情懷念故人時的用心與筆力：師傅、傢楷、劉伯伯。正是有這些人存於心底，他纔能在漂泊中與世界坦誠相見。

內容簡介

　　

　　獲得諾貝爾文學奬提名的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散文與小說。《青燈》集中收錄瞭詩人北島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憶念，主要是懷念熊秉明、蔡其矯、魏斐德、馮亦代等故人，這些文章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夜間一閃而過，給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第二部分則是遊曆，足跡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懷揣著傢園，異鄉的漂泊使他的言說保持瞭理性的激情。在本書中充溢的是對人性深刻的洞察以及對整個人世間的大悲憫，一種接近神性的光。北島在漂泊中與語言之間那種隱私的、親密的關係，變成瞭命運。

作者簡介

　　趙振開（1949-），筆名北島、石默，祖籍浙江，生於北京。漢族，1969年當建築工人，80年代末移居國外。1978年，北島和詩人芒剋，創辦瞭民間詩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國，曾任教於加州戴維斯大學，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人文學科講座教授。北島的詩歌創作開始於十年動亂後期，反映瞭從迷惘到覺醒的一代青年的心聲。清醒的思辨與直覺思維産生的隱喻、象徵意象相結閤，是北島詩顯著的藝術特徵，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論式警句，造成瞭北島詩獨有的振聾發聵的藝術力量。著有詩集《太陽城劄記》、《北島詩選》以及散文集<失敗之書>等。

目錄

輯一
聽風樓記
青燈
我的日本朋友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與死亡乾杯
話說周氏兄弟
艾基在柏羅依特
遠行
輯二
智利筆記
革命與雛菊
憶柏林
西風
多情的仙人掌
三張唱片
在中國這幅畫的空白處
他鄉的天空

精彩書摘

　　聽風樓記——懷念馮亦代伯伯
　　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個晚上，約摸十點多鍾，我齣傢門，下樓，行百餘步，到一號樓上二層左拐，敲響121室。馮伯伯先探齣頭來，再退身開門，原來正光著膀子。他揮揮手中的毛巾，說：“來。”於是我尾隨他到廚房。他背對我，用毛巾在臉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時北京絕大多數人傢都沒有條件洗澡。馮伯伯那年六十三歲，已發福，背部贅肉下垂，但還算壯實。他對拉著毛巾搓背，留下紅印。正當他洗得酣暢，我突然說：“‘四人幫’被抓起來瞭。”隻見他身體僵住，背部一陣抽動。他慢慢轉過身來，緊緊盯著我，問：“真的？”我點點頭。“什麼時候？”“就前兩天。”他相信瞭我的話，把毛巾扔進臉盆，和我一起來到客廳。我們話不多，語言似乎變得並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張開，但並非笑容。
　　當我聽到馮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應是麻木的，像一個被凍僵瞭的人在記憶的火邊慢慢緩過來；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隻要我再敲那扇門，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我和馮伯伯住在同一個民主黨派的宿捨大院——三不老鬍同一號，那曾是鄭和的宅邸。後來不知怎的，在囫圇吞棗的北京話中，“三寶老爹”演變成瞭“三不老”。我們院的變遷，就如同中國現代史的一個鏇轉舞颱，讓人眼暈：剛搬進去時還有假山，後來拆走推平瞭，建小高爐煉鋼鐵，蓋食堂吃大鍋飯；到瞭“文革”，挖地三尺，成瞭防空洞；改革開放又填實，立起新樓。
　　我和馮伯伯應該是一九七三年以後認識的，即他隨下放大軍迴到北京不久。我那時跟著收音機學英語，通過我父親介紹，結識瞭這位翻譯界的老前輩。那時都沒有電話。一個匱乏時代的好處是，人與人交往很簡單——敲門應聲，無繁文縟節。再說民主黨派全“歇菜”瞭，翻譯刊物也關張瞭，馮伯伯成瞭大閑人，百無一用；他為人又隨和，喜歡跟年輕人交往。於是我利用時代優勢，闖進馮伯伯的生活。
　　要說這“聽風樓”，不高，僅丈餘；不大，一室一廳而已。我從未入室，熟悉的隻是那廳，會客、讀書、寫字、用餐、養花等多功能兼備。一進門，我就近坐在門旁小沙發上。一個小書架橫在那裏，為瞭把空間隔開，也給窺視者帶來視覺障礙。馮伯伯往往坐對麵的小沙發，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著樓角，想必鼕天西北風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聽風樓”。若引申，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聽人世間那凶險莫測的狂風。
　　馮伯伯學的是工商管理，即現在最時髦的MBA。他在上海滬江大學上二年級時結識鄭安娜。當時英文劇社正上演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他一眼就看中瞭颱上的鄭安娜。他們於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說：“和一個英文天纔結婚，不搞翻譯纔怪。”
　　待我見到鄭媽媽時，她已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太太瞭。每次幾乎都是她來開門，嚮客廳裏的馮伯伯通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她總是係圍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乾不完的傢務事。她從老花鏡上邊看人，用老花鏡外加放大鏡看書看世界。她在“乾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時治療，結果一隻眼瞎瞭，另一隻眼也剩下微弱視力。我一直管她叫“馮媽媽”。她輕聲細語，為人爽快；偶爾也抱怨，但止於一聲嘆息。她是由宋慶齡推薦給周恩來的，在全國總工會當翻譯。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樣，馮伯伯在翻譯中遇到疑難總是問她。
　　記得我當時試著翻譯毛姆的《人性枷鎖》的第一章。有個英文詞egg-top，指的是英國人吃煮雞蛋時敲開外殼挖下頂端的那部分。我譯成“雞蛋頭”，又覺得莫名其妙，於是找馮伯伯商量，他也覺得莫名其妙。他說，飲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譯的。我們討論一番，還是保留瞭莫名其妙的“雞蛋頭”。
　　說實話，我用這麼簡單的問題去糾纏一個老翻譯傢，純粹是找藉口。他們傢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來的書，特彆是外國文學作品。那些書名我都忘瞭，隻記得有一本馮伯伯譯的海明威的《第五縱隊》，再現瞭海明威那電報式的文體，無疑是中國現代翻譯的經典之作。他自己也對《第五縱隊》的翻譯最滿意。在一次訪談中，他說：“你想一次翻譯成功不行，總是改瞭又改，齣瞭書，再版時還要改，我譯的海明威的戲劇《第五縱隊》，我推倒重來瞭五六次，現在還得修改，但現在我已沒力氣改瞭。因此，我曾苦惱、氣餒，想改行，可翻譯是我的愛好……”
　　馮伯伯是個溫和的人，總是笑眯眯地叼著煙鬥，臉上老年斑似乎在強調著與歲月的妥協。我那時年輕氣盛，口無遮攔，而他正從“反右”和“文革”的驚嚇中韜光養晦，卻寬厚地接納瞭我的異端邪說，聽著，但很少介入我的話題。
　　正是從我把“四人幫”倒颱的消息帶到聽風樓，我們的關係發生瞭改變，我不再是個用“雞蛋頭”糾纏他的文學青年瞭，我們成瞭“同謀”——由於分享瞭一個秘密，而這秘密將分彆改變我們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馮伯伯徹夜難眠，為瞭不驚動馮媽媽，他獨自在黑暗中坐瞭很久。風雲變幻，大半輩子坎坷都曆曆在目。他本來盤算著“夾起尾巴做人”，混在社會閑雜人員中瞭此殘生。
　　二
　　偶爾讀到馮伯伯的一篇短文《嚮日葵》，讓我感動，無疑對解讀他的內心世界是重要的。這篇短文是由於梵高那幅《嚮日葵》拍賣中被私人據為己有引發的感嘆，由此聯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買下的一張復製品。
　　他寫道：“十年動亂中，我被謫放到南荒的勞改農場，每天做著我力所不及的勞役，心情慘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著糞車，走過一傢農民的茅屋，從籬笆裏探齣頭來的是幾朵嫩黃的嚮日葵，襯托在一抹碧藍的天色裏。我突然想起瞭上海寓所那麵墨綠色牆上掛著的梵高《嚮日葵》。我憶起那時傢庭的歡欣，三歲的女兒在學著大人腔說話，接著她也發覺自己學得不像，便嘻嘻笑瞭起來，爬上桌子指著我在念的書，說等我大瞭，我也要念這個。而現在眼前隻有幾朵嚮日葵招呼著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飄浮，沒個去處。以後每天拾糞，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寜願到這處來兜個圈。我隻是想看一眼那幾朵慢慢變成灰黃色的嚮日葵，重溫一些舊時的歡樂，一直到有一天農民把熟透瞭的果實收藏瞭進去。我記得那一天我走過這傢農院時，籬笆裏孩子們正在爭奪豐收的果實，一片笑聲裏夾著尖叫；我也想到瞭我遠在北國的女兒，她現在如果就夾雜在這群孩子的喧嘩中，該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見自己的父親，衣衫襤褸，推著沉重的糞車，她又作何感想？我噙著眼裏的淚水往迴走。我又想起瞭梵高那幅《嚮日葵》，他在畫這畫時，心頭也許遠比我嘗到人世更大的孤淒，要不他為什麼畫齣行將衰敗的花朵呢？但他也夢想歡欣，要不他又為什麼要用這耀眼的黃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馮伯伯是個不善錶達感情的人。沒想到他在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傷，通過一幅畫寫盡人世的滄桑。一個記者前幾年采訪馮伯伯。據他記載，他最後問道：“你能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你的一生嗎？”馮亦代沉沉地說：“用不瞭幾句話，用一個字就夠瞭——難。”末瞭，老人突然愴然淚下，不停地抽泣。
　　我們不妨細讀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瞭，我到北京工作，這幅畫卻沒有帶來；總覺得這幅畫麵與當時四周的氣氛不相閤拍似的。因為解放瞭，周圍已沒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但是曾幾何時，我又懷戀起這幅畫來瞭。似乎人就像是這束嚮日葵，即使在落日的餘暉裏，都拼命要抓住這逐漸遠去的夕陽。”這種內心的轉摺，反映瞭知識分子與時代的復雜關係。
　　馮亦代於一九四一年離開香港前往重慶，臨行前曾受喬冠華囑托。到重慶後，他對左翼戲劇影業幫助很大，並資助那些進步的文化人士。到瞭遲暮之年，記者在采訪中問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他沉默瞭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隻能講到此為止。”黃宗英逗著問他：“總能透點風吧。”他斷然地說：“連老婆也不能講。”也許在今天的人們看來，這種事是可笑的，半個多世紀過去瞭，連國傢檔案局的資料都解密瞭，還能真有什麼秘密可言？我想馮伯伯說的不是彆的，而是他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的承諾：士為知己者死。
　　據馮伯伯的女兒馮陶迴憶：“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周恩來讓鬍喬木到南方去搜羅知識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們全傢就到瞭北京。爸爸媽媽到瞭北京之後忙得不得瞭，根本見不著他們……那段時間應該是他們意氣風發的時候，因為自己的理想實現瞭，他們希望建立這樣的國傢。後來爸爸調到瞭外文齣版社，沒過多久，就開始瞭反右運動，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的。”
　　據說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風會上，大傢都急著把帽子拋齣去，免得自己倒黴。而這頂右派帽子怎麼就偏偏落到他頭上瞭？依我看，這無疑和馮伯伯的性格有關。首先人傢讓他提意見，他義不容辭；等輪到分配帽子時，他又不便推托，隻好留給自己受用。這和他所說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在邏輯上是一緻的。
　　馮伯伯跟我父親早在重慶就認識瞭，他們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親隻是個小職員，而馮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幣廠副廠長。那時的文藝界都管他叫“馮二哥”，但誰也鬧不清這稱號的齣處。據說，他仗義疏財，“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館請客都是他“埋單”。要說這也在情理之中，和眾多窮文人在一起，誰讓他是印鈔票的呢？
　　據說到瞭晚年，馮伯伯臥床不起，黃宗英嚮他通報剛收到的一筆稿費，馮伯伯問瞭問數目，然後用大拇指一比劃，說：“請客”。
　　文革中馮伯伯除瞭“美蔣特務”、“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還有一條是“二流堂黑乾將”。關於“二流堂”，馮伯伯後來迴憶道：“香港淪陷後，從香港撤退的大批進步文化人匯聚重慶。首先見到夏衍，他住黃角埡口朋友傢裏。不久夏衍夫人亦來。唐瑜便在山坡處另建一所三開間房子，人稱‘二流堂’。重慶的文化人經常來這裏喝茶、會友、商談工作。”
　　郭沫若戲稱的“二流堂”，不過是個文人相聚的沙龍而已。同是天涯淪落人，觥籌交錯，一時多少豪情！但隻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講”的事，為杯中酒留下多少陰影。既然堂中無大哥，這仗義疏財的“馮二哥”自然成瞭頭頭，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講”的事，趕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經曆革命邏輯及其所有悖論的考驗。他迴憶道：“文革時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間，牙齒全部動搖，就醫結果，十天之內，拔盡瞭上下牙齒，成為‘無齒’之徒。”
　　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怎麼起步的，這幾乎決定瞭他的一生。馮伯伯當年也是個文學青年，居然也寫過新詩。說起文學生涯的開端，他總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認識戴望舒。戴望舒對他說：“你的稿子我都看過瞭。你的散文還可以，譯文也可以，你該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說譯完，不過你寫的詩大部分是模仿的，沒有新意，不是從古典作品裏來的，便是從外國來的，也有從我這兒來的。我說句直率的話，你成不瞭詩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詩意。”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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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不容易，京東有活動太棒瞭，背完上學期的，下學期又囤瞭一堆，全是正品，快遞神速，比書店便宜的不是一點半點，老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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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冷淡風格挺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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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的散文，似比詩好&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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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姐姐傢孩子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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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很好翻，看的時候有一種在文人書房讀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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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門開是否為北島而開？北京已不是記憶中的北京，海外的流浪生活加重瞭北島思念祖國思念傢鄉的心緒，有感而寫，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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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北島在2011香港書展上作題為&ldquo;古老的敵意&rdquo;的演講。他援引詩人裏爾剋《安魂麯》中的名句&mdash;&mdash;&ldquo;正因為生活和偉大的作品之間/總存在某種古老的敵意&hellip;&hellip;&rdquo;他認為一個好的寫作者應該有意識地保持與所處時代、母語以及自身的某種緊張關係，並在演講中批判&ldquo;粉絲文化&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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