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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牛棚杂忆/季羡林代表作品精装典藏版》一个时代的真实记载　一段生活的赤诚回忆。

内容简介

　　季羡林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年过半百之余遭遇文化大革命，劳改、批斗，失去自由……

　　《牛棚杂忆》写于1992年，是季羡林先生在wen革时期的一本生活回忆录，以幽默甚至是调侃的笔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wen革”中的各种不幸遭遇。

　　在那个血与泪交集的时代，让我们记得还有那么一份温情与理性。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代表作品：《牛棚杂忆》《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病榻杂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

目录

001 自序
008 第一节缘起
014 第二节从社教运动谈起
018 第三节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028 第四节对号入座
034 第五节快活半年
044 第六节自己跳出来
056 第七节抄家
066 第八节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077 第九节千钧一发
087 第十节劳改的初级阶段
100 第十一节大批斗
108 第十二节太平庄
116 第十三节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121 第十四节牛棚生活（一）
136 第十五节牛棚生活（二）
151 第十六节牛棚生活（三）
161 第十七节牛棚转移
168 第十八节半解放
174 第十九节完全解放
184 第二十节余思或反思
195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节缘起

　　“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讲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作“劳改大院”，有时通俗化称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更生动，更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这帮家伙被关押的地方就叫作“黑帮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是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而且能住进大院。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待过以后，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的牛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乎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量。我虽然自己被请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犹有进者，这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道具下而能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绝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绝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的活动。这是崭新的创造，从来没有听说牛头、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绝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动。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在全国进入牛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见绌，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吗？但是有哪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段生活，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的希望，希望有哪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天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些中年人谈起这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故意夸大其词。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不应当干，绝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绝不说半句谎言，绝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坦然处之，“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

　　……

前言/序言

　　自 序　　《牛棚杂忆》写于一九九二年，为什么时隔六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才拿出来出版？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　　读者的怀疑是对的，其中确有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并不神秘，它仅仅出于个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点私心而已。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颇让一些痛打过我、折磨过我的“小将们”胆战心惊。如果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进行报复的。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难道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吗？否，否，绝不是的。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绝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我这里所谓“非人”，绝不是指畜生，只称他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但是，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这还不是一切，还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作“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派性来之不易，是拼着性命换来的。运动一开始，作为一系之主，我是没有资格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闹革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与我却无任何正面的关系，最初我是处在“革命”和“造反”对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厌恶政治，同国民党没有任何粘连，大罪名加不到我头上来。被打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有之义，不可避免的。这两阵狂风一过，我又恢复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迹于革命群众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活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唆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猪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不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一九七六年，我的书十六年以后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写，中间隔了这许多年，所为何来？这十六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时期。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头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批坏人就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上面是我反思和观察的结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一些国家领导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绝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大都是勤奋工作、赤诚护党。所有这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国古来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法，但干这种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们却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所为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的“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此外，我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对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而说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居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就这样，我怀着对两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二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说：“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寿几何？两个期待中，其中一个我无能为力，而对另一个，也就是对被迫害者的那一个，我却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就是一个被害者嘛！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却不肯动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我写文章从来不说谎话，我现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希望对读者会有点帮助。但是，我虽然自己已经实现了一个期待，对别人的那两个期待，我还并没有放弃。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写了这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够实现。　　199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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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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