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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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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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0817
版次:1
商品编码:1180121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8
字数:40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带领团队重返上世纪90年代所选取的乡村实地调查点,以7个调查个案为基础,从20多年的一个时间维度考察其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作者重点选取了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人们文化意识的转变、失地农民和传统乡村组织等一些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并对早前曾提出的有关乡村都市化理论预测做了回顾检测。

作者简介

周大鸣,男,1958年12月出生,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美国Chinese Sociology Anthropology杂志主编。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多次到香港、澳门、台湾及加拿大、日本、荷兰、意大利等地进行讲学及学术交流活动。

目录

序 言/1
  一 中国乡村都市化研究回顾/3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历程/8
  三 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外来工/11
  四 “二元社区”与城中村问题/15
  五 村落和农民的终结——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失地农民/22
  六 新议题、新研究——珠三角城市化的人类学研究个案/24
第一章 从村落自主到国家主导的乡村都市化——东莞虎门大宁的个案研究/28
  一 田野点概况/28
  二 大宁村落主导的乡村都市化发展过程:从农业村到工业村/30
  三 乡村都市化与经济发展/42
  四 乡村都市化与社会生活变迁/49
  五 乡村都市化与社会关系变迁/61
  六 国家整合下的大宁乡村都市化/69
  七 小结/79
第二章 乡村都市化与地方现代性——西樵民乐的个案研究/85
  一 地区概况/86
  二 南海丝区:丝织经济与地方社会/88
  三 从“锅底地”到“村中城”:民乐地区的乡村都市化/110
  四 民以何乐:地方视野中的现代性追求/131
  五 小结/166
第三章 征地村落的适应与发展——广州大学城北亭村个案研究/174
  一 广州大学城建设的社会背景和基本概况/174
  二 北亭村的变化/179
  三 被动城市化——艰难的适应/204
  四 北亭村适应与发展的对策建议/214
  五 北亭村发展的前景展望/224
第四章 被征地农民的心理适应——珠海市唐家湾镇个案研究/227
  一 研究主题与方法/227
  二 唐家湾的历史积淀/228
  三 被征地农民社会心理的实证分析/233
  四 结论/256
第五章 “村改居”后的社会发展——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社区的个案研究/265
  一 研究主题与背景/265
  二 田野点概况/268
  三 盛丰社区“村改居”进程/269
  四 对“村改居”的认识与评价/277
  五 “村改居”的结果与影响/283
  六 “村改居”与乡村都市化/288
  七 小结/298
第六章 志愿服务与都市化——顺德大良的个案研究/300
  一 田野点概况/300
  二 大良志愿服务情况与特点/308
  三 以志愿服务的角度看都市化发展/319
  四 结论/334
第七章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深圳龙城街道凤东社区个案研究/338
  一 凤东社区的城市化背景和宗族概况/338
  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346
  三 城市化背景下的宗族功能/355
  四 小结/367
结 语/367
  一 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的意义/267
  二 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的创新之地/268
  三 乡村都市化研究的发展方向/371
  四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面临的问题/374
  五 从乡村到都市: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376
参考文献/381
索 引/396

前言/序言

序  言
当代中国的乡村都市化:发展及其问题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乡村都市化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主编了《中国乡村都市化》一书;一晃10多年过去了,为了了解这些年来的变化,笔者组织团队对过去的研究点进行了再调查,就一些新的话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写成本书。本书以20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研究为起点,以7个调查个案为基础,讨论20年来乡村都市化的过程和问题。
本书拟题为《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我们的设想就是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们选择原来做过实地调查的点进行追踪研究,一方面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另一方面从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乡村都市化的过程。
其次,选择城市化后出现的焦点问题为研究导向,结合个案进行研究。这些问题包括:都市化过程中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从乡村到都市过程中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人们文化意识的转变;失地农民的社区生活以及心理适应过程;乡村传统组织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村改居”及志愿服务等问题。
最后,检验我们原来提出的乡村都市化理论预测。在乡村都市化研究中,我们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反对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聚的观点,而强调生活方式的转变,认为城市化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并提出了“五化”的测量指标。二是指出乡村都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在地的都市化,而不是空间的集聚,即自然村的社区化、行政村的集镇化以及原有集镇的大都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珠江三角洲小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大都市的发展以及大都会区的形成。三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从“二化异步”到“二化同步”,工业化只有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才是健康发展之路。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如下几种。
1.参与观察法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须融入被研究者的社会中,作长期的居留,与该社会中的成员一起生活,学习并运用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或仪式。在与他们生活的过程中,用眼睛去观察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用心去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信仰体系。而最重要的是保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摒弃观察异文化时常有的文化偏见。
2.深入访谈法
本书的深入访谈采取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两种方法。前者主要是一些整体概观方面的内容;后者主要事先预设一个粗线条的访谈提纲,在与被访者交谈的过程中,围绕此提纲展开,灵活、适度发挥。通过聆听他们的看法从而获得了大量真实、详细的口述资料。
3.历史文献法
对被研究社会文献的利用是人类学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不受时空、环境、语言条件的限制,因而可弥补访谈中的不足或缺陷。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各种档案和文书,利用了一切与本书有关的文字、数字、图表等文献资料,以及市志、市文史档案、镇志、镇文史档案、村史、侨刊、笔记、年谱、族谱、村规民约等相关文件。此外,还走访了当地的村落文化精英,获得了较多记载当地历史名人以及风土人情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材料的收集,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写作素材。
4.问卷法
问卷法是社会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对它的运用,有力地弥补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定性研究的不足。对问卷分析、统计而得出的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形象性,让人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问卷法的实施遵循设计—发放—回收—处理分析步骤。问卷的发放可采取随机或非随机两种方式。
5.跨文化研究法
跨文化研究法是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常用的、“将某一社会中的一个或多个特点的存在与否加以联系或解释的一种方法”。文化人类学家尤其是心理人类学家利用这一方法,比较和分析了许多不同民族部落和文化群体,考察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人格特征形成的原因和规律,从而发展出了文化与人格、文化与行为的诸多理论。在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形成的跨文化研究法不仅包含了人类学家发展出的传统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包括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学家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常用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包括:现场调查、生活史分析、心理测验和民俗与艺术分析。
6.个人生活史
由于笔者无法经历调查对象生活的全过程,因此通过个人生活史的调查了解被调查者的生活,也是人类学调查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 中国乡村都市化研究回顾
我国乡村都市化的研究起步于农村城镇化的研究,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3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发表了《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和乡村》、《小城镇大问题》、《中国农村工业和城市化问题》等作品,详细考察了小城镇作为农村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作用,并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城市化发展模式,打开了人类学大规模研究农村城镇化、城市化问题的局面。今天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不同语境会分别使用“(乡村)城镇化”、“(乡村)城市化”和“(乡村)都市化”的不同称谓,但意思基本相同,都指代“(Rural) Urbanization”。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将村落的“集镇化”和集镇的“市镇化”均纳入乡村都市化的范畴。
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乡村都市化概念以来,学术界对什么是乡村都市化产生了意见分歧。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化过程与趋势引起了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定义与研究。人口学主张从人口集聚的角度看待都市化的过程,认为“城市化是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讲,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在城市集中的过程”。社会学学者曾明确指出:“所谓城市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志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理学聚焦于都市地域空间和城市体系结构的研究,强调城市(镇)在地域上的中枢地位,关注行政区划、非正规建设、居民流动等空间再组织过程,认为都市化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经济学着眼于以农业为主导的乡村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的转化,肯定经济因素在都市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都市化的实质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费孝通先生指出都市和乡村间的人口流动是双向的,由城市回乡的人促进了乡村的变迁,不能脱离乡村变迁的都市背景来研究问题。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乡村都市化’(Rurbanization)”。具体包括人口结构的分化、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大众传播的普及化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五个方面。从过程来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几个阶段。
自1983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以来,都市化发展道路该如何选择就成为城市发展研究关注和争论的话题,现在主要有小城镇论、大中城市论和多元论三种观点。支持小城镇论的学者主张都市化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大力发展小城镇,发挥小城镇作为蓄水池的功能,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地有效转移,减轻城市压力,通过乡村就地工业化实现乡村都市化。持此种看法的学者以费孝通为首,他们希冀通过“工业下乡”把城市扩散到乡村中,“不走把农民集中到城市里去发展工业的路子,而是让农民把工业引进乡村来脱贫致富”。庞道沐强调小城镇在政治、经济、人财物等方面的集聚功能、调蓄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呼吁在小城镇上大作为。笔者也认为发展小城镇不是都市化的终结,发展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乡村工业和小城镇具有其合理性。大中城市论分为中等城市论和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认为,“中等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数量多,分布均衡,是联系广大农村和大小城市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可塑性大,社会问题少,因此发展中等城市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大城市论主要反对小城镇论,认为大城市具有规模效益,只有“把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大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来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才是正确的……”农村中大多数剩余人口的出路也主要是在农民自己兴建的大中城市中。多元论认为我国地广人多,我国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差异应该得到重视,“哪一种模式适合该地区的情况,就应采用哪一种模式”。仲小敏提出:“东部地区以内涵式城市化和网络式城市化为主,走大中小城市并举的区域城镇体系发展模式;西部地区实行外延式城市化和据点式城市化为主;中部地区选择内涵式城市化与外延式城市化相结合、据点式与网络式相结合的道路。”此外,唐若兰也主张“我国应走积极培育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断提升中小城市,有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
都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乡村都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学者主张走自下而上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发展形式的乡村都市化道路。他们认为,以市场化推进城镇化,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化发展。崔功豪、马润潮认为,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实质内容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劳动力的转化和小城镇建设。刘传江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这种动力机制的优势:①城市发展自组织机制的构建;②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制度的创新;③流动人口“浮动”状态的稳定。另一部分学者关注政府调控对推动乡村都市化的重要作用。许学强认为,农村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才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关键。孙中和总结和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机制,特别指出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核心地位。笔者也对土地、户籍、产业政策调整对乡村都市化的影响做了探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少学者将外资、旅游等因素看作城市化的新动力。薛凤旋、孙九霞、黄平芳等人分别从外资和旅游的视角来探讨乡村都市化的新方式和新过程。
除了上述宏观性的分析研究外,许多学者也进行了乡村都市化的实证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孙庆忠从1999年12月开始,对广州市郊南景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在经济变革时空场景下的华南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变迁轨迹,描述了它半个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聚落发展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其变迁轨迹不仅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也承载了传统农民终结的历程。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对葛学溥1918年开始调查的凤凰村展开学术重访,以变迁的视角发现了乡村都市化的趋势,提出梯级移民现象和钟摆式的人口流动特点。同时指出了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笔者认为都市化是乡村社会彻底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学界对乡村都市化的探讨一直都没有忽视乡村社会在向城镇、都市社会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学者们聚焦于我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城中村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环境问题等,从管理体制、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社会保障、产业结构等方面原因入手,反思城乡二元结构,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方针。例如,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和安全教育、完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工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问题、创新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制度等,以改变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边缘地位。城中村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探讨论题,有关城中村的研究将以下文的具体案例详述。
二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历程
珠江三角洲,指珠江在广东中部入海处冲积成的三角洲,由西江、北江和东江冲积的三个小三角洲组成,面积约1.13万平方千米。本书所指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总人口4230万,土地总面积为41698平方千米。
珠江三角洲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政策优势,在改革中先行一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珠江三角洲也是我国城市化程度的地区。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人口比重为77.32%,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分别比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高16.64个和34.33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人均生产总值和非农建设用地产出率较高,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0123元,分别比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136元和26179元;非农建设用地产出率达到21953万元/平方千米,分别是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的1.72倍和4.38倍。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政策,珠江三角洲都市化也包括两方面:即原来的都市与迅速崛起的都市本身的发展和广大乡村的都市化。尽管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但政策的不同导致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特征。除此之外,珠江三角洲特定的产业结构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来自我国其他地区农村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是珠江三角洲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特点和第三个组成部分。
原来的都市,如广州、佛山等地,迅速崛起的都市,如深圳、珠海、东莞、中山、顺德等地,在都市化过程中享受着城市的待遇;除了享受都市政策的地区之外,广大乡村地区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与城市不同的情况下走上一条乡村都市化的道路。下文将以珠江三角洲农民的非农化过程为线索,展现整个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的发展进程和其中存在的问题。
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的20世纪80年代,二是90年代,三是2000年到现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前奏是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珠江三角洲真正先行一步,始于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圳蛇口成为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实施。随后,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相继成为经济特区,揭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从1984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1年底“治理整顿”结束,广东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初步实现“一马当先”。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率先成为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的投资对象,以利用外资和从事“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来自香港的资金。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开始新一轮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产业结构升级,家电、纺织、服装、玩具等轻工业逐渐在本土空心化,通过前店后厂的方式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制造业分工合作(珠江三角洲为厂,香港为店),由此导致直接从事出口贸易的乡镇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崛起。80年代中期广东的一大烦恼,莫过于震撼全中国的“民工潮”,这种像钟摆、台风、季风、周期性潮汐的热潮周而复始,成为这个时期乡村都市化问题的焦点。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广东要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改革开放扩大,珠三角引进外资掀起高潮,基础设施和各项建设迅猛发展。广东对国企改革、所有制等市场经济核心问题的探索,引领了全国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先潮。这一阶段由于引进外资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大发展,珠三角从城市到乡镇,几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各种所有制和产业类型、各种规模的企业到处林立,尽管后来政府通过工业区来把工厂集中,但珠三角的经济和产业特征,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吸纳外来工的能力空前提高,再加上大部分外来工已经从80年代的频繁流动和季节性打工变成了在工厂常年打工,珠三角的“二元社区”与城中村便由此形成。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中国加入WTO后,珠江三角洲迅猛发展。2001年广东成为第一个GDP(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的省份,2005年则为22557.37亿元,突破2万亿元,连续17年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占全国(大陆)的1/9强。到2010年则已翻了一番,达到46013.06亿元。这一阶段,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重化工业的发展、房地产的高速开发以及城市化的飞速推进,使失地农民数量处于高峰期,这也带来了城市化的第三个大问题——失地农民问题。
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在珠江三角洲已基本形成。珠江三角洲的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快速流动,城市建成区迅速向外扩张,乡村地区广泛城市化,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提升,形成了大中小城镇相结合、多层次的城镇体系,总体上呈现集聚性、区域性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大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支柱,产业不断升级和重组,区域发展重心逐步向大、中城市集中,大、中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小城镇亦成为新的人口和产业集聚点。
随着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和升级,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单极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城市之间的关系属于绝对的核心—边缘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已逐步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与广州市毗邻而立的又一个中心城市,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江门、肇庆等城市也相继进入了中等城市行列,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双极结构已成为目前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结构特征。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城市功能逐渐多样化,城市交流更加密切,已发展成一个城乡一体、类型多样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双极模式正逐渐向网络化模式演化。
上述情况表明,珠江三角洲是一个乡村都市化成功的典型,乡村都市化也成为“珠江模式”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珠江三角洲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外来工
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大量的外来工并持续地增长,因此外来工成为珠江三角洲都市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的这句口头禅可谓尽人皆知。广东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内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空。滚滚南下的外来工满怀希望与梦想,如潮水一般涌入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独特的景象。自1978年以来,珠江三角洲逐渐容纳了本区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展开,一些工地开始吸纳外来工,而在各类企业中鲜见外地人。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承包户的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将责任田转让给外来人承包或请人代耕,外来的“离乡不离土”的劳动力越来越多。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到了1985年外来工迅速增长,开始进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1986年外来工达到184.94万人,1988年增加到320.91万人,甚至引起了珠江三角洲的粮食短缺、米价飞涨。到1989年,外来工进一步增多,这期间曾因经济发展的突然收缩,国家严格控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导致成千上万的外来工找不到工作,露宿街头,引发一系列问题。然而每年流入广东省的外来工的人数依然居高不下。
据估计,1990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约400万人,1991年约500万人。1992年以来,外省到广东的打工者每年都在1000万人以上。广东省外来工尚未有正式且全面的统计资料, 加上外来工变动频繁,数据的统计口径又不一,所以外来工人口数量等难以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据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推测,2002年广东省外来工实际人数应在2000万人以上,其中外省入粤外来工约1300万人,广东省内的外来工约700万人。据2004年人口统计,广东省常住人口为1.12亿人,外来工超过2500万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统计,2005年,广东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跨省流动人口为1631.76万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1506.48万人增加125.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从17.68%上升到17.75%。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成为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32.64%。当然,由于抽样调查与统计方法的不同,加之该地区人口流动迅速,目前关于广东省外来工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并未得出一个一致的说法。
从外来工的输出地来看,广东省外来工来自全国所有省区市,省外人数列前七位的是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贵州和湖北,省内主要是粤东、粤北和粤西的梅州、河源、韶关等市县。他们主要流入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尤其集中分布于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惠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外来人口均为适龄劳动人口,大部分从事劳动强度大、社会声望低、技术性不强、工资待遇差的行业和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在外资、合资、私营企业中当工人,主要干的是脏、重、累、苦、差的活,如环卫、保安、起重等。还有一部分外来工成为散工,从事各种不稳定的职业,不少人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笔者注意到,自2002年开始,广东省流动人口的分布格局与从业结构出现了一些明显特质。从2002年《广东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来看,广东省外来工的地区分布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以东线的深圳、广州、东莞的外来工密度最大,仅这三个城市外来工就约占广东省外来工总数的62%;其次是中线的佛山、珠海、中山,占24%;再次是惠州市和江门市,分别占4%和3%;分布于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外来工仅占7%。
(1)年龄。据调查统计,广东省的青年外来工的年龄大多在19~28岁,这部分人数占68.6%,而16~18岁的只占5.8%,28~35岁的占18%,35岁以上的仅占6.5%,表明外来工中以青年占大多数。他们正处在人生中创造力最强的阶段,尚有很强的可塑性。较青年外来工而言,散工的年龄普遍偏大,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16~18岁的占2.4%,18~30岁的占43.3%,31~39岁的占30.6%,40岁以上的占22.2%。
(2)性别。在调查的青年外来工中,男性占48.6%,女性占51.4%,男女性别差异不大。比较而言,散工男女性别差异很大,其中男性占66.4%,女性仅占33.6%。这亦与他们各自从事的行业性质和要求有关,散工大部分从事的是更脏、更累、更危险且不稳定的工作,因此男性的比例要远高于女性。
(3)婚姻。青年外来工中有59.8%是未婚青年,已婚青年占35%,未婚同居的占3.7%。在未婚青年中,晚婚者有增加的趋势,大多数青年都是由于受到城市晚婚观念的影响,以及工作的缘故而不得不推迟谈恋爱和结婚的年龄。而大部分散工都已结婚成家,这与散工的年龄普遍偏大相一致。抽样调查中,有68.2%的散工已婚,未婚的仅占29.4%。
(4)文化程度。大部分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程度都是初中毕业(51.1%),高中(含技校、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8.5%,而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9.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72%。总的来说,70%的人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一定的学习能力,而且为数不少的中专、技校毕业生已经拥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小学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本科或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青年数量很少,可见外来务工青年文化程度总体呈现中间大、两边小的“橄榄球”状分布。散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5.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3.2%,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7.3%。因此,广东省外来工整体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其文化素质仍有待加强与提高。
(5)从事行业。2002年,广东省的外来工仍然主要从事体力型、技术性不强的行业工种。这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城乡户籍制度壁垒,劳动力市场出现城乡二元分化的格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而技术要求不高的行业。青年外来工,约有65.5%从事苦、脏、累、险的普通工种,11.1%的人为技术工,19%的人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散工从事的工作更加杂乱,如建筑工地的小工、搬运工、推车、捡破烂儿、补鞋等,绝大多数是本地人认为重、脏、累和低贱的活。而且散工的工作偶发性强,今天有事做,明天就不知道有什么可做。从事的工作种类还与外来工的性别有关。从青年外来工的调查来看,女性从事非技术工作,如普通工人占了女性外来工的62.8%,而男性则为49.2%。女性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如技术工人,占了女性的7.6%,男性则为20.1%。可见男性工作的“技术含量”要高于女性。而散工由于对体力要求高,工作流动性、随意性大,所以女性散工的比例要远低于男性散工。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广东省的人口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据《广东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0年,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其他县(市、区)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31281654人,占常住人口的30.00%,其中属于省外的为21498798人,省内的为9782856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户口登记地在其他县(市、区)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0227538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3920人,增长42.71%,可见广东省省内流动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大于省外流动人口增长幅度。
2008年,广东省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该决定被称为“双转移战略”,即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广东省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经过技能培训后一部分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一些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这一战略的推进使广东本省劳动力渐有替代外省劳动力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外省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多,据2012年统计数据,在入粤外省务工人员中,新入粤人员只占5%,低于往年10%的水平,外省务工人员出现了回流、分流现象,进入广东省的劳动力减少。另外,一些新生代务工人员就业诉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个人发展空间、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生活方式以及职业规划等要求更高,导致劳动者在市场求职时间延长,在岗员工流失率高,加剧了缺工现象。尽管从近10年广东省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数据来看,广东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今后数年内将面对由流动人口带来的更富挑战性的社会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外来工进入广东省,他们“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推动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也是加速我国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珠江三角洲的迅速都市化与外来工的大规模集聚密不可分。
四 “二元社区”与城中村问题
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特色之二,就是急剧的都市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村落被城市包围,形成所谓“城中村”。
有关“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例如,项飙对都市外来流动民工和农民小业主聚居地北京“浙江村”的研究,王铭铭对闽南发达地区“美法村”、“塘东村”和“石碇村”的研究等。李培林则对广州市7个“城中村”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村落终结的艰难,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改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笔者曾以广东凤凰村的“镇中村”为案例,提出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政策和政府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现实面前,镇中村也许不失为乡村都市化初级阶段的一种有效形式。
就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进程来看,“二元社区”与城中村之间联系紧密。正因为珠江三角洲具有多元和遍地开花的经济特征,所以珠三角能够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输入,为城中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租房经济提供了基础。由于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以致心理上互不认同,从而构成了所谓的“二元”,而城中村就是“二元社区”最重要的载体。
在城市化发展迅速的沿海发达地区,城中村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现象,只是近年来人们才注意到其中的种种问题。以广州市为例,城中村一直是广州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在近2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四周膨胀着。在扩张的过程中,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吞噬了139个拥有翠绿农田的村庄。外地人初到广州,无不为摩天大楼背后大片杂乱的村落景观所震撼。不仅广州,就连新兴的城市如珠海、深圳也同样拥有不少城中村。
城中村问题并非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正如城市化急剧扩张的上海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城中村问题。事实上,时下珠三角大量的城中村是传统体制性因素与现实的政策、管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1.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造成城中村问题的根本
与城中村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是村落社区赖以延续的关键资源,更是非农化村庄赖以形成的基础。纵观村庄的非农化,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村庄的非农化其实就是村庄土地的非农转化过程。正是由于土地非农转化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一个个似城似村、非城非村的城中村应“运”而生。在这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正是村庄土地非农化出现无序性的至大源头,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在原则上有占有、使用、处置土地收益的权利,只是为了在宏观上控制土地的使用。国家政策规定,只有行政村才具有土地非农使用的初审权,但正是这个初审权使行政村获得了土地非农使用的实际决定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行政村实体化和权威化与此密切相关,这在非农化程度高的地区反映得更为充分。由于掌握村庄土地非农使用权,加上不同土地使用方式的比较收益悬殊,因此工商服务业收益较大。一般而言,城中村地理位置优越,土地实际与潜在的含金量甚高,作为饱经都市大市场洗礼的“理性农民”对此有着特有的敏感,凭着这种敏感,村集体土地不断在政策许可与政策空白之间发生着形形色色的裂变。农民有户口,可以申请建房,为满足利益最大化需要,农民极力抢建空间最大化的私宅。从开发方式而言,情形也一样,由于自主开发土地的收益十分可观,远远高于政府的土地征用费,所以农民非常排斥政府征地而想方设法在城中村里擅自进行土地开发,兴建收益高的物业,造成土地使用十分混乱的状况。
可见,从直接层面上看,城中村问题实际上就是村庄土地的使用问题。言及至此,笔者认为,相关政策,特别是土地制度及政策的路径依赖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制度安排,城中村无疑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产物,但其一旦形成,则需要相当长时间与相当大代价的付出。广州市市长明确表示,城中村的改造“没有时间表”,“甚至要用一二代人的时间来改造”。那么,这些既有城中村的现实提示我们,具有前瞻性的、适应城市化要求的土地政策与制度安排显得非常重要。其开始实施的难度也许很大,成本很高,但长远的收效则可能是最经济的,与城中村相关的诸多问题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一些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以巨大代价一次性征地将其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对于避免类似问题的产生具有很好的效果。我国若能以此为鉴,对于更大范围的防患于未然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
2.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城中村所在社区一般都是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先发地,村庄在这种先行的与快速的非农化中积聚了丰厚的集体财富,而集体财富的使用、分配与增值又不断强化着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依赖与凝聚。
的确,城中村一般都有着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广州城中村之一的杨箕村仅在花都就有几亿元的投资。只是村集体财产与村民凝聚的相互强化并非必然成为推动社区健康发展的动力,有时恰好相反,城中村的形成与村庄共同体利益内聚力的不恰当释放就有密切关系,这种相关性表现为对非城市化取向的意识与实践之推动。
集种种生存弊端于一身的城中村本身就是诸多非城市化取向的集中反映。首先,以村籍为边界的高收入、高福利强化了村民的内在认同,并凸显了村落共同体成员与都市融合的距离。城中村凭借着各种优越条件,特别是土地价格的飞涨及发展工商服务业的便利使村民分享着远远高于外界的收益与福利。因此,这里的村籍身份不仅不具有传统意义上次于市民身份的内涵,而且还是一种优越于周围市民的象征。为使村庄利益的分配与扩展有序化并为村民利益的实现与保护提供机制性保证,村庄往往都制定有一整套可操作性很强的村籍制度。拥有村籍就意味着一系列的村益分配与福利,这种福利往往覆盖村民生活的所有层面。设想,丧失村籍的农转非在这里实在是一件并非人人都情愿的事。因此,城中村的一些“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如国家的征地政策非常明确,征了农民多少地,就应当按照每个劳动力占多少地给予农转非,但城中村的情况是,被征地面积与农转非人口不相称,造成相当多没有土地的农民。惧怕与不愿农转非现象在许多发达农村地区都存在,只是城中村更甚。其次,以强大的利益内聚力为基础的城中村共同体在与外界及上级的种种博弈中往往能够求得自身的权益与主动,其结果是巩固了以“村”为中心的“路径取向”。这一点在目前的城中村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正如前述所及,城中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土地使用问题,排斥征地是村民普遍性的观念与行为,但征地一般是政府行为。按理说,政府行为可以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完成,但当政府行为在面对具有强大利益驱动并有着强大利益认同与内聚力的村落共同体组织时,其自上而下的强制力往往很难不被部分化解而打折扣,且这种“化解”与折扣确实以尊重农民的眼前与长远利益为依据,一些城中村的改造就是以接受“农民的房子已经盖在那里”的既成事实为前提的。当然,不承认这一前提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也要看到,事实与合法性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若假定前后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则大量城中村的继续扩张与涌现可能会成为不争的事实。再以转制为例,这里所谓转制是指由农村的村建制转为城市的街道居委会建制。从道理上说,城中村的转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但从目前城中村的实际情况看,转制是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即使一些已转制村的实际运作也往往还是沿袭原来的一整套规则。其中肯定不乏村落共同体在与上级的博弈中求得更大生存空间的成分,只是这种生存空间往往成为村民及村落共同体抗衡城市化的“空间”资源,城中村改造之艰难就一定程度上源于这种“空间”资源的运用。
3.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
都市村庄的“活力”与“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非正式经济的活跃,可以说,不了解城中村的非正式经济就难以全面理解城中村形成的原因。
在此,非正式经济指那些除国家工商、税务许可之外的所有经济成分,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灰色、黑色经济成分。非正式经济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其生存发展需要较为独特的“土壤”。而城中村恰好具备这种“土壤”条件。首先,城中村良好的地缘区位是非正式经济发育蔓延的最佳依托。非正式经济可以说是“地下”市场化程度甚高的经济,需要有一般市场经济发展所借助的条件,诸如便利的交通、邻近的供求大市场、充足的市场信息、良好的市场区位等,而所有这些条件城中村往往都一应俱全,这正是城中村非正式经济发育、“繁荣”的可能性基础。其次,城中村管理缺位,正好成为非正式经济滋生泛滥的最佳场所。长期以来,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模式,农村村庄管理只履行村民的计生、纳税等常规性的粗放型管理职能,而对城市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对大量与外来人口进入相关活动的管理则处于近乎失控状态,这为大量“三无”人员的流入与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提供了绝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有效管理的缺位使得诸多城市管理中被排斥与打击的经济成分或活动纷纷汇聚到城中村寻求生存与发展机会,城中村的出租屋因此成为三教九流荟萃、黄赌毒各毒俱全的“根据地”。有的出租屋里,“地下工厂”比比皆是,假冒伪劣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向外输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后,作为城中村非正式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租屋市场与其他非正式经济相互催生、相互促发,由此而形成的多重利益格局是城中村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城中村由原来的农村被“圈进”城市之后却往往没有或难以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而村子本身的规划更是滞后,使得城中村的村政建设一直处于无序局面,村民建楼“各自为政”,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除自住外,其余部分基本用于对外出租,且多是私自出租,出租屋收入成为城中村居民固定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村民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再者,相对于城市其他区位而言,城中村的出租屋价格低廉,适合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求租需求,疏于或难以管理的状态更适合从事各种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各色人员之所需,“供”者与“求”者共同构成两大利益群体,二者自然成为城中村非正式经济的直接与间接推动者。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哪种形式的非正式经济往往都具有程度不等的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又程度不等地对城中村提出了给予非正式经济保护的需求。城中村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情缘关系基础上的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可以借助的风险化解工具。基于此,城中村的传统人际关系在非正式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也在经历着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使其在更具工具性色彩的变化中同样变得更具村落保护主义色彩,城中村的打假难、清查难都反映了这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中村还是一个非正式经济纽带联系起来的共同体,在城中村的形成与维系中,非正式经济具有也许是难以替代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城中村的非正式经济应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4.村落历史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城中村给人印象至深的似乎只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人们很难想象它也是个历史的存在。确实,从城中村的外在景观与人际表层关系看,现实的东西似乎太多,而历史的沉淀又似乎太少。事实上,任何形态的村落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同样,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心理认同在城中村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着甚为深层的效能。从信任关系的视野看,城中村实际上就可以看成传统信任关系与情结的聚合体。尤其是华南的宗族传统比较浓厚,许多城中村还保存有祠堂,村民聚族而居,这是城中村历史认同的最关键因素。
笔者认为,在外来工输入地(包括大部分城中村)形成了一个二元社区,它对农村劳动力输入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二元社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分配制度来看,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分配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外地人来到这里,如果是在工厂做工,一般是拿计件工资,可是这种工资自1986年到现在,据我们调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而本地人则另有一套分配制度,虽然各地分配制度不一样,但很多地方,从工资上看本地人拿的并不多,甚至比外地人少;本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于第二次分配,即村里的分红和福利制度。
第二,从职业分布来看,很显然,本地人对职业的选择和外地人不一样。那些普通工作,那些脏一点、累一点、苦一点的活,大都是让外地人干,当然还有一些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种也是让外地人干。本地人所从事的大都是服务业,比如商场、饭馆、娱乐场所之类的社区服务性行业。总体看来,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职业分布也不一样,本地人通常从事的是比较轻松、收入也比较高的职业;外地人则相反。
第三,从消费和娱乐方式来看,也存在两套系统供本地人和外地人消费。在珠江三角洲的村、镇,一般都有很高档的餐厅、娱乐场所,但这些往往不是外来工能够消费得起的地方。还有其他,如保龄球、高尔夫球之类,那更是只有本地人才消费得起。农民工参加娱乐活动是被动的、价格低廉的和低频率的。
第四,从聚居方式来看,现在外来工有两种居住方式,一种是集中的居住方式,即所谓的宿舍小区管理、封闭式管理。另一种是居住在当地农民的空房里。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都有两到三栋房子,不住的房子就租给外地人住。而本地人则住在规划较好的“文明小区”里,“文明小区”规划整齐,并有较好的治安管理,有专门的保安队。
第五,从社会心理来看,本地人与外来工在观念上的区分非常明显。这种区分从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态度、语言中都可以表现出来。如在语言上,珠江三角洲每个地区都有对外来工的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通过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两种群体的分别调查可以发现:本地人对本地人、本地人对外地人、外地人对本地人、不同的人对外地人的看法差异是相当大的。
上面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和娱乐方式、聚居方式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即“二元社区”。那么,这种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二元社区的基础一是“地方本位政策”,二是“寄生性经济”。
首先,“地方本位政策”是二元社区形成的前提。所谓地方本位政策是指一系列保护地方利益的政策,包括户籍、福利、分配等政策。这从本质上看是我国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的延续。笔者认为,二元结构制度中最重要的有三项,即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过去的二元结构下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城乡的分割,“铁饭碗”与“非铁饭碗”的隔离,而“地方本位政策”则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隔离。例如,户籍制度把中国公民分成了“农民”和“市民”两大类别,每一类还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户籍制度不仅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隔离,还造成了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乡村与乡村的隔离、单位与单位的隔离,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户籍制度是其他二元结构政策的基础,直到今天仍无法从根本改变,而且成为二元社区形成的基础。
其次,与二元社区密切相关的是“寄生性经济”。之所以称为“寄生性经济”,是因为:首先,资本、技术、经营方式、管理都是依靠港台人或者外商;其次,基本的生产者是外地工人,本地人除提供土地,少量人参与管理外,大部分人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坐享其成。本地人在本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持续发展的难题。
五 村落和农民的终结——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失地农民
根据广东省农调队的调查,到2005年,广东省共有200万被征地农民,每年增加被征地农民9万人左右。再加上广州城中村“农转居”人员约40万人,以及深圳市的“城市化”人员约27万人,广东省约有280万被征地农民。
20世纪80~90年代的珠三角地区,政府在乡村城市化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宏观体制层面,牵涉的征地范围仍比较窄。而2000年以来,政府的很多决策转向了微观层面,比如产业建设上大项目的上马,加上基础设施的加速发展,征地问题越来越尖锐。珠江三角洲征地向纵深延伸的时候,失地农民大量出现。
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为中心的城市化让不少农民的土地大规模被征用,用于兴建经济开发区、地产小区和厂房。在我国,土地开发具有共同性质: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农转非”(多在农村集镇采取统一征用、出让集体土地的办法),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此举在珠三角尤为突出。
在经济发展原动力和政府推动的双重推力下,随着珠三角都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珠三角不少农村已经无地可耕,村委会演化为变相的“经纪公司”,农民的身份或有或无……
其中,政府的推力不可忽视。20世纪末以来,珠三角掀起浩荡的城镇化改造运动。《南方日报》在2004年10月6日报道: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动下,农民走向中心镇工作、生活。在工业化浪潮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成就了珠三角的繁荣,也带来了“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伤痛;随着一项项推进城镇化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农民进城、工业进园”,在都市化浪潮的冲击中,珠三角的失地农民正在面临着身份、社会地位、经济方式、文化信息模式、发展途径和空间等多重矛盾。
有趣的是,珠三角的失地农民心态与内地失地农民迥然不同。由于工业化前期的“利益收获”,珠三角的失地农民挣扎着,甚至强迫放弃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少珠三角的农民认为,“农转非”意味着吃亏,最典型的是:只能生一胎;集体福利将丧失。在某些村,保留着既有利益分配的过渡办法、折中办法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标兵”,珠三角发展至今,村级组织转化、农民身份转化同样出现不少新的现象和问题,这是珠三角农民基于现实利益选择和未来模糊憧憬的矛盾选择。从生活状态、利益分配、矛盾由来、综合保障等方面来了解分析这一群体,有利于推进珠三角都市化进程,极具现实意义。
六 新议题、新研究——珠三角城市化的人类学研究个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珠三角城市化经历了三个阶段,逐渐产生了诸如流动人口、二元社区、失地农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呈现独特的地方特质,又在学理以及实践层面上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将地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与微观世界的日常经验相结合,并将之置于华南地区的整体、宏观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加以考察,以期从多重维度探讨城市化发展中的中国经验。
本书汇集了7个个案,分别是东莞虎门、南海西樵、中山小榄、顺德大良、深圳龙岗凤东、广州城郊北亭村以及珠海唐家湾,通过具体而细微的人类学调查,从不同角度描绘和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发展的多元、复杂的文化图景。
我们将考察从村落到都市的过程,关注乡村都市化的动力。尽管城市化变迁是急剧的,但我们还是试图从历史的视野来透视这一过程。从东莞大宁、南海西樵与中山小榄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乡村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它们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更长时段的变迁,其发展动力更是混合了国家和社区内部力量的共同推动作用。东莞市虎门镇大宁社区的个案,叙述了改革开放之后,大宁社区基础设施、当地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展示出大宁地区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区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在区域景观、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等方面具有城市特征的社区,进而探讨了主导大宁农村城市化的动力因素,并从国家政策、外部投资、农村基层管理组织、农民等层面入手,逐层分析大宁乡村都市化的机制及推动力。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个案通过对民乐地区与丝织业密切相连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长时段考察,勾勒出民乐从“集镇化”到“去集镇化”再到“再城市化”的独特社区历程,并由此透视民乐地方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关联与互动。同时叙述和分析当地民众如何在“亦城亦村”的地方生活中体验现代性,回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并以地方工商业精神与文化传统为基础,构建社区凝聚力、归属感与认同,为理解转型时代的国家、社会与个人以及城市化研究提供一条适宜的反思途径。“村改居”是过去10年来珠江三角洲政府推进城市化的一项主要措施。这一措施试图打破城乡分割的篱墙和多年来户籍制度的限制,从制度上“彻底完成城市化”。中山小榄盛丰社区的个案注重运用人类学的主位观方法,侧重当地人自身的看法和观点,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村改居”的实际效果与影响。盛丰社区的“村改居”是人为推动、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命令上的城市化。因此,底层的村民实际上是“被居民化”。从表面来看,由于现阶段处于“村改居”后的过渡转换期,原有的惠农政策不变,新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社保、医疗等福利,因此“被居民化”反而得到了普通村民的支持和欢迎。而从深层次来看,村民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认同都显示出行政城市化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行政都市化和文化都市化是两种不同层面与维度上的都市化,而文化都市化才是城市化的内核。
顺德大良街道的实证研究则从志愿服务的角度展现出城市化变迁的一个微观面向。志愿服务的快速发展,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我国现代化和都市化最为快速的地方之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志愿服务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地方都市化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的实地调查,把大良义工协会的志愿服务作为一个个案,从志愿服务的开展对大良当地的都市化乃至现代化状况进行分析,并探讨都市化、现代化与志愿服务的关系与相互影响,从而试图发展出一种评价某地都市化程度的新方法和新指标,确立一种研究都市化的新视角,并拓展志愿服务以及都市化的研究领域。
我们正在告别“乡土社会”,可是乡土社会那些特有的制度文化在城市中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呢?这些制度是随着乡土社会的终结而终结呢,还是在都市继续生存繁衍?我们选择了宗族制度这一传统的人类学选题进行探讨。无疑,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对宗族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凤东社区的个案研究从凤东社区的宗祠重修、宗族复兴、宗族的经济基础、宗族的聚居状况、宗族的权威体系、宗族认同向地域认同的延伸、宗族习俗的适应性调整等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变迁,进而指出在经历过城市化转制的凤东社区,宗族组织及其活动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不但与现代的行政权威和城市管理制度和谐共处,而且在城市化变迁背景下,发挥着新的功能。因此,在农村城市化、农民居民化的过程中,单纯论述宗族观念及其势力的增强或减弱,宗族组织的复兴或消匿,已无法反映现今宗族发展的复杂态势。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城市化的变迁究竟如何影响了宗族,而宗族自身又是如何进行调适以保持其生命力,继续成为地方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失地农民以及被征地社区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广州北亭村与珠海唐家湾的变迁极为迅速而剧烈,可谓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剧变的缩影。2011年3月,广州大学城选址小谷围岛,其建设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周边地区、广州市、广东省带来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也使位于其中原地保留的北亭、南亭、穗石、贝岗4个村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两年多时间,小谷围岛从一个进出需轮渡、生活靠农耕的原生态小岛,变成了一个规划超前、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新城区,历代相传的田地和祖辈栖息的山陵上矗立起了现代化的楼宇。生活在大学城岛内的北亭、南亭、穗石、贝岗4个村的村民经历了广州大学城建设征地、施工,以及10个高校竣工运行等重大事件,原有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该案例从族群关系、经济生活、文化行为、政治生活等方面为我们勾勒出这一变迁过程,并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的层面提出一系列引导北亭村发展的对策建议,除了推进以外观形态、产业经济、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城市化为目标指向的改造以外,同时希望政府加强宏观管理,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农民生活。我们通过对珠海市唐家湾镇的实地调查与研究,从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角度探讨了这一变迁过程,将焦点定位于居住在该社区且于1988年珠海市统征土地后转变为市民的被征地农民,旨在从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大背景以及珠海市唐家湾镇的都市化这一小背景出发,对该镇统征土地的历史背景、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困境进行讨论和分析,着重记述了被征地农民的心理嬗变,从而提出:在中国都市化的浪潮中,要重视被征地农民的心理适应,才能保证文化调适以及都市化的顺利进行。随着中国乡村的进一步都市化,中国的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征购土地的政策,即征用农民的土地,而简单地采用发放土地征购费、安排就业等多种方式加以补偿。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土地被征购以后,他们突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代价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面临着突然的社会文化变迁,被征地农民最重要的是要面临心理适应的问题,重视他们的心理适应,才会实现被征地农民向市民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这7个个案以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理论探讨了城市化的变迁过程。东莞大宁的二元社区、南海西樵的现代性问题以及中山小榄的“村改居”运动勾勒出正在经历城市化的社区所经历的新旧交织、城乡融合的文化变迁;广州北亭的大学城建设与珠海唐家湾的失地农民研究呈现了珠三角急速而剧烈的城市化变迁过程;顺德大良的志愿服务则从义工服务的视角展现出都市文化与现代性变迁图景;而深圳龙岗凤东社区的案例则为我们呈现了城市化变迁背景下宗族功能的调适与新趋势。这些案例反映出人类学学科的独特视角,即充分展现了珠三角城市化的地方性特质,并力图将微观的文化实践与宏观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展现出都市人类学在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层次丰富的解释能力与深厚的学科关怀,同时,在应用层面,我们相信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些人类学研究对于珠三角城市发展必然能够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对于促进、推动城市的良性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这也是中国都市人类学传统中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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