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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百余年的现代化历史实践证明，与地主改革派的洋务运动、康梁为代表的君主立宪的改良路线及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的革命道路相比，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方针是成功而且卓有成效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前三种方案，铸造了中国独有的现代化进程。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动员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遗产，业已影响到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研究：1949-2012》以政治动员为视角，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1949—2012年间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行了考察。本书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政治动员实现了由“一元化建构”向“嵌入式管控”模式的演变。然而，“嵌入式管控”模式日益受到农村社会发展的挑战。基于此，本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由“革命范式”向“治理范式”的转变，从而构建农村的协同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

　　李汉卿，1982年生人，河北保定人，法学（政治学）博士与中国研究博士（日本），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访问学者，是上海市政治学会会员、上海市社区研究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基层治理、日本政府与政治；已在中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主持科研课题3项。

目录

一、导　论
（一）研究缘起
（二）核心概念
（三）既有研究
（四）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五）内容安排
二、政治遗产：革命场域中的农村政治动员
（一）理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
（二）政治保障：党的建设与群众路线
（三）动员手段：利益满足、政治鼓动与主体性塑造
（四）局部实践：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动员
（五）革命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模式及评价
（六）本章小结
三、一元化建构：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
（1949—1978）
——以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的修建为例
（一）理论视角
（二）微观探究：瀑河水库的修建过程
（三）宏观透析：瀑河水库修建的制度、思想背景
（四）一元化建构：金字塔式动员体系的形成
（五）本章小结
四、嵌入式管控：后全能主义时期的农村政治动员
（1978—2012）
——从广东省“乌坎事件”谈起
（一）研究视角
（二）微观解析：“乌坎事件”的来龙去脉
（三）宏观透视：“乌坎事件”的制度与思想根源
（四）嵌入式管控：内涵及其挑战
（五）本章小结
五、改革开放前后两种动员模式的比较及其评价
（一）两种动员模式之比较
（二）两种动员模式的评价
（三）本章小结
六、从革命到治理：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动员的重构
（一）自民党的农村政治动员
——以“不买《读卖新闻》运动”为例
（二）中共农村政治动员重构的思考
（三）本章小结
结语：调适与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
致谢

前言/序言

　　李汉卿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三校研究生院共同培养双学位博士生项目的2008年度学生。该项目的最大特色是，学生在完成两篇不同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后，可以获得中国与日本的两个博士学位。这个项目由时任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International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所长加加美光行教授发起，得到当时人民大学副校长冯俊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文俊教授的鼎力协助，于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方面的学生第1学年以远程电视教学方式在中国的大学接受日本爱知大学老师的授课与指导，第2学年到日本留学1年，第3学年回到原校，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
　　李汉卿博士在日本留学期间，由我担任他的指导教授。他的研究课题是中日两国农村治理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对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的发展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的“农协”问题正是我年轻时代曾经研究过的课题。
　　我196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后进入日本通产省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进所第一年就参加了研究所组织的日本农村改革考察团到山梨县和千叶县对农户进行调查。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很多村庄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劳动力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同时，新兴工业产品的出现使很多为传统工业产品提供原材料的农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日本农林省（现在的农林水产省）提出了农业种植转型对策。例如在我们调查的山梨县一宫町，农民从明治时期（19世纪末）以来一直以种植桑树和养蚕为主，为生产丝织品的工厂提供原材料。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市场上化学纤维的机械化大生产全面地凌驾于丝线织布机的小批量生产，丝绸产业在日本开始迅速衰退，原材料过剩，种植桑树和养蚕对于农户已经很不合算。当时的“山梨县农协”派遣优秀的农业技术员到一宫町指导农民进行种植转换，即停止桑树的栽培，推荐种植桃树。但是桃树平均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收获桃子，这三年期间农户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农民们犹豫不决。在技术员苦口婆心地劝说农民转换种植品种的同时，“农协”以低息贷款的方式为农户提供所需资金，最后使一宫町农民接受了种植转型方案。今天的山梨县一宫町已经是全日本最有名的商品桃产地和鉴赏桃花的旅游名胜地。
　　我们调查的千叶县牛久町的状况与山梨县一宫町有所不同，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务工，很多农业用地变成休耕田。当时日本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很低，生产力水平低下，各个农户经营的农田规模很小，而且也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别人闲置不用的土地，从事非农行业的兼业农户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农协千叶县农业试验所”决定派遣农业技术员（即精通农业先进技术的专业农民）向农民传授新型插秧机的知识，同时提供低息贷款促进农民购买闲置土地和新型插秧机。新型插秧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千叶县牛久町农业生产的效率，并且克服了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危机。
　　上述山梨县和千叶县的先进经验，在1970年左右通过“农协”的大力宣传而推广到日本全国农村。
　　李汉卿博士在2008年夏天来到日本后，在大量收集有关日本“农协”资料的同时，还直接到山梨县和千叶县的“农协”做过实地调查。其研究成果体现在本书的第六章。他通过考察日本的农村政策发现，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自民党、政府与“农协”(农民)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的竞合是日本战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农村的善治，需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实现由强制性向诱致性动员的转变；二是培育农民组织，塑造新的利益共同体；三是以公民文化建设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四是使政策合议与协同治理成为农村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这些观点我表示同意。然而，该书所提出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要发挥地方农民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却没有提到农业技术改革方面的问题。当然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模式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策略选择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对其细节应该开展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大都伴随着农村凋敝、农业衰落，以及工业反哺农业、重新振兴农村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所经历的乡村建设运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政党以及政府为了解决农村破败、农民贫困问题所做的种种试验和努力。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各种惠农政策反哺农业，振兴农村。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和中国农民的生活。
　　加加美光行
　　爱知大学名誉教授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
　　2015年6月3日于日本东京东所泽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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