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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大众 上海城隍庙是宗教活动中心,城隍庙地区又是地方的商业、风俗活动中心,所以,上海城隍庙的历史、文化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上海邑庙城隍》从城隍溯源、上海城隍正堂秦裕伯的故事、上海城隍庙上海邑厉坛的考证、城隍庙的神话与鬼话、城隍庙的宗教和风俗活动、城隍庙的工艺品市场、城隍庙的饮食和食摊等方面,讲述了老上海城隍庙的掌故风物。
内容简介
《老上海邑庙城隍》分题切入,从城隍溯源、上海城隍正堂秦裕伯、城隍庙上海邑厉坛考证、城隍庙的神话与鬼话、城隍庙的宗教和风俗活动、城隍庙工艺品市场、城隍庙的饮食和食摊等方面,对上海老城隍庙的出来变迁和城隍崇拜习俗,以及相关的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及商业娱乐项目等,作略具系统的介绍。全书体例严整,内容充实,叙说兼顾知识与趣味相统一,是帮助读者增进上海乡土历史文化知识的有益读物。
作者简介
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于上海。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等,并担任SMG纪实频道嘉宾主持。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掌故辞典》等。
目录
前言
城隍溯源
上海行政区域的变化
古代上海地区的城隍和城隍庙
上海地区的霍光庙
厉鬼与厉坛
上海城隍正堂秦裕伯
秦裕伯家世和故事
浦江镇的上海城隍故里
上海城隍庙
上海邑厉坛的考证
豫园与城隍庙西园
城隍庙的同业公所
上海的新城隍庙
关于城隍塑像
城隍庙的神话与鬼话
从松江府城隍照壁图案讲起
城隍庙的神话和鬼话
城隍庙的“人话”
城隍庙的赛神和风俗活动
三巡会的传闻
三巡会的仪式
“奶奶生日”与兰花会
六月六日的晒袍会
到城隍庙“叫七”
城隍庙里神仙多
上海城隍庙的“年规戏”
城隍庙的工艺品市场
小校场的祭祀用品市场
城隍庙的迷信行业
城隍庙的珠宝古玩市场
城隍庙的工艺品
城隍庙的饮食与食摊
小热昏与梨膏糖
有趣的“双档”
鸡鸭血汤和油豆腐粉丝汤
城隍庙的南翔小笼馒头
城隍庙的烘鱿鱼干
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
尾声
精彩书摘
《老上海邑庙城隍》:
城隍庙的珠宝古玩市场 珠宝玉器是稀少而又昂贵的消费品,过去,珍珠和玉石的产量很低,珠宝玉器的价格就显得更为昂贵了。珠宝玉器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富人。因此,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才有珠宝玉器的加工作坊和商店。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的城市经济虽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是与江南的其他发达城市相比,就显得落后多了,所以,1840年之前上海几乎找不到专业的珠宝玉器商店,上海人要买珠宝,必须赶到二百里外的苏州才行。
南京是六朝故都,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永乐后京畿虽已迁往北京,但南京仍是明王朝的陪都,是江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政治、军事地位虽不及南京,但几千年来苏州一直是江南最富裕的地区。南京和苏州是江南最富裕的城市,珠宝玉器的消费量大,也是珠宝玉器业最发达和集中的城市,并形成了京(南京)帮和苏帮珠宝业商人。
1843年上海开埠后,已有少量的珠宝业商人进入上海。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并定都南京,珠宝玉器是贵重物品,珠宝业又是主要为达官贵族、巨商富贾服务的行业,所以,珠宝店就成了太平天国最先打击和抢夺的对象。在太平军进攻南京时,就有大批京帮珠宝业商人随同逃难者进入上海,“咸丰三年,岁在癸丑,粤匪(对太平军的诬蔑之词)陷金陵,其后豕突狐奔,蹂躏十余省,东南完全者,独上海一隅。其在江宁也约千里,乡之人昔懋迁于此者有之”(《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江宁公所在新闸路456号,在建南北高架时拆除了)。有相当数量的南京人进入上海后,择上海县城南门外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南京人集中居住的街区,于是,这里就被人们叫作“南京街”。
当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已有相当一部分苏南商人也随逃难人群进入上海。1860年时,以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东进,先后攻陷了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苏南的大部分城市,于是,又有大批苏帮珠宝业商人进入上海,他们择城北侯家浜(今侯家路)一带设摊做生意。珠宝玉器是价格昂贵的商品,鉴别珠宝的优劣和真伪又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有些奸商利用消费者缺乏对珠宝的识别能力,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的手段牟取暴利,这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毁坏了市场的信誉,而且还直接破坏了市场秩序和损害了守法商人的利益。同治十二年(1873年),以沈时丰为首的苏帮珠宝商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叫作“珠宝业公所仰止堂”的同业机构。这个“仰止堂”名取得非常得体。《诗经》中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句子,其大意是:“伟人崇高的品德犹如高山令人敬仰,他的品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玉出昆冈”,美玉产自大山,是石的灵魂。“仰止”即告诫珠宝商人应该有玉石一样的高尚品德。
设在侯家浜的珠宝业公所仰山堂也是珠宝市场的管理机构,章程规定:“不论珠宝翠玉,凡属赝品,概不准携入销售,致为本汇市名誉之累”,绝对禁止伪劣商品进入汇市。仰山堂还是一个珠宝的鉴定和仲裁机构,客人如对该汇市出售的珠宝质量和价格发生疑问,可以到仰山堂的指定机构重新评估和仲裁。珠宝业公所仰山堂及珠玉汇市的建立,改变了上海珠宝商业的形象,促进了上海珠宝业向健康、繁荣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商人的守法经营。
侯家浜珠玉汇市的兴旺,又吸引了原来分散经营的京帮珠宝商向侯家浜转移,由于京帮商人不愿受苏帮的仰止堂约束,于是,京苏两帮的矛盾开始发生,并日益深化。光绪中期,珠宝业公所仰山堂计划创办一所同业子弟学校,要求各帮商人根据营业收入交付捐款,部分京帮商人认为京帮商人子弟须入该校求读者不多,拒绝交付捐款,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并从争执发展到冲突。上海知县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只得下令关闭汇市。1908年秋,新上任的上海道蔡乃煌出面组织调停,双方才达成妥协,双方协议:京帮承认珠宝业公所仰止堂以及珠玉汇市属苏帮产业;苏帮同意,以五年为期,京帮必须建立自己的汇市,在京帮汇市建立之前,苏帮同意京帮商人仍在珠玉汇市中设摊营业。就在此协议生效的第二年(1909年)侯家浜填河筑路工程完成,沿路有若干空地,于是苏帮即集资二万六千余两购进原汇市对面的空地重建汇市——新珠玉汇市。为避免与京帮的冲突,又另建了珠宝业公所韫怀堂。“韫怀”一词出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赋》词句,讲:“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藏有美玉的大山才显辉丽,怀有宝珠的深水更显妩媚。几乎在此同时,京帮也集资购进原仰山堂的北面建立自己的汇市和公所,公所即沿用原珠宝业公所仰山堂旧名。
民国以后,根据《公会组织法》之规定,上海同业中必须建立同业公会,以替代原来的同业公所,于是原珠宝业公所仰山堂和韫怀堂同时解散,另行建立统一的上海市珠玉业商业公会,址即今侯家路26号,即今上海玉石雕刻厂厂址。原汇市分别称振兴珠玉汇市(今侯家路73号)和新珠玉汇市(今侯家路25号)。解放后,政府提倡俭朴生活,珠宝玉器是高档商品而销量下降,原珠玉汇市也被改作他用。
……
前言/序言
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豆腐干”文章,大意是讲,上海历史上有不少叫做“三官堂弄”或“三官堂街”的小路,这些小路都是以附近有一个“三官堂”的道观得名的,虹口区永定路70弄(我很久未去哪里,不知这条弄堂是否还在)旧名“三官堂弄”,因这里原有一座“茅山道院下院”,俗称“三官堂”而得名的。几天后,现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道教》杂志主编、上海太清宫住持丁长云道长陪了一位长者找到我工作单位,才知长者就是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陈莲笙道长。他是道士出身,对上海道观分布十分熟悉,但他已记不清虹口的三官堂弄和三官堂,希望核实一下,于是我告诉他,我家住虹口,离这“三官堂”不远,并找出了我引用的资料、历史地图,核准后,陈道长十分高兴,希望我常去道教协会走走。后来上海市道教协会开会时,我即应邀为代表,即现在的会员,协会还给了我一个“常务理事”的头衔,这倒使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在协会中非道徒或居士者极少,我就是其中之一,并一直连任至今。
我长期从事上海历史研究,上海史研究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饭碗头”,而上海城隍庙不仅仅是上海的土地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里也是上海宗教、商业、风俗活动的中心,在上海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更是上海历史的重要一章。我聆听过陈道长有关上海道教历史以及发展的观点,也部分参加上海城隍庙复建的讨论,当年陈道长建议我写一本关于上海城隍庙的书,但总以为火候未到,暂不下笔,而如今陈道长已驾鹤飞升,我也已退休多年,可以完成陈道长的嘱托。
可以讲,从明朝以后,每个县必须建一座城隍庙,上有所好,下必甚矣,于是不少镇也有城隍庙,甚至一座县城或城镇会有两座、三座城隍庙。从本质上来讲,地方的城隍庙就是该地方的土地庙,是一个地方、城镇的守护神;县衙门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知县就是地方的“父母官”,而城隍庙则是这个地方阴曹地府的衙门,城隍就是这个地方阴曹地府的“知县”,于是,城隍庙和城隍是最具地域、地方特色的宗教建筑和传奇神话。
与道教的许多神道人物不一样,许多地方的城隍是民众推选的历史人物,尤其是由对该地方作出贡献的人物担任,于是,许多城隍庙既是地方的土地庙,又是城隍宗族的家庙。上海城隍正堂秦裕伯就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上海城隍庙既是上海的土地庙,又是上海秦氏的宗庙。这也决定了城隍庙与其他道观的不一致性。
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上海城隍庙是宗教活动中心,城隍庙地区又是地方的商业、风俗活动中心,所以,上海城隍庙的历史、文化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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