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深入阅读后,我发现本书的重点似乎远超出了对平面图文的简单解读,它更像是一部深入骨髓的文化史探究。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停留在“这里画了一个龙”或者“这里错画了长江口”这种表层现象的描述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图像学”和“权力话语”的分析。那些在地图边缘点缀的服饰奇异的人物、充满象征意义的瑞兽祥云,以及“天朝上国”的宏大叙事框架,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欧洲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下,试图理解、分类乃至某种程度上“定位”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象征。这让我想起早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体系图”,中国往往被放置在世界的中心或边缘的特定位置,这种位置的安排,其实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全球秩序的想象。作者非常细腻地捕捉到了这种视觉叙事背后的政治意图和文化偏见,使得每一张古地图都变成了亟待解读的历史文献。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感非常强,它不是那种枯燥的学术论文堆砌,反而像是一部层层剥开的侦探小说。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史料时的那种跨学科整合能力。他不仅仅是找来几张老地图,而是将当时的西方外交文书、商贸记录、甚至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描述,都作为“视觉证据”的旁证来交叉验证。比如,当谈到某一特定港口在地图上的描绘与实际情况的差异时,作者会立刻回溯到当时的贸易路线被哪些势力把控,以及这些信息是如何被筛选后才进入制图师的案头的。这种多维度的解析,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那个时代信息流动的理解。它让我意识到,一张地图的绘制,背后是无数双眼睛的观察、加工和最终的权力筛选,而非单纯的客观记录。这种多线索的交织处理,使得阅读体验非常酣畅淋漓。
评分这部作品的标题真是引人深思,那种将遥远的“天朝大国”置于欧洲人绘制的“西方地图”这一特定视角下进行审视的构想,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张力和文化碰撞的火花。我原以为这会是一本纯粹的地图学史或艺术鉴赏,侧重于古地图的精美图样和地理测绘技术的演变。毕竟,早期欧洲制图师对东方的想象和描绘,往往是结合了旅行者的游记、传教士的报告以及传说中的奇闻异事,形成了既有一定准确性又夹杂着诸多浪漫主义色彩的“异域风情画卷”。我期待看到的是,如何通过比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欧洲制图师对中国疆域、山川河流乃至宫殿城池的描摹,来反推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图谱是如何一步步构建、修正,又或者被误解的。例如,清初的耶稣会士如何借助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地图的精度,以及这些地图如何反哺给欧洲本土的地理学界,那绝对是东西方知识交流史上极为精彩的一页。
评分总而言之,读完此书,我对“地图”这个概念的理解被彻底颠覆了。它不再是冰冷的地理坐标集合,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承载体,是权力、欲望和知识共同投射的产物。这本书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迷人的对话场域,让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地图“开口说话”,讲述它们所知道的、愿意讲述的,以及被迫隐藏的关于那个“天朝大国”的故事。如果有人对全球史、视觉文化研究或者早期中欧关系史感兴趣,这本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视角和深入的论证框架。它不仅展示了“西方如何看中国”,更深层次地揭示了“观看”这一行为本身是如何被历史、技术和地缘政治塑形的。我强烈推荐给那些不满足于表面知识,渴望探究深层历史逻辑的读者。
评分从写作风格上来说,作者的笔触是沉稳而富有洞察力的,但又不失人文关怀。他没有采取批判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去审视那些早期的欧洲制图师,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与知识边界。例如,书中对“中国中心主义”在早期欧洲地图上的体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是一种反向的视角,即欧洲如何通过构建一个理想化的、遥远而强大的“他者”来反衬自身文明的优越性或渴望。这种对镜像关系的探讨,是非常精妙的。书中对于细节的关注也令人赞叹,比如对某些特定地名音译的演变过程的考证,一个小小的地名变迁,往往就对应着一次文化接触或政治事件的发生。这种“以小见大”的功力,使得全书的论证非常扎实,经得起推敲。
评分十分好!值得一看!
评分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而且努力地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作者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地图材料,从西方地图绘制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从中探讨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其间对于沟通中西之间交流的历史人物,亦分别进行了叙说。
评分梁武帝在位48年,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评分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评分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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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霍布斯有关主奴关系的论述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在支配关系中,需要将自然暴力转变为一种包含义务的服从关系。霍布斯指出,单纯战斗中的胜利并不能建立相对于被征服者的支配权,这种权利的真正获取,是通过被征服者为了避免当前的死亡,而订立信约,在保有自己的生命和身体自由的情况下,服从征服者的命令,成为后者的奴隶。关在监狱里,或者束缚在有形的锁链中的俘虏,并没有通过义务的约束服从主人,他们逃跑或杀死俘虏他们的人,都是正义的。但俘虏一旦为了生存和人身自由,订立信约,成为忠实的奴隶,再这样做,就是冒犯信约,从而是不正义。因此,霍布斯强调,“主人的权利,不是来自胜利本身,而是来自被征服者的信约。他服从的义务,不是因为他被俘,而是因为他自愿地臣服于俘获他的胜利者。”通过臣服契约,征服结束了战争,开启了和平。
评分多读书多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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