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选取了张慰慈发表在《新青年》《晨报副刊》《努力周报》《东方杂志》等民国时期重要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及其在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中的核心篇章,内容涵盖张慰慈对民国前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和对民国政治体制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张慰慈(1890—1976),活跃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学界,是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开拓者,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民国自由主义重要刊物的编辑和稿件撰写,与胡适等学人保持着非常好的思想战友关系。
编者简介
李源,2 0 1 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2013年起,担任视频节目《罗辑思维》的创作人。
目录
导言
俄国的新宪法(1919)
俄国的土地法(1919)
俄国的婚姻制度(1919)
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1919)
俄国的新银行法(1919)
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1919)
德国新宪法中的联邦制度(1919)
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1920)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1920)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1920)
市政问题(1922)
多元的主权论(1922)
政治改革的目标(1923)
英国选举制度史(节录)(1923)
英国政府纲要(节录)(1924)
中世纪的民治主义和选举制度(1924)
欧美城市和国家的关系(1924)
二十年来美国城市政府改革(1924)
市政制度(节录)(1925)
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1925)
论苏俄(1925)
我也来谈谈苏俄(1925)
论妇女的智力(1925)
床的研究(1925)
上海的租界(1925)
中国与国际劳工会议(1925)
市民与市政(1925)
世界人口与粮食问题(1925)
巴尔沙克论婚姻(1926)
俄国革命前后社会阶级状况的变迁(1926)
战后的欧洲农民——绿色国际(1926)
欧战前后的国际政治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变更情形(1926)
战后的欧洲劳工阶级(1926)
战后的欧洲中等阶级(1926)
英国的殖民地(1927)
革命以后的德国市政(1927)
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1927)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1928)
革命(1928)
欧美诸国的市长(1928)
宪法(节录)(1930)
政治制度浅说(节录)(1930)
政治学大纲(节录)(1930)
《现代民治政体》译者序(1931)
张慰慈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张慰慈(1890—1976),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治国专家。
张慰慈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后于美国艾奥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和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张慰慈所参与教学的主要内容包含政治思想史、法学等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普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诞生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专家,包括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等人;还有很多人是接受北洋的新式教育,之后在各个大学政治系任教。
从研究阵地看,20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阵地在20年代主要是北京大学,30年代主要是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后转移到西南联合大学。张慰慈所主要活动与著述的年代,正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开创并突飞猛进的时代,张慰慈的主要代表作《政治制度浅说》《政治学大纲》与《宪法》,以及其所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不仅是重要的教学范本,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整理与阅读。
张慰慈最主要的著作完成于1919—1931年这13年间,多是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著作与教材,其中包括《市政制度》《宪法》《政治学大纲》等开创性研究著作。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政治学大约可以分成几个流派,以胡适及其学术—朋友圈为代表的政治学家群体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深受英美政治学传统影响,强调权力分立制衡、契约主权、政党、议会、宪政与国家—社会分立等学说。作为北大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张慰慈的论著堪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高峰。
张慰慈是胡适的学人圈子中与胡适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位。十四五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张慰慈与胡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后胡适每次到上海,时常住在上海绍兴路96弄的张慰慈家里。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张慰慈就曾与胡适共同参与,并连载文章。张慰慈曾参与胡适在北京组织的多数重大学术活动,并曾协助胡适创办过大量杂志、刊物。张慰慈性格温和,不爱争强,与胡适的关系始终很融洽。
目前能够搜集到张慰慈最早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刘半农和张申府合办,作为“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关于政论的补充。1920年胡适接替陈独秀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笔,这期间张慰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宣扬妇女解放。张慰慈用满怀热情的笔调,介绍俄国革命,同时强调俄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进行民主实验的重要作用。
后来胡适又创办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的主编人员中,除了核心成员胡适、丁文江之外,张慰慈也是重要参与者。《努力周报》是胡适和几位朋友自筹经费所办,不发稿费,写稿、投稿也都是出于友谊,发行部的人也没薪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慰慈与高一涵也曾在胡适不在京期间担任过一年多的主笔。在此期间张慰慈还积极参与了胡适组织的20人茶话会,参与制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3年胡适南下养病,张慰慈与高一涵成为刊物的主笔,这段时间,胡适与张慰慈、高一涵互通了许多书信,讨论《努力周报》的经费问题。
1923—1925年间,张慰慈完成了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1923)、《英国政府纲要》(1924)、《市政制度》(1925)。后胡适滞留上海不归,张慰慈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晨报副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及批判苏联的文章。张慰慈所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其所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叔本华对于女权的批判,在欧美学界独树一帜,他对女性存在很多歧视性看法,一直是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颇受争议。但其观点尚未引起国内关注。张慰慈译介此篇文章后,引发了大量讨论,也包括谴责,鲁迅先生也曾参与讨论。
张慰慈的《英国选举制度史》与《英国政府纲要》是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英国政府与选举制度的专著。《英国选举制度史》用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的细节,并分析了英国选举制度的由来与问题,对于今天的英国选举制度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英国政府纲要》更为全面地分析了英国政体的特点,并有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对于民国政体的借鉴意义。完成这两部经验研究著作,对于张慰慈之后对自由主义政体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市政制度》是张慰慈的代表作之一。市政研究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当代学界对此已有部分研究,但仍有更多挖掘价值。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城市改造问题非常重视,因而也使得市政专家能有很多施展才华的空间。相对于30年代的重要市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张慰慈的《市政制度》完成最早,而且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一直为之后的学者沿用。张慰慈不仅强调民治必须从城市市民的自治运动开始,与当时大批主张农村自治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提出的城市自治的许多具体实践方式,也是同时期研究者根本没有企及的地方。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步骤,甚至伴随工业化的进行,实现城镇化是必然结果也是必要条件。张慰慈是中国最早发出城市化先于农村治理呼声的专家学者之一。《市政制度》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城市化、市政管理,仍有重要意义。
1929—1931年是张慰慈学术的成熟期与总结期,他不仅翻译了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也完成了其系统阐释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三部代表性专著,分别是《宪法》(1930)、《政治制度浅说》(1930)和《政治学大纲》(1930)。这三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年代张慰慈政治思想的精华,是理解张慰慈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文本。
《宪法》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在“小百科系列丛书”之中,共分6章。《政治制度浅说》初版于1930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25章。《政治学大纲》的初版也是完成于1930年,共18章,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扩增了大量内容,补充进“政治学的性质”“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等内容。1930年4月,张慰慈合并后两本著作,出版精华本,名为《政治学》,共10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慰慈集中出版三部专著,是因为1930年,安徽大学聘任杨亮功为校长。杨亮功上任后,立即在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延聘各领域专家学者任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安徽大学影响力,其中就包括王陆一、张慰慈、丁绪贤等人,此外还延聘了知名学者,包括陆侃如等任各系主任。张慰慈后还当过该校图书馆馆长,直到1932年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政治制度浅说》的初稿,张慰慈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作为张慰慈在北大授课时所用的教本,借此机遇出版,用于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授课。
《政治学大纲》一书是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增订而成,增加了很多对时政问题的讨论。如第11章论宪法,补充第2节“中华民国成文宪法运动史”作结。第15章论政党,补充第2节“中国国民党及其组织”作结。第16章论选举权与罢免权,最后以“选举费用与选举舞弊法律”作结。第18章论“政府职务及其分配”,专门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
从《政治学大纲》一书的章节设计与结构中,可以看出张慰慈在这一阶段大量出书,不乏资政之意。1928年6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结束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前夕,抛出了《训政大纲》,口不离党,明确表示蒋介石应该放下军权,由党来领导军队,同时全国人民接受国民党“训政”。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的政权应该完全由国民党把控。胡汉民之所以如此强调党权,是为了与控制军权的蒋介石争夺最高统治权。8月8日,胡汉民将提纲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同时到处宣讲,希望国民党代表接受提案。虽然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形式上标志“训政阶段”的开始,但是党权与政权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胡汉民所构想出的党统治国家,引领“训政”,主要是希望党的决策通过立法院实现,因而他牢牢握着立法院,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而蒋介石和政学系则针锋相对,强调约法高于党权。蒋胡双方明里讨论意识形态,背地里却搞权力斗争,为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关于“如何训政”问题的大讨论。
张慰慈出版《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浅说》与《宪法》等总结性著作,对于讨论“如何训政”这一问题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增删《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完成的《政治学大纲》,有明显的资政之意。他在书中不仅重新梳理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且试图在蒋胡之争的讨论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分析中国到底应该是要“约法之治”还是“党统治国家”的问题。同时,张慰慈这三部著作,也是他在20年代各处发表的文章与论著的总结之作,从三部著作入手,也更有助于理解张慰慈思想的整体脉络。
张慰慈还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治国专家。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曾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1925年,张慰慈曾作为代表参加过欧洲的国际劳工会议,并针对当时重要的谈判与胡适进行过书信沟通,同时也与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钧任等保持密切联系,还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联合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等自由派学人的重要宣言文章。
从1930年开始,一大批自由派学人,尤其是政治学家纷纷加入蒋介石政府,充当治国专家,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治理国家。1932年之后,张慰慈弃学从政,先是南下加入国民政府铁道部,后加入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这期间也与胡适在上海有多次会晤。此后张慰慈再未发表过专论或文章,只是与胡适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慰慈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政治学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幕僚。该会是由杭立武、高一涵等人主张,一批政治学家在国民政府之下组织的学术与政治参与并举的机构,也是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学社团。政治学会创始人共有45人,张慰慈名列其中。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研究,具体细节见魏镛:《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载《政治学报》(台北),1992(20);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张慰慈连任前几届干事和理事,为政治学会的历届年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3年12月开始,张慰慈进入铁道部担任参事,其间到处奔走,疏通铁路事宜。抗战之后,在翁文灏的邀请下,张慰慈加入资源委员会,继续为国民政府做事,奔走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甚至还出行越南和菲律宾。胡适对张慰慈参政非常赞同,多有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慰慈一直从事出版文化工作,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政治学家群体中,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且成果极为丰富,在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谱系中一度扮演了领军人物的角色。由于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专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同时期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别具特色,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常提出很不同的见解。张慰慈更兼有治国专家的经验,深入理解其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价值,有助于我们在传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获得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
除了著作之外,张慰慈发表的大量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慰慈的文章所涉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市政研究、政体研究与时政评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文章多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有很大一部分收录在《市政制度》一书之中。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其中大量成果与当时的市政专家群体建言献策有很大关系。张慰慈在美国期间参阅了大量关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城市化的文章,他的研究多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之上。张慰慈较为欣赏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尤其对于市民自治情有独钟。在其看来,美国公民之所以能有强大的自治习惯与能力,和他们较早城市化有关;而美国城市发展能够如此迅速、高效,也与城市自治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市民有能力自发组织抵制、罢工等社会运动,这在他看来,是中国时下所缺少的。
张慰慈身在北京,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十分恐惧,认为革命将会造成流血牺牲与“革命恐怖”。在其看来,缺少具有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是中国与俄国这些专制国家在危急关头时常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由于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较为软弱,才会引发革命。而早已结束了皇权的中国,时下也缺少一个具备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因而不足以抵抗“赤化”。这种观点在当时北京的知识分子中间也颇有响应。胡适也曾因此与他在书信中有热烈讨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同时也涉及大量的细节与案例。在张慰慈看来,城市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有智识的市民;第二,适用的市公约;第三,有统系的行政组织。针对每一项,他都有专门文章讨论。尤其是关于欧美自治城市约章的研究,在民国学界当中并不多见,研究价值很高。城市自治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传统,对此当时的学术界研究者并不多。张慰慈曾系统地梳理欧洲城市自治运动与美国城市约章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参考价值。胡适也十分重视张慰慈的市政研究,亲自为《市政制度》作序。
张慰慈关于政体的研究涉及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也包含他对于时局的理解。在1927年之前,张慰慈的政体研究多涉及东欧和俄国。在其看来,革命政体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实验,中国缺少这样的政治实验,因而也需要敢于实验。
张慰慈与胡适接触最多,因深受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张慰慈的宪法观念里就有浓厚的实验主义倾向。他认为,人类的宪法史,就是宪法进化的历史,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渐适应的历史。在他看来,宪法更需要生长,不能把制度规定得一成不变。他所主张的好宪法,就是那种可以“不断进化”的宪法,而不是经常因为革命而变来变去的宪法。张慰慈还提出了良好宪法的三种标准:“(一)意义广阔,(二)文字简单,(三)界限明确。”提出“简单而不含糊”的标准,目的就是让宪法可以适应时代变化,之所以写得简单,正是为了适应环境,可以不断地修补,使之进化。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也要留出足够的余地,保证宪法可以逐渐适应时代进步,完成“进化”。
由于张慰慈所主张的思维方式是欧美自由主义,所以在不久之后,张慰慈转而猛烈批判革命。1925年之后,张慰慈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苏维埃制度,开始思考在民治与党治之间寻求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全面地批判苏联制度,另一方面也对民治政府的缺陷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从而寻找适合中国的政体形式。尽管其中不乏偏激之处,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是理解北伐期间北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角度之一。反对割裂传统的政治实验,但这不等于拒绝一切创新进步,而是主张有步骤有选择,结合国情借鉴外国的传统。
张慰慈在著作与文章中,对比了大量的政体与政府结构,从历史经验与具体国家的国情出发,鲜明地刻着英美经验主义分析方法的烙印。张慰慈在《政治学大纲》里面曾专门总结过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以为应用的政治学,应该把人看作国家的主体,把一切政治看作人类心理作用的表征,用历史的研究法,把政治现象变迁进步的因果探求出来,抽出进化的原因,找到进化的路线,更把各国各时各种制度各种学说,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其长短优劣,拿来做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现在政治现象的政治制度的工具,做指导现在的人应付现在环境的方针。”张慰慈在书中共列举了五种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生物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他对于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家的将人类社会比附作生物体的做法并不欣赏;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欣赏,因为其不分析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单纯比较,“把特别环境看得太轻,把现有制度看作根之果,确是一桩很危险的事。”
在1920年前后,张慰慈在《新青年》上发表《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文章,介绍魏玛共和国的制度创新。就在同时期,张君劢也在上海的研究系刊物《解放与改造》上发表文章,介绍魏玛宪法,最著名的是1920年7月14日发表的《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其所讨论的问题与张慰慈十分相近,在比较俄国与德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反思中国的未来,二人成为当时介绍德国政体的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学界过去一般更强调张君劢的学术意义,往往忽视了张慰慈对于介绍魏玛宪法和魏玛制度创新的重要贡献,这是不够的。
张慰慈非常关注德国革命以来社会阶层的变化,尤其是德国制度建设中的新现象。在分析德国政体的时候,张慰慈非常推崇职业代议制和经济议会制度。德国的经济议会是一种职业代表组成的机关,全国经济议会由资本家代表和工会代表联合组成,但凡经济上的提案,政府必须交给该经济会议讨论,其等于是重要的附属于立法机关的参议机关。张慰慈主张借鉴德国采用的各式经济议会,包括工人的议会等,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全国经济议会。
实际上,经济议会在魏玛德国的政体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参政权,没有决策权。张慰慈之所以对其如此推崇,和他的专家治国情结有很大关系。在张慰慈看来,议会结构中,最需要配备专家组成的议会,因为他们对于时政有更专业的经验和治国能力。相对于官僚政治和政客议会政治,专家政治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
张慰慈的政体观念主要来自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他的许多关于民治与专家治国的观点深受其影响。张慰慈最早引用布赖斯的观点,是在1920年《新青年》上发表的《美国委员式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一文,谈到“美国城市是民治主义的大失败”。张慰慈在《宪法》一书中,也曾引用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后在1931年张慰慈将《现代民治政体》翻译出版。张慰慈对此书十分钟情,在给该书所写的译者序中,认为“关于民治政府的主义和实际情形,这一部书要算是最重要的、最完备的”,甚至认为布赖斯是“美国政治学者的领袖”。《现代民治政体》出版于1920年,此前布赖斯曾完成过《美国平民政治》《神圣罗马帝国史》等政治学专著,《现代民治政体》不仅结合了作者大量的实地考察经验,而且也在比较政治体研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胡适也受到布赖斯的影响,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曾引述布赖斯的《美国平民政治》,将其译作《美洲民主国》。参见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载《新月》,1929年第2卷第4号。
张慰慈认为好的行政机关不一定就是民选的,多数政治应该由专家来治理。利用专门人员立法,制定具体政策,是张慰慈政治主张中有鲜明特色的部分。在张慰慈看来,一个好的民治国家,必须能选出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张慰慈在介绍英国政体的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英国文官制度中让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制度。英国的事务官就是一般的文官,是脱离党派的常务公务员,他们对一个方面的问题很为熟悉。实际上也是基于专家治国的理念,张慰慈认为这样的制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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