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近些年來,學者們愈發意識到,情感在我們實踐理性中起到的作用,較我們過往認為的要大得多。剋勞斯同意這一觀點,但她也明白,這一洞見實則是一聲呼喊,呼喚我們著手進行一項重要的研究,即理解激情是如何必然地指導我們的理性,以及“公民的激情”和“情感性無偏倚性”應當如何引導我們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進行判斷、慎思和決策。她的這本著作攜著豐富的想象、審慎的論證和獨到的洞見發起瞭這一研究。
內容簡介
《人文與社會譯叢·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與民主商議》考察瞭政治商議和個人慎思中,理性與激情的關係,認為理性無法獨立負擔起做齣決定的重任,一旦排除激情,人類將無法做齣決定。如何讓激情閤理地容身於公共行為之,是剋勞斯在書中慎重考慮的問題,但並不是所有的激情在公共行為當中都經得起無偏倚性的考驗。這些思考對於公民社會、對於每一個公民來說都極有裨益。
作者簡介
莎倫·R.剋勞斯是布朗大學政治科學係教授,就古典自由主義和當代自由主義論題撰寫過多篇文章,論及休謨、孟德斯鳩、波伏娃,以及當代的正義理論,發錶在《政治理論》、《政治評論》、《政治與性彆》、《當代政治理論》等刊物上,並著有《榮譽與自由主義》、《主權之上的自由:重建自由的個體主義》等。
精彩書評
★“當我們心有牽掛時,我們的想法便會變。”剋勞斯在理解政治商議的情感維度方麵邁齣瞭很大的一步。她對康德、羅爾斯、哈貝馬斯等人以理性為基礎的理論的挑戰,也許會激發下一代的熱烈爭論。
——簡·曼斯布裏奇,哈佛大學
★剋勞斯認為,情感在我們實踐理性中起到的作用,較我們過往認為的要大得多。她這本著作即緻力於探明,激情如何必然會滲入到我們的理性,“公民的激情”和“情感性無偏倚性”應當在我們的道德和政治判斷、商議和決策中發揮何種作用。
——斯蒂芬·K.懷特,弗吉尼亞大學
★剋勞斯對激情觀念的闡發很有野心,她試圖恢復休謨對道德情感的論述,使之成為支配現代政治理論的康德視角的一個補充。這本書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威廉·A.高爾斯頓,布魯金斯學會
目錄
緻謝
導論:公民身份、判斷與激情政治
第一章 :羅爾斯與哈貝馬斯理論中的正義與激情
第二章 :理性主義的新近替代物
第三章 :休謨:道德情感與關於判斷的政治學
第四章 :民主政治中的情感性判斷
第五章 :公共商議與無偏倚感
第六章 :法律的情感性權威
結語:邁嚮一種新的激情政治
參考文獻
索引
精彩書摘
《人文與社會譯叢·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與民主商議》:
公民身份、判斷與激情政治
作為公民,我們如何在值得我們擁護的法律和那些我們應當拒斥或抵製的法律之間做齣區分?民主的程序標準對此很有意義,但很明顯,民主程序有時候也會誤入歧途,導緻一些危及公民自由權或妨害社會正義的法律。雖然司法審查原則賦予法院在評判立法成果方麵以某種角色,但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們在這方麵也負有一份責任。無論如何,作為公民,我們與法律的關係不應當是一種盲目服從的關係,而是應當體現批判性的允諾和健全的判斷。事實上,作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負有一種政治義務,去評判法律並抵製(或努力革新)那些確實侵犯自由或妨害正義的法律。我們如何進行這種評判呢?我們要運用何種心理與心智的官能呢?舉例來說,現今的美國人正在就同性婚姻是否正義的問題進行公開商議。在就這類集政治、道德與法律問題於一體的議題進行商議時,我們要運用何種能力?特彆要問的是,在這種商議之中,思考與感受、理智與激情、認知與情感如何結閤在一起纔算是恰當的?
對這個問題的一般反應是堅持認為,至少當事涉有關重要政治問題與基本正義問題的商議時,根本不存在理性與激情的恰當結閤。換言之,獲得有效商議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激情從商議過程中完全剝離齣來。憂慮在於,這些情感性的意識方式會模糊我們的理性,從而妨礙為健全的道德判斷、公正的司法判決以及公平的政治商議所需的無偏倚性。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主導性觀點(固然並非唯一的觀點)。同樣,它也是當今政治理論中的主導性觀點。本書要挑戰這種看法。我們用以評估法律與公共政策的實踐慎思不可避免地包含著情感和欲望,而且對於使得公共決定具有正當性的那種不偏不倚的立場,這些激情能夠以一種積極的方式起到促進作用。誠然,種種激情也可能妨礙無偏倚性,而且一旦如此,它們會給民主社會決策製定的正當性及其結果的正義與否帶來一些問題。例如,殘忍和偏執就絕不應當決定我們集體商議的走嚮。一種公民性(civility)精神,而非沙文主義或破壞性的盛怒,應當指導著這種商議。如同公民性一樣,不偏不倚的理想對正當的商議和正義而言至為重要,它絕不應當被棄之一旁。然而,激情與無偏倚性之間發生衝突的現實可能性並未涵蓋它們復雜關係的全部內容。本書提齣一種對於情感性的、但卻不偏不倚的判斷的闡釋,它在非嚴格的意義上受到休謨的道德情感理論的啓發。同時,本書也就激情在道德判斷與公共商議中可能恰當扮演的角色提供瞭一種係統的說明。
在闡述無偏倚性的情感之維的過程中,本書提齣瞭一個睏擾瞭整整一代規範性民主決策理論的問題。在當今政治理論中占支配地位的關於慎思與規範辯護的理性主義模型(如在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的作品中所刻畫的那樣)在動機問題上存在缺陷。根據這種觀點,作為一種與情感相分離的官能的理性觀念構成瞭無偏倚性的根基。但這種理性觀念把慎思主體與人類行動的動力之源割裂開瞭,而這些源頭恰恰見之於主體被要求與之疏離的情感性依戀關係與欲望之中。作為慎思者的自我與作為行動者的自我分裂開來瞭。不錯,羅爾斯和哈貝馬斯都在他們的正義理論中為情感留齣瞭空間。具體說來,他們都認識到如下做法的重要性,即引入公民們的依戀關係和欲望,將其作為促進對規範辯護的理性程序及其結果的忠誠的手段,從而形成一種對正義的情感,以增強正義的穩定性。然而,兩人的觀點都試圖把情感的作用限製在應用領域,而規範辯護本身則被設想為某種超越情感影響的理性的功能。結果,他們給我們呈現的是一種兩階段的模式:首先,理性告訴我們,就法律與公共政策而言,正義意味著什麼、它提齣瞭什麼要求,然後,一俟這一規範性問題得以解決,我們就步入應用領域,此時我們可以開始思考,該如何把公民們社會化,使之習得那些支持已得到理性辯護之規範的情感傾嚮。由羅爾斯的原初狀態和哈貝馬斯的道德立場所塑造的判斷形式暴露齣瞭對情感的常見恐懼,亦即,我們的激情會責難關於正義問題的慎思所應當依賴的那種無偏倚性。因此,主導性的範式能夠接受的是,情感關切幫助驅動正當的行動,而不是這類關切在對行動或指導行動之規範的辯護中齣場。它們不願把道德與政治規範的內容和權威同個體的心理狀態聯結起來。理性主義者視情感為無偏倚性的對立物,他們在某種與激情相?I格的理性中發現瞭規範性的根源。然而,把慎思與情感隔絕,就是將慎思與驅動行動的激情相分隔。
受到損害的也不僅僅是行動,由於試圖過於充分地擺脫激情的影響,決策製定本身也受到妨礙。過去15年來,神經科學和神經心理學領域齣現瞭一批革命性的新文獻,它們對人在不動用情感的情況下從事實踐推理的能力提齣瞭質疑。這些研究涉及一些與情感相關的大腦區域受損的患者,它們錶明,決策製定依賴於重要的情感體驗,尤其是依戀、嫌惡和欲望。情感方麵有障礙的患者或許完全能夠進行邏輯分析,他們也常常能夠就種種行動路綫的成本與收益進行有效推理。這些研究錶明,他們無法做好的事情是就行動路綫做齣決定。這些發現意味著,實踐推理,亦即導嚮行為決定的慎思,必然包含著情感。情感在驅動行動和決定方麵都發揮著作用,因此,與理性主義模式相關聯的動機性缺陷所破壞的就不僅是(對決定的)服從,而且還有慎思過程本身。因此,這類新文獻就對主導現今政治理論的有關慎思與規範辯護的理性主義範式提齣瞭根本性的挑戰。
近來,政治科學傢們開始探究這些發現對於諸如政黨認同、負麵競選、社會運動的形成,以及國際衝突調停等領域的政治行為的含義。他們全都強調的要點在於,我們對政治行為的分析視角應當反映如下事實:對於決策製定而言,情感與理性一樣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情感乃是實踐閤理性(rationality)本身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麼與情感完全分離的實踐理性能力。基於先前的學習和經驗,通過提供一種對重要事項的意識,情感與其它東西一道為將來的決定設定基礎。易言之,情感構成瞭關切的範圍,而實踐判斷和慎思正是在其中得以發生的。經驗性文獻所錶明的是,沒有情感,我們無以對(政治或任何其它東西中的)實踐目的進行有效慎思。這意味著,情感在關於正義的慎思中所發揮的作用,必定比政治理論中的主導性模式所承認的要更為重要。然而,經驗文獻所沒有提供的則是對如下問題的一種規範性說明,即情感應當如何在實踐慎思(如果其結論要符閤正義的話)中起作用,尤其是情感如何能夠服務於無偏倚性這一重要的民主理想。
道德哲學、政治理論與法學中的規範理論傢們正日益認識到情感在判斷與慎思中的重要性。這種認識標誌著真正的進步,因為它擴展瞭判斷與慎思在其中得以理解的概念框架,但它也帶來瞭自身的一係列難題。雖然理性主義者們為動機性缺陷所睏,但情感理論傢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則遭到規範性缺陷的睏擾。他們總是沒能為對情感的正當容納提供清晰的標準。畢竟,並非所有的情感都支持健全的判斷或公平的公共商議。我們不妨看看沃爾澤就“我們對侵略的敵意”如何“恰與侵略本身一樣為激昂的情緒所支配”這一問題所作的討論。他認為,在這種敵意的背後並非一種超越情感的理性官能,而是一種溶入瞭情感的理性:
那種敵意的背後……是一幅像我們自己一樣寜靜而和平地生活於他們自己的處所、他們自己的傢和祖國之中的人們的心理圖像。他們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遭受攻擊(這正是侵略的定義),他們的親友、城鎮和生活方式受到破壞性威脅,甚至遭到毀滅。可以肯定地說,不參照這一心理圖景,我們對這一攻擊的理性譴責是無從理解的。事實上,它衍生於那一圖景;它依賴於我們與那些人在情感上的認同,他們是我們在傢園中和平地與之生活的男男女女的被投射的形象。這類認同是親和性激情的産物,它們型塑瞭我們對侵略的反應,其確切程度就如同對勝利與支配的激情型塑瞭侵略本身一樣。
我們對好與壞、對與錯的判斷因此既是理智理解力的函數,在同樣程度上也是情感的函數。然而,沃爾澤沒有確定我們該如何在充滿激情的判斷與不健全的判斷之間進行區分。可以肯定,有些親和性的激情可能導嚮糟糕的判斷和不正義的決定。我們需要知曉,情感應當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被納入慎思過程;我們也需要明白,移情式的(或“親和性的”)關切其影響應當達到何種程度;我們還需要一些標準或方式,以區分值得我們尊重的和不配我們尊重的情感。
另一個問題是,討論情感的理論傢們有時把情感性的判斷當作無偏倚性的替代選項來為之申辯。1980年代浮齣水麵的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把判斷植根於對特定他人的關切之中。它將無偏倚性與對普遍正義原則的理性尊重關聯起來並予以迴避。這一思路的一些更近的倡導者們有時則把以正義為取嚮的判斷與以關懷為取嚮的判斷視作互補的而非競爭性的。然而,與理性主義者們一樣,她們把對正義的不偏不倚的慎思與一種超越情感的理性形式關聯起來。在這方麵,她們嚮主導性範式讓步得太多。揚和納斯鮑姆同樣將情感性的判斷形式奉為無偏倚性的替代選項。雖然她們的思路彼此之間明顯不同(與關懷倫理學也不一樣),但她們共同信奉某種關於無偏倚性理想的懷疑論,她們將這一理想與一種排他性的和不可靠的人類理性觀念關聯在一起。
不過,民主社會的公民們付不起放棄這一理想的代價。無偏倚性蘊含著一種慎思性的觀點,它既非內含偏見,亦非支離破碎。它要求以特定的方式來考慮問題,該方式不由一個人的自我利益、狹隘的同情或特立獨行的信念來決定,也不純然服務於這些東西。它也是一種包容性的甚至是整全性的觀點,把受所考慮的對象影響的所有人的相關看法納入其中。考慮到我們的判斷可以或多或少地擺脫偏見和具有包容性,無偏倚性也容有程度問題。我們很少有人在常規的基礎上達到完全的無偏倚性,跨文化的無偏倚性尤為睏難。但對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在種種(不)完全的程度上運用無偏倚性則是一種熟知的經驗。在這一過程中指導我們的那種令人嚮往的理想極富價值。與其它東西一道,無偏倚性幫助我們把我們的評價和決定與權力帶來的特權隔離開來。沒有某種程度的無偏倚性,公共決定就會缺少正當性,而正義也會被證明是不可捉摸的。這正是理性主義者們正確把握的見解:不偏不倚的判斷是自由民主社會裏正義的公共決策製訂當中的一個關鍵條件。它保護公民們在事關正義的公共問題上免受赤裸裸的強力的侵害。
在個體道德判斷的語境中,無偏倚性也很重要。一方麵,它有助於社會協作,因為為瞭與他人協調我們的生活,我們必須能夠超齣我們自己私人觀點的限製去思考問題。如果一個人的慎思性觀點單單由自我利益所決定而沒有任何對他人利益或觀點的考慮,從長時段來看,他甚至連自己的目的都無法實現,遑論集體目的。無偏倚性有利於促進社會協作這一事實使之具有審慎的特徵。無偏倚性也彰顯瞭休謨所謂的“人性”之德,即一種對他人之睏難與歡樂的反思性的敏感性,甚至也指一種對人的尊重,即認為他們在道德上很有價值。一如休謨所見,若無這一美德,一個人的人格品質就會顯露齣偏狹、粗野和無知,它絕對經不起自我省察。我們還可以在休謨之外進一步補充說,在判斷中運用無偏倚性乃是一種把他人當作目的本身來對待的方式,而後者是一項能夠通過道德情感的方式得到辯護的義務。一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一個人無需藉助康德來支持平等尊重的責任,而這項責任令無偏倚性變得很重要。因此之故,雖然我們應該對排他性的、不牢靠的理性觀念保持懷疑,我們卻不應當拒斥無偏倚性。拒斥無偏倚性就會讓種種情感性判斷背負上一種規範性缺陷。簡言之,我們的道德判斷與民主商議理論已然處於兩難之中:它們要麼太過理性主義,以至於不能驅動行動與決定,要麼就太過不加鑒彆地植根於激情而無力承受規範性之重。本書旨在通過清晰闡述一種由情感所激發的無偏倚 性理念,從而也就是提齣一種在動機與規範性方麵都令人信服的對判斷與慎思的說明,從而化解這一兩難。
因此,本書處理的是睏擾政治、道德與法律領域中的當代理論的一個盲點問題,但它同時也討論當今美國公共生活中的一個嚴重問題。關於政治商議的通常看法設定瞭理性與激情之間的二分法,據此,一個人要麼從“不偏不倚的理性”齣發進行慎思,要麼他的慎思就是由個人性的激情所驅動的。而我們以為,當激情驅動商議時,其結果隻能被說成是卑劣的。然而,理性主義的那種彌漫於公共文化中的無偏倚性理想則純然是田園詩。因此,如今美國的公共決策大多是通過基於利益的競爭所推動的,它是未經馴導的激情政治的彆名,這就不足為怪瞭。但是,即便我們屈從於最低級的激情政治,我們那不可捉摸的理性觀念仍舊吸引我們的心願並告訴我們,由激情驅動的商議沒有正當性且可能導緻不正義。為不辜負這一不可能的商議理想而屢戰屢敗的一個結果,就是對政治的犬儒主義態度。人們廣泛討論的、現今美國政治參與的不足僅僅部分說來是過度的個人主義、沒有公民美德、缺少社會資本的結果。這種疏離也反映齣一種幻滅,它自然地導源於我們對理性與激情之間那種錯誤的二分法的念念不忘,導源於一種可以實現的無偏倚性理想的缺失。
更有甚者,普遍的公民政治疏離鏟除瞭公共商議中真正的無偏倚性的可能性基礎。理由在於,唯有當我們的商議過程體現瞭所有受影響者的正當關切,它纔可能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但唯經他人告知,我們纔能知曉他們的關切,而這恰恰要求為理性主義的觀念所阻滯的那種對公共生活的積極參與。因此,美國政治需要一種理解公共商議的新方式,它既可以響應無偏倚性的高貴訴求,但又不貶低勢必影響決策並激發行動的那些激情。我們必須拒斥在政治理論與美國公共生活中同時存在的理性與激情之間錯誤的二分法,因為這種二分法破壞瞭我們推進正義事業的能力。我們需要以一種對實踐推理之整體性本質的更好理解將其取而代之,也就是將實踐推理理解為一種綜閤瞭心靈的認知與情感狀態、綜閤瞭理智與情感的能力。我們需要一些標準,它們可以激發深思熟慮的而又正當的決策製定,但同時又是實際可行的、在動機上令人信服的,從而是由情感所激發的。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闡明實踐判斷在這方麵的本質,並錶明為何這種有關我們自己和我們能力的更具整體性的圖景預示瞭一種更有生機、更為正義的民主政治。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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