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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降,传教士扮演着中西文化传递的角色,他们看待中国的视角深深影响了当时正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依据长期居留中国的27位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信札和译自中文的文稿,一生从未来过中国的杜赫德神甫撰写了鸿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该书成为了18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最重要信息来源之一,直至19世纪末仍被视为中国问题的完整知识手册。本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家蓝莉女士关于《中国帝国全志》一书的研究专著,旨在全面梳理这部巨著的内容,还原了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内容简介
传教士在明末以降的中西文化与宗教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观点直接影响到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杜赫德神甫虽一生从未踏上中国土地,但他根据来自27位耶稣会传教士的相关文献,整理撰写了深具影响力的《中华帝国全志》,该书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人。本书正是关于《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专著,旨在全面梳理这部巨著的内容,通过大量文献和考证,够了出《中华帝国全志》的成书过程,探究该书的稿源、选稿标准以及对原稿的增删和改动,并以大量篇幅查考书中译文的汉文资料来源,从而揭示出《中华帝国全志》与中国经典西传的关系,还原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从历史学的长时段观重新审视了当时传教士在中西方文化与宗教交流上所充当的角色,为读者重新解读和深入研究《中华帝国全志》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目录
第一章《全志》及其两个版本
I.1.同类应时作品中的佳作
I.2.两个版本的差异
第二章主编与27位供稿人
II.1.杜赫德的职业生涯
II.2.供稿人的生平与活动
附件II.1.杜赫德生平和活动与礼仪之争的关联
附件II.2.为《全志》供稿的27位传教士名单
附件II.3.27位供稿人的供稿数量表
第三章时代背景
III.1.反映在献词中的1735年
III.2.陷人险境的基督教
III.3.向中华帝国渗透
III.4.欧洲对耶稣会传教政策的看法
III.5.协调保教权
III.6.礼仪之争偏离正轨
III.7.《全志》认定的事端挑起者
附件III.1.1700年书检批文
附件III.2.孔子葬礼1700年10月19日再次举行
第四章制作工场
IV.1.谁干了什么?手稿与印制品的异同
IV.2.杜赫德是否对稿件作了违背作者原意的改动?
IV.3.编纂和出版过程
IV.4.审读人的作用
IV.5.送检
附件IV.杜赫德在世时刊登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上的来自
中国的信件
第五章与学界的联系
V.1.将地图纳入《全志》
V.2.院士们的好奇心
1)1684年科学院提出的问题汇总
2)1689年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汇总
V.3.耶稣会士在科学院的会议上和出版物上谈论中国
V.4.法兰西科学院的一位死对头
V.5.科学上的审慎和大胆
附件V.1684年科学院的问题总汇与《全志》中回应此总汇的
相关段落
第六章译文
VI.1.译文的功能
VI.2.译文题录
第七章信仰与教派
VII.1.宗教类别
VII.2.第一个崇拜对象
VII.3.对词义采取开放态度
VII.4.信仰的持久性
VII.5.否定性的质问
VII.6.最早的立法者
第八章迷信
VIII.1.污染来自何方
VIII.2.文人拒佛
VIII.3.超自然的实体和非宗教的荣耀
第九章品德
Ix.1.真理的种子
Ix.2.孝是所有美德之本
Ix.3.修身
Ix.4.民间文学
第十章驳“中国人是无神论者”
第十一章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叠交
结语
附录
1733年预售简介
同时代人的评论
迄今尚存的手稿及其收藏处
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的历次决定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I.2.两个版本的差异
从表面上看,两个版本没有什么区别,通常被认为完全一样,甚至可以互换。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往往只收藏其中的一个版本,收藏两个版本的为数不多。海牙版也分成4卷,每卷的篇章编排也与巴黎版一模一样;每篇文章的篇名以及正文和评注都原封不动。由于海牙版比较容易找到,而且使用比较方便,所以,研究《全志》的学者一般都使用海牙版。
海牙版与巴黎版的最大差异是开本稍小,图片全无。由于弄不到地理学家当维尔监制的木版,海牙版的编者只能重新刻制巴黎版中的地图,编辑成册后于1737年单独发行。①《特雷武报》辟出专栏刊登当维尔的抗议,谴责窃取他的成果。②
从1708年起,9位在华传教士奉康熙皇帝之命进行测量,杜赫德与一位专家合作,将这次测量的成果刻制成图,刊出在《全志》中,此事绝非等闲之举。当维尔当时在制图方面已经是一位公认的行家,尽管他的事业此时刚刚起步,后来才一步步发展,最终在国王图书馆中设立了一个图版室。1736年版把地图与《全志》分离,此事并非无关紧要,而是破坏了始祖版中文字与图版浑然一体的格局,杜赫德的初衷是借助地图与文字相映生辉,提高这部著作的使用价值。杜赫德亲自撰写的售书简介和《全志》序言以及《特雷武报》,都十分强调地图非同寻常的价值。读者不难看出,尽管地图中的比例有一些错误,但编者坚持把这些地图插入书中,这显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重要安排。需要指出的是,海牙出版的图集照抄了这些比例上的错误。
至于两个版本在编排方面的差异,乍看似乎不值一提,其实却不容忽视。首先,1736年版由于缩小了开本,因而便于阅读,而始祖本每卷的重量超过3公斤,加上开本巨大,非得摆放在书桌上才能阅读,所以,不可能同时展开两卷或两卷以上。海牙版体量较小,纸张较薄,打开和合拢都比较方便,从阅读此卷转到阅读彼卷相对容易。这种结构变化带来了对于此书所提供的信息不同的利用方式。巴黎版基本上只能一页接着一页阅读,很难想象为了对两个相近的主题进行比较或加以补充,可以放下书桌上的这一卷,走到另一张书桌边上去阅读另一卷。然而,1736年版的读者却可以采取多样化的阅读方式,从而使书中文献的工具作用发生变化。杜赫德大概没有想到存在着随意翻阅书中某段某节的可能,相反,他为读者所作的提示都是一页接一页从头读到尾。第3卷中的一些段落讲到了皇帝祭天时使用的供献,想读懂这些段落就得有必要的知识准备,而这些知识在第2卷介绍中国的经典古籍时已经提供了:
我在这里继续说说中国的经典古籍是如何讲述皇帝祭天的。①
在《全志》的序言中,杜赫德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解释分卷的计划和理由,由此可见,全书的结构安排绝非随意为之。书中常常可以读到“我在别处说过”或“我在下面将会说到”之类的表述;这种提示往往出现在某个话题尚未全面展开的地方,海牙版的编者们不得不顺藤摸瓜,根据脚注找到这个话题全面展开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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