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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紫阳学术发微》系民国间著名教育家、学者唐文治所著，“紫阳”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的别称。
全书分“朱子为学次第发微”、“朱子己丑悟道发微”、“朱子心性学发微”、“朱子论仁善国发微”、“朱子经学发微”、“朱子政治学发微”、“朱子论道释二家学发微”、“朱子辨金溪学发微”、“朱子辨浙东学发微”、“《朱子晚年定论》发微”、“九贤朱学通论上”、“九贤朱学通论下”十二卷，全面收录反映朱熹儒学思想体系的文章，包括朱熹本人本人的论文、后世学者的评述，并加有唐文治自己的按语，类似一部“朱子学案”，是民国间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紫阳学术发微》系民国间著名教育家、学者唐文治编著，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全书凡“朱子为学次第发微”、“朱子己丑悟道发微”、“朱子心性学发微”、“朱子论仁善国发微”、“朱子经学发微”、“朱子政治学发微”、“朱子论道释二家学发微”、“朱子辨金溪学发微”、“朱子辨浙东学发微”、“《朱子晚年定论》发微”、“九贤朱学通论上”、“九贤朱学通论下”十二卷。

作者简介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江苏太仓人。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进士，授户部主事。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著有《茹经堂文集》、《十三经提纲》等。
乐爱国，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等。

目录

卷一
朱子爲學次第發微
卷二
朱子己丑悟道發微
卷三
朱子心性學發微
卷四
朱子論仁善國發微
卷五
朱子經學發微


卷六
朱子政治學發微
卷七
朱子論道釋二家學發微
卷八
朱子辨金谿學發微
卷九
朱子辨浙東學發微
卷十
《朱子晚年定論》發微
卷十一
九賢朱學通論上
卷十二
九賢朱學通論下
附録 唐文治 朱子學術精神論

精彩书摘

點校説明
——唐文治《紫陽學術發微》的撰著及其緣由
樂愛國

唐文治（一八六五—一九五四），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人。十八歲中舉人。二十一歲入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經師黄以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中進士。官至商部左侍郎、農工商部署理尚書。四十二歲後，他退出官場，從事教育事業。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就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原名南洋公學）監督。一九一一年該校改名南洋大學，一九一三年又改稱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即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繼任校長。直至一九二年，因目疾日深而辭去該校職務。同年，應聘爲無錫國學專修館（後改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達三十年，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在朱子學研究方面尤爲用功，自稱‘治朱子學五十餘年’，研究著作主要有：《性理學大義》、《紫陽學術發微》、《陽明學術發微》、《性理救世書》等；此外還有《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疏》、《十三經提綱》、《國文經緯貫通大義》、《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等著述。
據唐文治《性理救世書》所説：‘文治十五歲時，先大夫授以《御纂性理精義》，命先讀朱子《讀書法》與《總論爲學之方》，其時已微有會悟。逮年十七歲，受業於先師王文貞公（王紫翔）之門，命專治性理學。’（唐文治：《性理救世書》卷三）王紫翔告之曰：‘爲文先從立品始，然後涵濡於四子、六經之書，研求於史漢諸子百家之言，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又曰：‘士君子讀書貴在明理，不能明理，讀書奚爲？’因此，‘命讀汪武曹《四書大全》、陸清獻《三魚堂集》，曰：“此理學入門之始。”’（唐文治：《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跡跋》，《茹經堂文集》第三編卷五）於是，唐文治‘日夜淬厲于性理文學’，初知入門之徑。（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
在這一時期，唐文治讀朱子《小學》、《近思録》等，‘沉潛反復，頗有心得’（唐文治：《南菁書院日記》附録‘論日記’，《唐文治文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二五年，第七頁），‘理學乃日進’。十九歲時，‘讀《二程遺書》、《朱子文集》，並先儒語録等書’。（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
二十一歲時，攷入江陰南菁書院，受業於院長黄以周之門。先是抄讀朱子門人陳淳的《北溪字義》，後來又作《宋明諸儒説主一辨》，對程朱以及其他宋明儒家的‘主一’思想作了論述。二十三歲時作《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間，唐文治在任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的同時，先後編《論語大義》、《孟子大義》、《大學大義》和《中庸大義》；其中《論語大義》和《孟子大義》採用朱子注；《大學大義》和《中庸大義》以鄭玄注、朱子注以及其他人的注相互參照。
一九二二年，唐文治在主持無錫國學專修館的同時，不顧目疾日深之困擾，編成《性理學大義》，分爲：《周子大義》二卷，《二程子大義》二卷，《張子大義》一卷，《洛學傳授大義》一卷，《朱子大義》八卷；‘每卷各冠以叙文及傳狀，發明大義，篇中精要處，各加評語、圈點。學者得此講本，可窺性理學之門徑’（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唐文治《朱子大義序》指出：‘癸亥歲，爲國學館生講《朱子大義》，乃詳加選録，擇其尤精者著於篇。’又説：‘朱子之書，猶夫子之宮牆也。其義理之精博而純粹，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百世而下，儒林之士，講求道學，誦習師法，莫之能違也。……蓋其畢生精力，窮極乎天人性命之原，博綜乎《詩》、《書》、《易》象之奥，聖功王道，物理人情，靡不兼賅而洞矚焉。’（唐文治：《朱子大義序》，《茹經堂文集》第一編卷四）《朱子大義》選録朱子的重要奏稿、書劄、論文以及各種序、記，此外還有黄榦的《朱文公行狀》。次年，唐文治組織王蘧常、唐蘭、吴其昌等人編輯《朱子全集校釋》，
並命王蘧常編纂，
得十余萬言，同時還撰《朱文公文集校釋序》。一九二四年，唐文治爲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攷略》作序。
據《茹經年譜》記載，一九二七年冬，六十三歲的唐文治在全面研究清代朱子學的基礎上編成《紫陽學術發微》。唐文治的學生馮振稱該書‘於紫陽畢生學術，提要鉤元，洪纖畢備。自李榕村（李光地）、王白田（王懋竑）兩先生後，未有能道此者，可謂體大而思精矣’。
一九三年，正值朱子誕辰八百周年之際，唐文治爲所編《紫陽學術發微》作‘序’，並付印。
同年，唐文治還輯《陽明學術發微》，書成後，即付印。該書主要闡述陽明之學，同時也討論陽明學與朱子學的關係：卷一‘陽明講學事跡攷’，卷二‘陽明聖學宗傳’，卷三‘陽明學四大題’，卷四‘陽明學貫通經學變化神明’，卷五‘陽明學通於朱子學一’，卷六‘陽明學通於朱子學二’，卷七‘王龍溪述陽明學髓’。
唐文治晚年所撰《朱子學術精神論》指出：‘余治朱子學五十餘年。初輯《朱子大義》八卷，繼撰《紫陽學術發微》十二卷。覺其精神之高遠，識見之廣大，思慮之閎深，條理之精密，一時莫測其津涯。’可見，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紫陽學術發微》，首先是爲朱子之學術所折服，同時又爲其‘精神之高遠’所震撼。在《朱子學術精神論》中，唐文治把朱子的講學精神歸結爲‘孝’、‘仁’，而且還説：‘朱子一生出處精神，惟以氣節爲重。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於楮墨之表。嗚呼！盛矣！厥後文文山先生廷對策問，謂政治之本，在於帝王不息之心。其説實本於朱子《戊申封事》。而謝疊山、陸秀夫諸賢接踵而起，豈非講學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則宋末氣節之盛，實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厲之也。而余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復疆土兩事。特節録於左，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顯然，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紫陽學術發微》，也是爲朱子之氣節所感動。該文最後還説：‘余嘗謂：居今之世，欲復吾國重心，欲闡吾國文化，欲振吾國固有道德，必自尊孔讀經始。而尊孔讀經，必自崇尚朱學始。’所以，唐文治
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
《紫陽學術發微》，既有學術上的攷量，也希望通過提倡朱子理學而達到‘善國性、救人心’之目的。
其實，早在一九二年，唐文治在所制定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中就列入‘理學’一項，並指出：‘二程、張子皆理學正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旁搜遠紹，所謂“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綜覽歷史，理學盛則世道昌，理學衰則世道晦，毫髮不爽。吾輩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學、尊崇人範爲救世之標準。’（唐文治：《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茹經堂文集》第一編卷二）在後來的《紫陽學術發微》中，唐文治又指出：‘國家之興替，係乎理學之盛衰，理學盛則國運昌，理學衰而國祚滅。人心世道恆與之爲轉移。’（唐文治：《紫陽學術發微》卷十二）晚年，除了《朱子學術精神論》，唐文治還在《性理救世書》所收録《朱子學爲今時救世之本論》中對朱子學之救世作了論證，並且説：‘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子則祖述孔、孟，師法周、程，一脈相承，爲人心、民命之所依賴。欲救今日之世界，當自尊孔讀經始；而尊孔讀經，當自學朱子之學始。’（唐文治：《性理救世書》卷二）在《送周予同先生赴臺灣序》中，他還指出：‘吾常謂：欲淑人心，必明心［性］理，而欲明性理，非昌明閩學不爲功。理學明，則人心善而國運以盛；理學晦，則人心昧而國運亦衰。徵諸史書，毫髮不爽，非虚言也。’（唐文治：《送周予同先生赴臺灣序》，《茹經堂文集》第六編卷三）這裏所謂‘閩學’，即朱子學。顯然，唐文治始終認爲，朱子理學關乎人心之善惡、國家之興衰。由此可見，唐文治推崇、研究朱子學，並撰《紫陽學術發微》，更多的是出於當時的世道人心。
唐文治的《紫陽學術發微》，以朱熹著述爲依據，精選其中重要的書劄、奏稿、論文、著作篇章和各種序、跋、記等，並在清代朱子學研究的基礎上，分朱子爲學次第、心性學、仁學、經學、政治學以及朱子與道釋、陸子學、浙東學的關係等諸多專題，分别予以評述，並附若干專題研究論文，既反映了朱熹的主要學術思想，又展現清代朱子學研究的基本要點，同時表明了作者對於朱熹學術思想以及清代朱子學的基本觀點，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朱子學研究專著，且資料選取之精審、理論分析之深入，實爲民國時期朱子學研究的傳世精品。更爲重要的是，作爲一名教育家，唐文治把朱子學研究當作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旨在通過教育實現其朱子學救世之理想，實乃弘揚朱子學精華之典範。
本書據民國時期排印本點校。個别錯字、漏字另加方括號。書後另附唐文治所撰《朱子學術精神論》，可供參攷。

前言/序言

紫陽學術發微自序
　　文治既編《朱子大義》八卷，比年以來，教授學者，復博蒐舊藏，及見在所得紫陽學各書，繁細不捐，顯微畢燭，略得要删之法，爰輯《紫陽學術發微》十有二卷。序曰：自黄氏勉齋臚述《朱子行狀》，朱子文孫在編《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别集》七卷。厥後研朱子學者，代有傳人。然爲之者鮮得要領，何哉？蓋編書之法，不外兩端，曰編年，曰分類。朱子集既無編年，朱子偶有自注年歲，亦不過十數篇。而又僅以文體分類，不以事隸屬，矧所著過多，爲古來所未嘗有。故綴學之士，但覺其茫無津涯，或轉病其亂雜而無章，是豈爲朱學者之咎哉！風氣未開，而董理之方未得也。
　　於是有裁割鱗爪，獨守偏隅者，如張氏伯大、齊氏充甫所訂《朱子讀書法》是也。其書於入門適道之序，燦然秩然，且間有爲《文集》所未載者，可貴已。有攷訂事實，鑽研成編者，如王氏白田《朱子年譜》、童氏龍儔《朱子爲學次第攷》是也。王氏兼詳出處學術，童氏則注重於論學，各竭其畢生之精力，俱有專長。而王氏《朱子論學切要語》與《白田草堂雜著》提要鉤深，與《年譜》並行，江河不廢矣。有抉擇精義别樹一幟者，如張氏孝先所選之《朱子文集》、朱氏止泉之《朱子分類文選》是也。二選皆純粹，而不宜於初學。有以古文義法作選目標準者，如朱氏竹垞之《朱文公文鈔》、周氏大璋之《朱子古文讀本》、杜氏庭珠之《朱子文鈔》是也。朱氏選本，獨取有關時事感奮激烈之作。周、杜二書，則皆以南豐爲先河，紫陽爲後海者也。有自出己意以區類者，如邱氏瓊山之《朱子學的》、龍氏曉崖之《朱子講學輯要》是也。邱氏稍優於龍氏，而妄擬《論語》，皆蕪雜而無用。有輯拾朱子語以疏釋經義者，如陳氏鏦《朱子文集纂》是也。其書類《四書大全》，義理亦泛而雜，有精心評
騭，而不免門戶之見者，如陳氏清瀾之《學蔀通辨》、程啓暾《閑闢録》、陸氏稼書之《讀朱隨筆》、《三魚堂集》是也。陸氏畢生治朱學，精密無倫，於三家中尤爲傑出。然微病其專闢異己，盡有餘之言。夫孟子之道，本於性善，知言、養氣，其功豈僅距楊、墨、告子而已乎？又有集大成挈要旨以成書者，如陸氏桴亭之《儒宗理要》、孫氏夏峯之《理學宗傳》、劉氏蕺山之《聖學宗要》、黄氏梨洲之《晦翁學案》、李氏榕村之《朱子全書》、朱氏止泉之《宗朱要法》是也。李氏書最繁，劉、朱二家極簡，陸、孫、黄三家得其中；然皆注重躬行，不貴徒騰口説，胡可幾也。又有殫精私淑，口誦心維，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其惟朱氏止泉之《聖學攷略》、秦氏定叟之《紫陽大指》、夏氏弢甫之《述朱質疑》乎！秦氏書較遜於朱、夏。顧文治編輯此書，雖綱絡羣言，然實本此三家，以爲準則也。此外廣論朱學者，宋元而降，有若吴草廬、薛敬軒、羅整庵、胡敬齋、高景逸諸人。近代有若顧亭林、吕晚村、江愼修、章實齋、唐鏡海、倭艮峯、劉虞卿、曾滌生、羅羅山、吴竹如諸人，雖所見偏全不同，要皆粹然壹出於正。而陳［蘭甫］《東塾讀書記》之論朱子，不獨用攷據法述義理，兼採近世新學，傅翼而闡揚之，聖賢之道，恢恢乎無所不包，豈非然哉！《禮記·中庸》篇贊仲尼之大，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運》篇贊大順之治，曰：‘深而通，茂而又間，連而不相及，順而不相害。’造化之行，一陰一陽，宇宙之合，一虚一實。教也者，民之寒暑也。事也者，民之風雨也。在提倡宗風者，斡維之而已矣。
　　朱子之於象山也，高明沈潛，虚實相濟，舊學新知，相觀而善，琢磨同在一室，巧力各有千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連而不相及’。而彼入主出奴者，呶呶於黨同伐異之私，顧不陋哉！明王氏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攷其年歲，大都在己丑悟道以後，故多涵養精微之論，而説者以爲顚倒早晚，並宇宙間虚實之理而不能辨，顧不隘哉！抑如張氏陽和《朱子摘編》採自然恬適之文，亦豈可厚非耶？若夫永嘉、永康學派之分支也，朱子對於士龍執後進之禮，無論矣。如吕子約之襄輯《士禮通解》，氣節屹然，亦未嘗不欽重其爲人，特以其徒喜攻乙籍，恐其心麤而氣浮，故常貽書誥誡之，而子約亦留心於存養、克己之方，是永嘉派固在朱子陶鎔之列者也。至於止齋、水心，講求經制，書札往還，各相師而不相非，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固宜爾也。東萊既殁，永康之燄遂熾。龍川天資豪邁，朱子深加器重，力斥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引而進之於道。而龍川始終跅於歧途，且痛詆朱子以爲空談性命，學無實用；不知南宋時若無朱子，則秦檜之徒，將接跡於天下，而如文文山、謝疊山、陸秀夫、張世傑諸賢，又烏能聞風興起，造就其争光日月之節哉！而朱子對於永康派教誨諄諄，苦言不懈，是永康派亦未嘗不在朱子達材之列者也。天之生聖賢豪傑也，必有以拂亂而挫折之，非特其生前爲然，即身後之名，亦往往時顯而時晦。孔孟且然，遑論餘子。朱子立朝之時，排擊之者林栗、韓侂胄、胡綋、沈繼祖、余嚞是也。不謂數百年後，好古如毛大可，精博如戴東原，閎通如焦禮堂，亦復挾其勝心，詆毀之不遺餘力，且必欲掃除理學而後快。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之言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孟子之言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古禮家之言也。天理外之人情，非人情也。若必徇情而滅埋，則古聖賢之辭，皆爲謬妄矣。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苟出其言不善，則人心世道皆因之偏激而失中，馴至於不可收拾。此章氏實齋、夏氏弢甫輩所爲欷歔而太息者也。
　　文治自弱冠以迄艾耆，竊嘗尚論先儒言行，以爲必平心而攷其世，實事而求其是，惟通其道而後能論其道，惟知其心而後能原其心。故凡論學之中正和平者，必其人之出於忠恕者也；凡論學之叫囂隳突者，必其人之工於忌克者也。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心術之分，於是可見，而紫陽學術之本原，更有握要以述之者。昔先聖贊《易》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朱子悟未發、已發之宗旨也。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是朱子體用本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本原也。聖門家法，道德學問，功業文章，務在一以貫之；漢、唐 後能實踐此詣者，蓋朱子一人而已爾。斯道至大，來者無窮，比聞遐方殊域，且有能爲朱子學者。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心理固無不同。此書一出，儻有人引而伸之，斠而正之，迻而譯之，發揚而光大之，則紫陽氏之絶學，雖百世常新可也。時在紫陽八百歲周攬揆之辰私淑弟子唐文治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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