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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2008）、《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2008）等。

精彩书评

　　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
　　——沈卫荣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石硕

目录

上篇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中篇 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下篇 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

精彩书摘

　　二帝国主义国际法的最初运用　　中日第一个修好条约批准交换后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间遭遇飓风的琉球渔民和台湾山地民的冲突（死54人）为由，发起对台湾的攻击。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务来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后又试图以此为跳板对台湾进行攻击和扩张。在发动战争前，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抵达北京请求觐见，并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责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处理、惩罚这些跟琉球渔民发生冲突的台湾山地人。毛昶熙答云：“‘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显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他同时又指出：‘杀人者皆属‘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指北海道的爱斯基摩人——作者注），美国之‘红藩’（指印第安人——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清代中国有多重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有大清律、蒙古律，在西南有土司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台湾，生番和熟番是区别对待的。这一独特的王朝制度产生于所谓“从俗从宜”的治理策略和各个地区长期的政治一文化关系，并与王朝政治的“对外关系”相互连带。1874年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我们可队谚越是一种没有严格的内外分野但同时又包含着多重差异的制度形态和关系模式。这个多元性的法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制度，在这一多元政治条件下，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支配和战争，但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灵活关系而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联系的模式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为继，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模式如此强烈地要求内部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清晰的内外关系。　　总理衙门大臣在清朝视野中所说的这个内外的问题到了明治日本的台湾叙述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总理衙门大臣所谓‘‘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指的是清代非常独特的法律制度，就好像说内地的法律与香港特区的法律有差别，但这个差别并不构成香港的主权地位的根据。然而，日本将大清律与当地习惯法的关系解释成主权意义上的内外关系。1874年2月6日拟定的《台湾“蕃”地征伐要略》称：“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蕃’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清国如以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以遑顾不理，不应酬其议论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目前不可与清政府徒事辩论。”　　……

前言/序言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评分☆☆☆☆☆

汪晖谈西方对西藏的认识有着东方主义的烙印，那我们中原汉人政权呢？有没有&ldquo;西方主义&rdquo;？汪晖没讲。其次，指出西藏与中原政权的朝贡关系被西方殖民体系颠覆并整合进民族国家体系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的正当性在哪里？汪晖试图建立起什么&ldquo;自觉的政治主体中华民族&rdquo;来糊弄过去，我看是这不行的，且这个未经检视，意识形态浓重的&ldquo;中华民族&rdquo;反而正是现在民族问题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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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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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这个系列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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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权威,思想沉淀社会文化资深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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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谈西方对西藏的认识有着东方主义的烙印，那我们中原汉人政权呢？有没有&ldquo;西方主义&rdquo;？汪晖没讲。其次，指出西藏与中原政权的朝贡关系被西方殖民体系颠覆并整合进民族国家体系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的正当性在哪里？汪晖试图建立起什么&ldquo;自觉的政治主体中华民族&rdquo;来糊弄过去，我看是这不行的，且这个未经检视，意识形态浓重的&ldquo;中华民族&rdquo;反而正是现在民族问题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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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第一个修好条约批准交换后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间遭遇飓风的琉球渔民和台湾山地民的冲突（死54人）为由，发起对台湾的攻击。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务来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后又试图以此为跳板对台湾进行攻击和扩张。在发动战争前，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抵达北京请求觐见，并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责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处理、惩罚这些跟琉球渔民发生冲突的台湾山地人。毛昶熙答云：&ldquo;&lsquo;蕃&rsquo;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rdquo;显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他同时又指出：&lsquo;杀人者皆属&lsquo;生藩&rsquo;，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lsquo;虾夷&rsquo;（指北海道的爱斯基摩人&mdash;&mdash;作者注），美国之&lsquo;红藩&rsquo;（指印第安人&mdash;&mdash;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rdquo;清代中国有多重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有大清律、蒙古律，在西南有土司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台湾，生番和熟番是区别对待的。这一独特的王朝制度产生于所谓&ldquo;从俗从宜&rdquo;的治理策略和各个地区长期的政治一文化关系，并与王朝政治的&ldquo;对外关系&rdquo;相互连带。1874年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云：&ldquo;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郡县；即《礼记》所云&lsquo;不易其俗，不易其宜&rsquo;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rdquo;我们可队谚越是一种没有严格的内外分野但同时又包含着多重差异的制度形态和关系模式。这个多元性的法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制度，在这一多元政治条件下，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支配和战争，但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灵活关系而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mdash;&mdash;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联系的模式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为继，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模式如此强烈地要求内部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清晰的内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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