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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百年（第三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视角独特，脉络清晰，内容详实。以经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为线条叙说和评介，但又不简单地叙述西方经济学历史，而是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展望选择性地概括和评述，有的放矢，深入浅出，让人对身边的经济现象开展理性的思考，很有现实意义！
　　有读者评论说：“读这本书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以前教科书上的知识一下子鲜活了起来，连贯了起来，才明白原来前前后后的经济学理论是这样的一脉相承，又是这样充满创新精神。才真正体会到，原来经济学这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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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经济学百年（第三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和评介/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是作者著作《经济学百年》的延伸与扩充。本书介绍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出发，介绍和评价了百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思想，如马克思经济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企业理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等等。

作者简介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首位经济学博士后。1985年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1988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考上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博士学位；1993年10月作为北京大学首位经济学博士后，进站从事研究工作。1995年出站后即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任教至今。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论文400余篇，个人学术专著有《经济改革热点理论探源》、《体制选择分析》、《中国的经济过渡》、《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论中国经济之发展》，以及经济学随笔《和着时代节拍的思考》。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各种学术研究奖多项。

精彩书评

　　★该书集中评介了近百年来经济学优秀成果，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好教材。内容丰富，所评介的均为经济学经典理论。涉及近百位经济学家，可以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大量经济学经典著作。

　　——张卓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民日报》

　　★《经济学百年》有着作者对过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智慧和观点独特的视角，李义平先生把从斯密以来二百多年的经济学内容沙里淘金，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启迪作用的角度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中肯的评介。《经济学百年》从市场经济出发进行的选择和评介，揭示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张世贤，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经济参考报》

精彩书摘

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无与伦比的先驱

当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给率先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带来了如同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个别投资者的超额回报的时候，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经过苦苦的体制比较和体制探索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由衷地感谢亚当·斯密，钦佩他的经济思想的伟大和影响的深远。他的最伟大的思想贡献就是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国从而也可以裕民的经济体制和康庄大道。

一、人格魅力极佳的第一位经院式经济学家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终身未娶，同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尽心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教授（曾经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为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是第一个经院式的经济学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这是他此后学术研究的必要的伦理道德方面的准备。使他后来名扬四海的，则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影响深远，即使就学科建设而言，也是首次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

斯密治学严谨，堪称楷模，《国富论》是他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从44岁到53岁的这段时间，他呕心沥血，全身心地写作《国富论》。用他自己的话讲，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头里面，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海滨散步，现在的境遇是从来没有的幸福和满足。”斯密从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世，唯恐贻误后人。1787年，他曾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后将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烧毁。1790年7月17日，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市场经济理论无与伦比的先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留给我们的思想、留给我们的严谨的科学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市场经济是“富国裕民”的康庄大道

斯密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任务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那么何以富国裕民呢？答曰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方面展开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1. 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和主要关心自己。”亚当·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才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

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

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2.分工与效率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的时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相对充分的展示，而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而苏格兰的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所以斯密有可能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

、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

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而加以研究的。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

对于分工与效率的关系，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循循善诱的教导。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未开化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历史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致使社会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

则是分工使然。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而“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而买小汽车、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

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的钱来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当然，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显然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现实出发去思考国际贸易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心态。这种主张在当时就遭到了相对落后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反对。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

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

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

六、 斯密对当时中国社会耐人寻味的评论

在《国富论》里，斯密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有着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评论。在此，我们摘其主要者而论之。

1.中国与近代欧洲产业政策取向的对比

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他强调，“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 我们确实特别重视农业，并且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欧洲确实特别重视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制造业，结果欧洲发展了，中国落后了。就中国今天的情况来看，那些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区域依然落后，而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却经济发达。原因在于制造业附加值高，而且必须进入流通领域甚至是国际贸易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产业。而斯密所讲的当时的中国农业即传统农业附加值低，而且进入流通领域的比例极少，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产业。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原则，注重所选产业的附加值弹性，并且尽量扩展和提升所选产业的产业链和附加值。由此出发，我们应当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尽可能地产业化和市场化。

2.中国应当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并重

斯密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斯密的这些评论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国内市场，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内市场广大，忽视了国内市场的开发

而仅仅依靠对外贸易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同样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国外贸易，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3.中国历史上的落后在于缺少市场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国富论》里，斯密有一段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法律构架的评论，这一评论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斯密说：“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得极大的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负担这样的利息。”斯密的这段论述起码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特征：(1)封闭或闭关自守；(2)不是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法制；(3)保护大官僚的垄断利益；(4)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5)这样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斯密的这些论述切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揭示了中国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曾以《原富》的译名翻译《国富论》并于1902年出版，然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因为清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与《国富论》的精神相差太大了，根本没有对《国富论》所倡导的精神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今天，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探索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我们才感到了斯密思想的深邃和伟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斯密当年所批评的现象有望得到根本的改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同样富国裕民，中国人民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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