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最后的儒家”的最后定论：梁漱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2.国学宗师以毕生体悟深入阐发儒释道三家文化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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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东方学术概观》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可谓“最后的儒家”的最后定论。作者晚年依据毕生经验和体悟撰写本书，对东方学术中的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学术予以宏观的阐述，抉发东方学术价值在其为人生实践之学、改造生命之学，叙述力求简明切当，有助于后来的学者有更深入的了解。此次增订本，除精加校勘外，还增加了早年撰写的有关文字，以及访谈、书信中有关儒释两家见解的文字，内容更为充实。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最具独立风骨及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早岁信佛而后归儒，亦不废佛；以中学学历而执教北京大学。壮年辞去教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发起民盟，为调停国共奔走呼号。1949年后屡受批判而始终不屈，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一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相号召，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主要作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极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费孝通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极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
　　——汪荣祖

　　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字，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美]艾恺

　　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人物。
　　——张中行

　　思想与行动，在他的生活里，完全打成一片。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在思想上却有超过一般学者的成就；他也不纯粹是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只是本诸社会良心，为国内的和平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奋斗不懈。
　　——韦政通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极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林毓生

目录

上　编

东方学术概观

附：东方学术概观（未及完成之昔年旧稿）

儒佛异同论

孔子学说之重光

孔学绎旨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佛法大意

东方学术之根本

下　编

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 ——答李耀光教授

佛法与世间

吕著《佛法与世间》（讲稿）摘要与按语

谈禅宗

谈　静

“一切法毕竟空”

略说佛家思想要旨——《读熊著各书书后》之摘录

与艾恺教授谈佛家思想

佛法讲述——书信摘录

何谓出世

印度佛教与流传到外国的佛教之不同

《思索与领悟辑录》选录

增订本编后记

精彩书摘

　　应当说：一般动物依从本能生活，心为形役，而人类却有形为心役的可能性。亦即是说：人心是超乎其身的，主宰乎其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全在于此。此是可能的，而非必然，所以可贵。
　　东方之学不是求客观规律之学，而是主观方面向内自求了解之学，不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是改造自己生命的学问。——这里世界既指外在的大自然界，亦复指社会人事。这里所云改造自己生命大抵在提高主观能动性，从被动中超脱出来。因此不能以研究客观现象的态度来研究东方古人之学。这有如不能站在远处坐在屋内从书本上研究游泳一样。要学游泳只有跳下水里试着去活动一番。儒家之学必首（在）立志，佛家之学必先发心者以此。
　　学术原是吾人赖以解决问题的，就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学术，而不同的学术则走着不同的途径，各有其不同的治学方法。人类文化转入第二期，问题既从人对物者转移在人对人，首先得要认识人类自己——在自家生活上体认生命——则一向两眼向外冷静地观测一事一物的科学方法固不适用，广泛地设想宇宙之大的那些哲学思维亦岂适合？苟不切己反省，时时改过自新，从自己再体察人情来解决社会问题，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此就儒家修身之学而说，其它两家亦可借以推见其概。总之，此三家者，其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同于科学家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不同于哲学家之空想一番。
　　当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除去，事实上总是讲力多于讲理。讲力就是以对物的态度来解决对人的问题。试看今天世界上不是依然到处都看见以对物的态度对人的事情吗？譬如两军作战彼此砍杀，其与斩伐草木岂有两样？坐下来讲和谈判，似乎要照顾到对方的感情意志了，而威胁利诱无不至，其与调驯犬马亦岂相远？在对人还如同对物的这世界上，依然是物的学问当先。必在如何解决对人的问题划然有别于对物了，而且“人的问题”又切要过“物的问题”那时候，人们大家才会都来讲求“人”的学问——“人”的学问方始当先。
　　“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一句话，这是从根本上道出了东方学术之真髓的。一般生物乃至人类的生命皆有很大盲目性和机械性。人类的智慧虽高，但此智慧却恒在生命所役使之下向外活动。只有东方古人却把它收回来还用诸其身，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这一句话可以适用于儒家、道家以至佛家而悉无不合。
　　如我夙昔所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理性则以自觉不昧awareness为其内核。东方学术的根本实在此。孔颜为学要归于自觉自知、自主自如；其觉盖在意念行为之间不堕失于先天气质、后天习惯。而道家有异乎是，却在吾人机体内部发展其自觉。
　　（儒与佛）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其学不属自然科学，不属社会科学，亦非西洋古代所云“爱智”的哲学，亦非文艺之类，而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
　　科学发达，识得物理愈多，愈能借以应付和处理事物；然止于知其“如此如此”或“若果如此，即将如彼”的公式，处于静态，未曾示人以行动方向，更没有发动一种行为的力量。例如有了原子能的知识，是用来制造武器杀人，抑或用之生产民需品，全没有一定。主观情理却不是这样。要求正义，反对非正义，要求公平合理，否则反对，有方向，有力量。
　　物理是对物的，情理是对人的。两种理皆为人类生活所一日离不开。你不能离开物（自然界之一切）而生活，你就需要通达物理；同时，你不能离开人而生活，你就需要通达情理。难道不是吗？
　　人们行事总要合理，既要合乎物理，又要合乎情理。行事违失于理，是谓错误。既然理有两种，亦就有两种不同的错误。违失于物理者，由于知识不足者居多，亦或一时粗心大意，事所难免，可以原谅。违失于情理者，问题便严重得多，恒引起责问忿争。人世间所有争端，往往扩演而为惨剧战祸，不在前一错误而在后一错误，二者固不可等量齐观。
　　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沿袭甚久之社会秩序）主要表现既是“非宗教的”，又且为“非国家的”。如所见于西洋的宗教和国家这两大权威，中国皆缺乏之。此正见其社会秩序自尔维持，不是靠着外力之强加。其所以长久不见根本性的变革者就在此。其陷入乱世及其由乱而规复于治，若有一定时际者无不在此。
　　一言以申明之：由密切的亲族人之间相互照顾，时时以对方为念的那种心理情谊，扩大推行于接邻之外人，取代了集团间排他的狭隘习俗就是。正由此伦理情谊之推行，中国民族是以同化吸收了许多邻邦外族而开拓无疆，是以其历史尽有曲折而绵续长久，谁莫能比。
　　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为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中心在别处每为一大宗教者，在这里却谁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中国文化卓异之点可以指数者甚多，而言其总纲则在以富有理性的教化代替了迷信独断的宗教如世界他方者；指其表见在社会结构间者，则在其社会阶级非固定成形，而是贵贱贫富上下流转相通。不合于阶级社会通例的孔孟之道，所以出现在此。它既是阶级不固定之果，更重要的是阶级不固定之因。
　　儒家与道家在现在学术界都莫能自明，不能与现代学术接头，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作，即愿为儒家与现代学术界之间谋一说明，作一讨论。此工作甚难作，盖以明白心理学的人不能明白儒家，明白儒家者又不明白心理学，两者能都明白而又能有所讨论的，这个人现在很难有；我则甚愿努力于斯。
　　我们局外人虽然无从晓得孔子一生为学那一层一层的进境，却看得十分明白其学问不是外在事物知识之学，亦非某些哲学玄想，而是就在他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不妨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假若许可我们再多说一点，那便是其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主，自如也。
　　（儒家孔门之学）此学要在力行实践，以故后儒王阳明揭举“知行合一”之说，不行不足以为知。于是就要问：力行什么？此不必问之于人，反躬自问此时此地我所当行者而行之，可已。请教旁人未尝不可，思量审决不仍在自心乎？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丧，并不教人听信他的主张，却告以“汝安则为之”，“君子不安故不为也”。孔门之学岂有他哉！唯在启发各人的自觉而已。从乎自觉，力争上游，还以增强其自觉之明，自强不息，展转前进，学问之道如是而已。宗教总是教人信从他们的教诫，而孔子却教人认真地自觉地信自己而行事。孔子与宗教的分水岭在此。
　　当谈到儒家这个学派之时，则我夙昔所说古中国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话乃最清楚可见。儒家之学无他，不外是过早地觉识到人类之所以为人，而自勉于为人，同时亦务以人待人而已。自勉于为人，是曰“修己”（或修身）；处在阶级社会中，而务于以人待人，则曰“安人”。
　　“内圣外王”的话，见于《庄子》书中。人或称儒家为内圣外王之学，我于此不敢置可否。如我所理会：一个儒者不论生在任何时代，处在任何社会，其必于群众生活、公共事业抱持积极态度，大不同乎佛家、道教，这是一定的。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内，他总朝着进步方向走——这本于其学在求仁而来——亦是一定的。但此外似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当时孔子于其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组织制度容必有其具体的理想主张，却不足以为依据。除其间有些精义可资后人学习研究外，是泥执不得的。
　　人生实存于家庭、社会各种关系之上，从乎人的理性于是有伦理情谊；如何正确合理地表著此种情谊亦即其相互间的义务关系者，是曰“礼”。礼主于谦敬。唯敬无贰；唯谦斯和。把所有各种人事关系悉纳于礼制之中，俾彼此各有所循由，则敬业乐群，庶几避免违碍而问题可少也。人群不由乎礼，必将任法，二者必居其一。
　　所谓周孔教化，盖根于早启之理性从家族生活中发展出伦理情谊，代替古宗法以组织社会；同时即因袭着古宗教习惯加以变化而成其礼乐制度。这些制作或多出自周公，而孔子则因之大有所悟，深造自得，复据以启迪后人。这就是儒学。若问他悟得了什么？他悟得了人类生命的神明伟大，而滑失下去却亦极其容易。人的伟大如何可见？见之于其尽伦，或云“安人”，或云“善群”（语出《苟子》），或云“明明德于天下”（语出《大学》）。然此表见在外的伟大，总不过实践他生命内在的可能性。所以作为一个人要在修己尽伦，是即上文所云儒学有体有用者是。儒学后来的历史演变，是要在这内、外、体、用的问题上，分从主客两面来讲它。
　　从儒学本身说，其所重者原在体、在内；而从乎社会需要，却宁在其用的一面，亦即其外面可见的那一套东西。并且外面可见的一套，亦远较内在修养为便于传习。孟荀之后，荀学发展出乎孟学之上，正为两家相较荀学侧重外面实用之故耳。更要知道：早熟的东西只能出现于一时；在长时间大形势下，它之影响于社会者，远不逮社会对它的限制。只有合其时社会需要的那一面（或那一部分）会被保留下来改头换面地去发展，如所谓“伦理纲常”和某些礼节仪文即是。
　　无疑，凡我所说的情理和理性充分地寓乎那古经书中，却惜学徒们，尤其后世学徒们总把功夫用在讲解记诵书文上，鲜能回到自家身心生活上有所体认和存养，就不能真切地接续发挥理性主义。从汉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过是经学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会孔门之学，但亦限于环境条件不能大有所发挥。凡此都缘理性之启，文化之熟过早，是不能责怪后人的。
　　问此非保守主义乎。孔子所关心者在人与人相处，而不在人对自然之利用。不问利用之程度高低，而人与人相处相得终是和人生直接有关的问题。于此问题应求善道，应不断用功夫。对自然之利用他不反对；你去问别人好了。在人与人关系上儒家亦非保守而有理想，不满意现状。
　　……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顺天中学毕业后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第一种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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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佛三家皆为实践之学，非清谈空想之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