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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施教授在該著作中，將如此眾多而龐雜的富有個體獨特性與地方區域性的材料，綜閤為某種具有普遍性質並且涵括整個歐洲文明的理論，他所展現齣的深邃的論證能力以及高超的敘述技巧令我們摺服。作為一部否定過往“經典”的經典，多普施的《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展現並且也迎閤瞭當時西方思想界那股力量巨大的思潮，在這股潮流麵前，以往的各種經典理論都被深刻地質疑。而具體到多普施的研究視域內，先前所有那些關於早期中世紀日耳曼與羅馬之間關係的史學理論，尤其是那種長期以來被人們奉為圭臬的，認為羅馬文明曾經被日耳曼蠻族在曆史進程中徹底抹去的觀點，都徹底地得到瞭反駁。迥異於早前的史傢，多普施沒有再將那段時期試圖闡釋為某個“黑暗時代”，相反，他嚮讀者們勾勒齣一幅更有活力、並且更具動力與創造力的曆史圖像，使得讀者們開始對這段曆史的麵貌形成另外一種認識。

海報：

內容簡介

作者通過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反駁瞭傳統的中世紀初期日耳曼與羅馬之間關係的史學理論，重新揭示瞭羅馬與日耳曼這兩個嚮來被認為彼此水火對立的世界，是如何經過緩慢的、各種不同經濟與社會元素的延接與熔閤，最終澆鑄齣一個單一的西方歐洲文明的。他揭示瞭曾經被奉為金科玉律般的愷撒與塔西佗等羅馬寫作者的偏頗立場；指明在大遷徙時期日耳曼蠻族就已經相當的羅馬化，他們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更多地錶現為和平滲透而不是野蠻徵伐；駁斥瞭早期理論傢們建構的那種認為日耳曼人沒有任何可耕地私有製的“馬爾剋”（Mark）共同體理論；揭櫫瞭在日耳曼興起與羅馬消亡的過程中，舊有政治結構以及社會結構都沒有被完全摧毀，蠻族與帝國之間更多的是延續與融閤，而不是斷裂與對斥；闡證瞭基督教會在羅馬嚮日耳曼轉換進程中的繼承性身份，而並非兩個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間的中介；批判瞭那種認為是加洛林王朝各種軍事緊急情況纔使得封建主義快速興起的觀念，論證齣不管是騎兵製度抑或是專業軍隊，皆係比查理曼要更為古老的事物；而且區彆於大多數曆史學傢對查理曼時代的稱頌，多普施更看重梅羅文加時代，更強調5、6世紀時羅馬與日耳曼之間文化融匯對於歐洲中世紀的意義，而加洛林時代中很多被視為“復興”的全新創造，也就因此被解釋為是“一些在文化發展中從未曾遺失過的事物”；並闡明瞭早期中世紀歐洲的城鎮生活雖然頗受衝擊但絕未消亡隱匿，製造業與貿易盡管屢遭壓製卻斷非戛然而止，其間錢幣流通仍然盛行，貨幣經濟依舊繁榮。

作者簡介

　　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年6月14日齣生於奧地利帝國波西米亞（Bohemia）一個名為羅布西茨（Lobositz）的小鎮上，該地區即如今捷剋共和國的洛沃西采（Lovosice）。多普施於1886年開始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曆史學，後於1890年獲得博士學位，並在1898年成為維也納大學的史學教授。在那裏，他一直執教到1937年。1953年，多普施逝世於維也納。

　　肖超，1975年生，復旦大學曆史係博士生，復旦大學法學院博士後。著有論文《提阿菲羅斯在〈緻奧托萊庫斯〉中史學闡釋理論體係》。

精彩書評

▲ 關於歐洲文明的探索，這是一部讓人印象深刻的圖書。——中國齣版傳媒商報

▲ 讀完後，我意識到，歐洲文明的興起，並超過亞洲，並不是偶然的——豆瓣網友

▲ 百道網年度“中國好書榜”入圍作品。

目錄

中譯者序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當代思潮對曆史研究的影響

第二章

所謂的“最早”期（愷撒與塔西佗）

第三章

大遷徙時代羅馬人與日耳曼人

第四章

5—6世紀時日耳曼人對土地的占領

第五章

羅馬晚期與中世紀早期的土地劃分與農業經濟

第六章

政治結構

第七章

社會的重構

第八章

教會

第九章

封建主義的興起

第十章

城鎮生活的發展

第十一章

製造業與貿易

第十二章

通貨與貨幣經濟

第十三章

迴顧與總結

索引

縮略語

精彩書摘

　　第二章
　　所謂的“最早”期(愷撒和塔西佗）
　　研究每一個文明，都應該始於對它的自然環境所具潛力的檢析，因為正是自然環境纔構成使文明得以發展的基礎。也正是基於這一考慮，近來對於所謂的原始時代（Urzeit），或者說“日耳曼曆史的最早時期”的研究，在近期已經取得瞭革命性的成果。而這些成果正是通過證明舊有理論所倚靠之基礎的不足為憑而獲取的。這種理論的某種核心前提假設是：在日耳曼人和羅馬人開始近距離接觸的那個時期，日耳曼土地上滿是沼澤與茂密的原始森林。關於這一點，人們過去在愷撒與普林尼（Pliny）的諸多著作中，找到瞭毋庸置疑的證據；也正是從他們的著作齣發，學者們各自對那一時期的情形作齣瞭描述。然而，現在的史前考古學、地理學、語言學的研究者們，已經達成瞭許多與該種觀點相反的共識，這些共識為我們對此進行批判性的檢析，提供瞭一個穩妥的齣發點。
　　有一點必須承認，那就是史前時期或者曆史早期的中歐，與現在相比，有著更多的濃密森林，以及更為廣闊的沼澤與荒野。但以前的曆史學傢很少注意到的是：除瞭森林、沼澤和荒野之外，當時的中歐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未被森林覆蓋的土地。這些土地無需清整開闢，就可以成為定居地。並且早在石器時代，這些地方就有人居住，而這是發生在愷撒或者基督紀元開始之前數韆年的事情。我們關於這一重要問題的知識，首先要歸功於羅伯特·格拉德曼
　　（Robert Gradmann），他認為史前時期最驚人的事實之一就是：“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銅器時代，再到早期鐵器時代，以及拉特尼（La Tène）文化時代，一直到羅馬時期的初始，這麼長的時間裏在土地定居方麵都沒有齣現任何地理性質上的進步。”另外一個名叫斯呂特（O. Schlüter）的學者，在對圖林根的北部進行詳細研究之後，特彆是在對於溫斯特魯特（Unstrut）和赫爾姆（Helme）地區的研究之後，他指齣以前的學者們過分地誇大瞭沼澤地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在古老森林的邊緣與沼澤地之間，有一條地帶並沒有被森林所覆蓋，這裏的土地視野開闊、適宜人們耕種，而且它們從來都不是林地。
　　當然，本文不可能在此一一詳細列齣證明上述新觀點的所有證據，但是舒馬赫（K. Schumacher）對於巴登（Baden）的萊茵河平原古老文化區域的研究，卻是一個尤為重要並具有代錶性的例證，它有力地指齣，那種認為沼澤與原始森林是廣袤無垠的這一古老觀點的薄弱之處。舒馬赫的研究結果極有指導意義。在1902年，他根據大量新近齣土的文物，指齣從銅器時代到拉特尼文化時代的早期，巴登的萊茵河地區就存在著乾地，而且當時那裏應該有人口密集地定居於此。實際上，舒馬赫認為萊茵河平原的某些地區，在過去有可能比現在要乾燥一些。而在海塞（Hesse）的萊茵河平原也有類似的發現，這一點，能通過從那條經過瞭洛爾施（Lorsch）、黑萊因（h?hnlein）、哈恩（Hahn）、多恩海姆（Dornheim）以及大格勞（Gross-Gerau）的一綫地區中所發現的眾多史前遺跡裏得到證明。被發掘齣的定居點規模是如此之大，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前羅馬”（pre-Roman）時期這裏居住人口的規模與密集程度，而要解釋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假設，所有時期以來都有一些大規模的“核心村
　　落”存在於此。那麼，當不同的一些民族，一個接著一個地在此居住時，後來者就肯定會從前人的農業耕作中獲益；另外，那種認為這些居民隻是小股地群居或者散居於各地的理論，也失去瞭其立足點。而認為這些早期民族處於文明的最落後階段，在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成群地遊牧與捕獵野生動物，更是不正確的。
　　萊斯太爾（Raztel）依據現代旅行者們對於非洲和美洲的描述而推斷認為，原始民族居住在天然的空地上，這些空地分布於河岸、湖邊或是原始森林的邊緣，他們一般不會深入森林內部。約翰尼斯·霍普斯（Johannes Hoops）則強調瞭下述的事實：“原始森林是人類的敵人而非朋友，原始人可能會進入森林探險，但不會定居在那裏。”鑒於史前時期的森林規模，當時不太可能有大範圍的空地用來耕種，但是森林邊緣的開闊土地，卻為古人的生存提供瞭必
　　要條件。“在這兒有著自由的活動，廣闊的牧場，以及對於打獵而言至為豐富的野味。我們的馴養動物、我們的莊稼與野草、以及我們的整個文明都錶明，這些開闊的土地就是他們的傢鄉”。在1920年，瓦勒（E. Wahle）全麵而深刻地探討瞭“前羅馬時期西南部德國的適宜於定居的自然基礎”，並詳細地揭示瞭新石器文明與地質條件及植被分布（高沼地[moorland]、黑土和黃土地區）之間的緊密聯係。瓦勒最近的文章《新石器時代的日耳曼》（Germany in the
　　New Stone Age,A. Hettner-Festchrift，1921，9—18）則對植被的地理分布和定居曆史之間的關係作瞭補充說明，“遊牧者們跟隨著那些空地或是覆蓋著矮樹叢的平原以及草地，而這些地方在當時正在逐漸地齣現”。
　　另外根據羅馬人的描述，日耳曼人居住的大片森林並不是不可穿越的，它們有彆於原始森林。愷撒自己就告訴人們，一個快跑者在9天之內就能跑步穿過寬廣巨大的赫爾西尼安（Hercynian）森林，另外愷撒還說，沒有發現哪一個日耳曼人，可以在60天的行軍之後，能夠說他已經無法再前行瞭。在瓦魯斯（Varus）對抗日耳曼人的那些戰役的相關記錄中提到，在條頓堡（Teutoburg）森林那次決定性的戰役之前，羅馬軍隊來到瞭一個“沒有樹木的平原”。而塔西佗所描述的那些裘曼尼庫斯（Germanicus）進行的戰役，其地理環境也有類似的特徵，羅馬軍團無數次地在森林裏遠距離行軍。有一次，裘曼尼庫斯等將穿過一片巨大森林，他在兩條路綫中考慮該選擇哪條——短的那條路綫人們比較常用，但另一條路綫卻能使得他的進軍更加地齣其不意。塔西佗還多次地寫到軍隊在森林裏的大規模對峙，其中就有提到空地與無森林區域，還提到瞭騎兵們在森林裏尋找掩護。很明顯，這些廣闊的森林被定期地貫穿，並且容留瞭可供大規模軍團通行的路徑。相關記錄還提到日耳曼人在沼澤地和森林裏搭建瞭土製工事，比如塔西佗就寫到過一個巨大的水壩或土牆，它用來作為安格裏瓦裏人（Angrivarii）和切魯西人（Cherusci）之間的界綫。另外根據有關3世紀時羅馬人和日耳曼人之間多次戰爭的記錄，我們也讀到類似的人工工事。而赫羅迪安（Herodian）在記述發生在日耳曼內陸（大約236—237年之間）的馬剋西姆（Maximus）戰役時，也說到日耳曼人從平原和沒有森林的地區撤齣，躲入瞭森林與沼澤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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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譯者序
　　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1868年6月14日齣生於奧地利帝國波西米亞（Bohemia一個名為羅布西茨（Lobositz）的小鎮上，該地區即如今捷剋共和國的洛沃西采（Lovosice）。多普施於1886年開始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曆史學，後於1890年獲得博士學位，並在1898年成為維也納大學的史學教授。在那裏，他一直執教到1937年。1953年，多普施逝世於維也納。
　　多普施平生治學，主要專注於對西歐中世紀的研究。這本《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正是奠定他在該領域內權威地位的作品，同時也是這位博學者至為重要的著述之一。該書最初以德文發錶於1918年到1920年間，後又於1923年到1924年間再版。憑藉該著作中對於愷撒至查理曼時期歐洲文明所做的“齣色研究”，多普施的諸多創新性觀點逐漸滲越齣德語知識圈，在整個西方學界內得到瞭廣泛認同。1937年，在英國著名中世紀專傢艾琳·鮑爾（Eileen Power）的建議下，該書的英文縮減版得以發錶。當時，就有美國學者對該書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多普施毫無疑問給我們提供瞭最深入、最令人信服的作品，它展現瞭許多全新的觀點。”而事實上，該書所持的這些“全新觀點”，基於其史料之廣博以及論證之嚴謹，付梓後不久就已成為其所涉領域內的主流權威理念。正如研究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的劍橋大學教授邁剋爾·波斯坦爵士於其時所指齣的：“多普施的絕大部分觀點，都被學者
　　們接納到瞭公認理論的主要架構之中。”
　　作為一部否定過往“經典”的經典，多普施的《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展現並且也迎閤瞭當時西方思想界那股力量巨大的思潮，在這股潮流麵前，以往的各種權威經典理論都被深刻地質疑。而具體到多普施的研究視域內，先前所有那些關於早期中世紀日耳曼與羅馬之間關係的史學理論，尤其是那種長期以來被人們奉為圭臬的，認為羅馬文明曾經被日耳曼蠻族在曆史進程中徹底抹去的觀點，都徹底地得到瞭反駁。迥異於早前的史傢，多普施
　　沒有再將那段時期試圖闡釋為某個“黑暗時代”，相反，他嚮讀者們勾勒齣一幅更有活力、並且更具動力與創造力的曆史圖像，使得讀者們開始對這段曆史的麵貌形成另外一種認識。這就像當時的學者總結所言：“我們不再認為古典世界和中世紀之間存在任何明顯的斷層。古典世界的沒落是漸進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遺産都被帶到瞭中世紀文化之中。”
　　盡管多普施對過去權威理論的反對十分激烈，但他並沒有試圖僅僅通過否定來強加給讀者某種肯定。當他與過往經典決裂時，他已經認識到瞭其思想前輩們的根本性局限。那就是在處理中世紀早期羅馬與日耳曼之關係這一“最古老的曆史問題”時，早期那些人文主義者，包括被視為文化史奠基人的孟德斯鳩與伏爾泰，以及18世紀時奉行“自由”“平等”理論的學者，連同19世紀的社會學傢們，都有著一個相同而緻命的囿隘，即他們都“將各自的理
　　想投射迴到曆史的過往之中，並試圖去證明這些理想曾經在過去有著某種真實的存在”。此外，多普施還敏銳地把握住瞭他所處時代中的那些能夠更為科學地認識曆史的“新的途徑”——現代語言學的新進展、羅馬晚期文物發掘的考古成果以及現代紙莎草學的研究結果。拜這些新的理論路徑所賜，多普施纔有可能迴歸到更加原始的材料，從而可以更為自信地掙脫那些古老權威理論的束縛。
　　也正是在這種“新的材料可資使用，並且旨趣與重點皆得以改變”的背景下，多普施幾乎在所有的方麵都展開瞭對過往權威的清算與批駁。他揭示瞭曾經被奉為金科玉律般的愷撒與塔西佗等羅馬寫作者的偏頗立場；指明在大遷徙時期日耳曼蠻族就已經相當的羅馬化，他們對羅馬帝國的入侵更多地錶現為和平滲透而不是野蠻徵伐；駁斥瞭早期理論傢們建構的那種認為日耳曼人沒有任何可耕地私有製的“馬爾剋”（Mark）共同體理論；揭櫫瞭在日耳曼興起與羅馬消亡的過程中，舊有政治結構以及社會結構都沒有被完全摧毀，蠻族與帝國之間更多的是延續與融閤，而不是斷裂與對斥；闡證瞭基督教會在羅馬嚮日耳曼轉換進程中的繼承性身份，而並非兩個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間的中介；批判瞭那種認為是加洛林王朝各種軍事緊急情況纔使得封建主義快速興起的觀念，論證齣不管是騎兵製度抑或是專業軍隊，皆係比查理曼要更為古老的事物；而且區彆於大多數曆史學傢對查理曼時代的稱頌，多普施更看重梅羅文加時代，更強調5、6世紀時羅馬與日耳曼之間文化融匯對於歐洲中世紀的意義，而加洛林時代中很多被視為“復興”的全新創造，也就因此被解釋為是“一些在文化發展中從未曾遺失過的事物”；並闡明瞭早期中世紀歐洲的城鎮生活雖然頗受衝擊但絕未消亡隱匿，製造業與貿易盡管屢遭壓製卻斷非戛然而止，其間錢幣流通仍然盛行，貨幣經濟依舊繁榮。
　　一言以蔽之，在阿方斯·多普施看來，“日耳曼人並不是作為文化的敵人來行事的，他們並沒有摧毀或者廢棄羅馬文化；相反，他們保留並且發展瞭羅馬文化……羅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從內部逐漸侵占的，其侵占方式乃是持續瞭幾個世紀的和平滲透。在此過程中，日耳曼人吸收瞭羅馬文化，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接手瞭羅馬的行政統治。因此，羅馬政治影響力的廢除，隻是一個長期變化過程的最終結果”。而在這樣的核心理念指引下，《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也就嚮我們展現齣：羅馬與日耳曼，這兩個嚮來被認為彼此水火對立的世界，是如何經過緩慢的、各種不同經濟與社會元素的延接與熔閤，最終澆鑄齣一個單一的西方歐洲文明的。
　　當然，如果說“本書唯一的缺陷，就在於未對高盧人於早期中世紀文明發展之貢獻給予適當認可”，那麼未免有些過度地維護這本宏博著述。實際上，當多普施斷言其所掌握的那些新標準“將把法律記錄對於這一段早期曆史的重要性降為第二等級”時，他那種極力標舉考古物質材料而貶斥文書思想資料的傾嚮，也隨即招緻瞭其他學者的嚴肅批評。而由該著作本身宏大主題所決定的涉獵廣博，也多少會使得讀者們很自然地“去反對作者那種想要證明過多東西的欲望”。但另一方麵，真正使我們摺服的，恰恰也正是多普施教授在該著作中，將如此眾多而龐雜的富有個體獨特性與地方區域性的材料，綜閤為某種具有普遍性質並且涵括整個歐洲文明的理論，他所展現齣的深邃的論證能力，以及高超的敘述技巧。
　　本中譯本係根據德語版（第二版）的精簡英譯本翻譯而成)該英譯本由多普施的同事厄納·帕策爾特（）教授加以刪節，英譯者為M. G. 貝爾（M. G. Bear）與納丁·馬歇爾（Nadine Marshall）。這本精簡英譯本曾被同時代學者贊譽為“清晰、流暢並且常常是生動的”。
　　最後，謹嚮袁茂紅女士在翻譯中所給予的幫助緻以深摯感謝。
　　肖超
　　2012年12月6日於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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