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民国时代文人与狂士，不论桀骜不屈还是抱残守缺，都一直张扬着独立的个性，始终追求着特行的解放与自由。孙郁长时间地在浊黄的纸卷中翻阅，不时进行平静思考，终于对“在民国”的风流人物有了新的认识。透过“狂士们”、“夜枭声”、“同人们”、“在路上”、“未名社旧影”、“《语丝》内外”、“古道西风”、“月下诗魂”、“新旧之变”、“故都寒士”等话题，陈独秀、章太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前人们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们也是一个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作者简介

　　孙郁，本名孙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80年代末在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工作；90年代初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做副刊编辑达十年之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至今，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张中行传》等。

目录

狂士们
夜枭声
同人们
在路上
未名社旧影
《语丝》内外
古道西风
月下诗魂
新旧之变
故都寒士
在政治的边缘
后记

精彩书摘

　　故都寒士
　　一
　　张中行辞世时97岁，算是高龄者。他晚年讲起过去的生活，难忘的竟是乡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国的乡村社会可留念的东西不多，对他而言，仅是某种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种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淳朴和智慧，又是书斋里的文人所没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里交织得很好。算起来，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还在旧王朝的影子里。对于乡下人来说，时光和时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流年碎影》讲起他的出身背景，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丑时（午夜后一时至三时）生人，折合公历就移后一年，成为1909年1月7日。其时光绪皇帝和那位狠毒糊涂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经见了上帝（他们都是戊申十月死的），所以坠地之后，名义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子民，实际是宣统皇帝溥仪（戊申十一月即位）的子民。
　　由于他出生在乡下，早期记忆就多了一种乡土的气息。他一生没有摆脱这些乡土里质朴的东西。关于家乡的环境，他有很好的记录。在描绘那些岁时、人文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平静的，既非歌咏也非厌弃，而是透着哲人的冷峻。比如乡野间的人神杂居，关帝庙和土地庙的存在，都是乡土社会恒常的东西。旧时代的乡下，孩子记忆里的美丽都是那些东西，张先生涉猎这些时也没有特别的贡献在那里。只是他描述过往的生活时，那种态度是平和的。在回忆录里，像“五四”那代人一样，照例少不了对岁时、节气、民风的关照。他对婚丧、戏剧、节日、信仰的勾画，差不多是旧小说常见的。比如对杨柳青绘画的感受，完全是天然的，靠着直觉判断问题，与鲁迅当年的体味很是接近：
　　腊月十五小学放假之后，年前的准备只是集日到镇上买年画和鞭炮。逢五逢十是集日，年画市在镇中心路南关帝庙（通称老爷庙）的两层殿里，卖鞭炮的集中在镇东南角的牲口市。腊月三十俗称穷汉子市，只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会儿，所以赶集买物，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两个上午。家里给钱不多，要算计，买如意的，量不大而全面。年画都是杨柳青产的，大多是连生贵子、喜庆有余之类，我不喜欢。我喜欢看风景画和故事画，因为可以引起并容纳遐思。这类画张幅较大，还有四条一组，价钱比较高，所以每年至多买一两件。
　　回忆旧时的生活，他丝毫没有夸大幼时记忆的地方。写童心时亦多奇异的幻想。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遗痕，教化的语调是看不到的。我注意到他对神秘事物的瞭望，有许多含趣的地方。比如对鬼狐世界的遐想，对动物和花鸟世界的凝视，都带着诗意的成分。他那么喜欢《聊斋志异》，谈狐说鬼之间，才有大的快慰的。那神态呈现出自由的性灵，也是乡土社会与潦倒文人的笔墨间碰撞出的智慧的召唤。讲到农村的节令、族属、乡里，冷冷的笔法也含有脉脉的情愫。他不太耽于花鸟草虫的描写。虽然喜欢，却更愿意瞭望沉重的世界，那里才有本真吧。谈到乡下人的生活，主要强调了其中的苦难。中国的农民实在艰难，几乎没有多少平静的日子。天灾，人祸，连年的饥饿等等，都在他笔下闪动着。当他细致地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我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息。《流年碎影》里的生活，苦多于乐，灾盛于福，是惨烈的。那些被诗人和画家们美化了的村寨，在他的视野里被悲凉之雾罩住了。
　　德国作家黑塞在小说里写过诸多苦难的袭扰，在残疾和病态里，人的挣扎和求索，带有悲凉的色彩。可在那悲凉的背后，却有亮亮的光泽在，那是不安的心在摇动，给人以大的欣慰。我看张中行的书时，也嗅出了苦而咸的味道，朦胧的渴望是夹杂其间的。但他没有德国人那么悠然，中国的乡间不会有温润的琴声和走向上帝的祥和。乡村社会的大苦，练就了人挣扎的毅力，谁不珍惜这样的毅力呢？所以一面沉痛着，一面求索着，就那么苦楚地前行着。他常讲起叔本华的哲学。那个悲观主义的思想者的思绪，竟在空无的土地上和中国的沉寂里凝成了一首诗。
　　农民的劳作，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但更让人伤感的是人的命运的无常。乡土社会的单纯里也有残酷的东西，他后来讲了很多。印象是《故园人影》里，勾勒了几个可怜的好人，在那样贫穷和封闭的环境里，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长。许多人就那么快地凋零了。于是感叹道：人生，长也罢，短也罢，幸也罢，不幸也罢，总的说，终归是太难了。这难的原因，是人的欲望，没有多少达成的出口。大家都在可怜的网里无奈地存活着。饥饿、灾荒、兵乱，没有谁能够阻止。村民的阿Q相多少还是有些。所以，张中行从乡下走出，其实也是寻梦，希望从外面的世界找到什么。但农民的朴素和真挚，还是浓浓地传给了他。晚年讲到故土的时候，他还不断称赞道：乡下的简朴、无伪的生存方式，是合乎天意的。大可不必铺张浪费。要说故乡给他带来了什么，这算是一点吧。
　　我有时在他的文字里，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气息。不论后来的学识怎样地增长着，林间小路的清香和青纱帐里的风声，还是深嵌在那流转不已的美文中。中国的读书人，大凡从乡野里走出的，都有一点泥土的气味的。孙犁如此，赵树理如此，张中行亦如此。在讲着那么深的学问的时候，还能从他那里隐约地领略到剥啄声和野草的幽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二
　　时间是1925年，他到了通县师范学校读书。这一改变命运的选择，在他日后的回忆里一直有非同寻常的分量。通县在北京东郊，离帝京只几里之遥。新的教育之风也恰是在此时传入过去。《流年碎影》详细地介绍了那时所学的课程和校内情况，史料的价值很大。我对北京现代教育的脉络的了解，是从他的自传那里才知晓一二的。
　　据刘德水考据，通县师范是一所老学校。“1905年，清顺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门以里，原敦化堂和法华庵两个相邻的庙宇的基础上，创办东路厅中学，培养师资人才，设有师范班，这是通县师范的前身与摇篮。当时，校舍残破，学生不多。1909年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设初师班和后师班，后师即完全师范，也称中师。1914年，改为京兆第三中学，名义为中学，实为师范编制。1920年，顺天西路厅师范由卢沟桥迁同州，与京兆三中合并，仍名京兆师范学校。”一个从乡下来的人，突然沐浴在新风之中，知道了历史、科学、男女、都市等概念，思想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学习文、史、地、数、理、化、生物、教育、法律、医学、图画、音乐、体育、英语外，还第一次与鲁迅、周作人、张资平、徐枕亚等人的文学作品相逢，而且也读了一些外国人的小说，眼界大开。那时说不上什么专业意识，业务的生活就是杂览。古典的，外国的，大凡好的都细细体味。人最初浏览的快乐，日后是常常思念的。他在几篇文章里，多次提及了这些。
　　师范学校的一些老师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接触了几个有趣的老师，比如孙楷第、于赓虞，都是有学问的人。孙氏是搞史料的大家，于氏则有文学的天赋。尤其是于赓虞，那些怪异的审美方式，对日后他的阅读经验是有一点作用的吧。老师有旧式的，也有新式的，我以为他是喜欢有趣的那一类的。师范学校的教育有新也有旧，如果他一开始读私塾，受旧式教育，情调大概也会有遗老气也未可知的。他是因为新的不好，才向旧的文学求美，这于他是特别的。像于赓虞那样的新式人物，并未勾起他对新文学的神往，原因是过于枯涩，不好理解。他这样回忆道：
　　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黄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名声不很小，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他教课如何，已经都不记得，只记得人偏于瘦，头发很长，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就是这样，所谓披发长吟是也。而其所吟对我却有反面影响，是新诗过于晦涩，或说古怪，情动于中，想读，或进一步想表达，只好躲开它，去亲近旧诗。
　　于氏是他接触的第一个搞新文学的老师，却没有什么趣味留在自己的心里，这在他是一个刺激也许是对的。新文学最初给他的是这样的印象，真是奇怪的事情。我由此也理解了他到北大之后，没有为新文学的热潮所卷动的原因。在他思想深处，是有一种理性的力量的。他喜欢的是常识和平静的东西。不过那时候他对文学和学术还谈不上什么高的见地，不过有朦胧的感受罢了，而他难忘的感受却是男女之情。
　　张中行在17岁时由家里做主，和一位乡下的女孩子结婚。彼此是谈不上什么感情的。但到了师范学校，新女性的出现对他则是个大的诱惑，渐渐生出爱慕之情。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因为其时是风气半开，女性可以上学，男女却不能同校，从学生到教师和员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这样，我们这个校门之内，就成为标准的太平天国式的男馆，就成为理有固然。通县还有女师范，校址在鼓楼往东，我们间或走过门前，向里望望，想到闺房和粉黛，总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师范同学三三五五，也到街头转转，于是我们就有了狭路相逢的机会。映入眼帘，怎么办？据我观察，我们是装做非故意看，他们是装做并未看。印象呢，她们的，不知道，我们的，觉得柔婉，美，尤其冬日，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更好看。但我们有自知之明，其时上学的女性稀如星凤，我们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新出现所谓（国民）党员和党部，有些人，性别不同，可是同名为党员，同出入党部，就有了接近的机会。得此机会的自然是少数;有机会，男本位，看准目标进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数。但少不等于零，到我毕业时候，只计已经明朗化的，我们男师范有两个。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这二位是离开通县，有文君载厚车，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对影成二人，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
　　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能如此真切地写出，就看出他可爱的一面。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让他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则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在诗文方面，他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在男女之情方面，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是有大问题的，没有爱和美的存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知识的意义，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娱情，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
　　六年的师范生活，可说的很多。其中北伐的胜利，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革命胜利，群情激昂，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里。他在环境的热度里，思想也一度是热的，相信了三民主义，并和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他只是盲从，跟着别人走，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就自动地退将出来。那一次的精神的热，在他后来的描述里，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
　　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许多年后忆及此事，他这样叹道。
　　三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在阅读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时候，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都流散出一些。这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他入学的时间是8月底和9月初。学校的布告（三）明确规定，新生于9月10日前报到，过期取消入学资格。那一年北京地区录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这个数量不多。
　　原因是宿舍紧张，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个布告里，明确规定，新生住处紧张，自己解决宿舍。待新宿舍竣工后，再考虑入学居住。张中行在《沙滩的住》里，写到了租房的情形。他不久与杨沫同居，也是彼时的环境所致。所以在他入学的时候，北大的情形与“五四”前后还是大为有别了。
　　那时候学校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学生抗日的激情浓浓，救国的空气弥散在四周。教室里的人为窗外的事变所吸引。国政腐败，导致青年骚动，这是自然的了。校园里各类抗敌协会和组织十分活跃，不知这些对他的影响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了。另一个是学员气味的浓厚。所学的知识几乎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没有关系。他所在的国文系，必修课有：“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教员是沈兼士和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教员是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教员是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教员是冯淑兰。课时如下：党义2小时，国语4小时，外国语6小时，普通心理学或逻辑2小时，科学概论或哲学概论2小时。应当说，课程不多，学生的自学空间是大的。次年之后，所学渐多，刘半农讲“语音学”和“语音学试验”，沈兼士授“中国文字及训诂”，商承祚开设“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钱玄同则是“说文研究”和“中国声韵沿革”，马裕藻为“清儒韵学书研究”，魏建功乃“古音系研究”等。中日韩音韵及蒙古、满洲语的研究也在课堂上出现，都是些很专业的学问。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胡适的文学写作的辅导，废名的小说写作研究，都是开阔视野的课。对张中行这样才23岁的青年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适的课虽然新，但也带有旧学的痕迹，可谓古风劲吹。请看他入学时那一期的《北大学生月刊》的目录，就能知道彼时的学术风气了。那一期的创作诗作者11人，只有一人写新诗，其余均为五古、七律、词之类。24篇文章里，涉及现实问题的只有6篇，其余则是宋词研究、音韵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等。应当说，校园里浓烈的学究气，一下子就把年轻的他俘虏了。
　　新的、摩登的有没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乐赏析、美术写生、体育比赛、文学创作，在校园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学日刊》的广告里就写有各类文体活动的动态。这些想必对许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对张中行的诱惑是有限的。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毕竟比中学考生要大几岁，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够坐稳板凳，潜心于学术的。杨沫后来的回忆录似乎能证明他的特点。
　　几年的课下来，他收获自然很大，对老师的印象也是深的。众人的差异和高低也看出来了。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张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学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间的一个投影，高明的与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让人想起许多空幻和无奈。人在精神的殿堂里也会有失落和痛楚，他后来也是一点点明白的。在讲到马裕藻的时候，他写道：
　　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国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课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他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兄弟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兄弟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
　　他在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和钱玄同，描绘了许多有趣的老师。对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并不贬斥。学界的门槛虽高，一旦进去，也能感到高山与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样与学识的高远，在那里是能够体察到的。张中行是个识人的人，对学识与为人的看法都很独到，评价也算忠厚。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在他是一个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没有大的势力，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的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核心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他渐有涉猎，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他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这些人曾是青年张中行的精神眷恋对象，他在那些人与事里，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过这个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不多，飞扬的创造气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气息有限。张中行后来在审美上的古典化倾向，以及对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艺术的排斥，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据的。
　　京派学人是都有一些独立性的，又低调地生存。不过他们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闲，二是有钱。相对富裕，是可以不顾及生存问题，专心于学问的。而那些学问也可以超出利害的关系，身上还有诸多的情调在。在学问上大家各有所长，文字也风格不同。张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启示，是这种京派的氛围和不温不火的人生状态。北大的好处是还有一点远离事功的天地，能够去想时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于做社会问题的解析，去指导现实社会。他的老师多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纯然的学者。俗世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对世风的看法上，他们可能迂腐，弄出笑话的也不是没有，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骛的纯净感，是感动了青年张中行的。
　　最让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员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学问，对他都是一个洗礼。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成为美文，能散出艺术的力量，这在他是一个惊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得废名的深奥与古朴;气象上袭胡适的博雅与开阔，顾随的儒风与清醇;还有熊十力的幽玄，钱玄同的明快，对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渐得要义。不过那些也是文风上的东西，在生活上他就没有这些人那么悠闲和高贵气。其实京派学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气与东方气之分。像朱光潜、林徽因、金岳霖那个圈子，他就没有机会接触，或说在审美的方式上是有距离的。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倾向西哲的东西;而美感的表达，却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识上是个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现则是东方的一样。他所欣赏的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你看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欢，或有所隔膜，乃是审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向上推论，他对激进主义文学和浪漫诗学的怠慢，以及不喜欢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从此延伸出的意识所决定的。
　　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是周作人，对于其思想，张中行颇有兴趣。后来他就是在老师周作人的影子里亦步亦趋的。周氏反对革命的冲动，张中行也心以为然。周氏怀疑流行的文化，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张中行也学会了类似的办法。还有一个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以为要靠科学和理性的沉思来辨别是非，而且从人类的发展史看今天的变化，头脑不为热的东西所刺激。张中行后来常到周氏那里请教，谈的多是这类的话题。我们在彼此的文章里，就能看见相近的题旨。所以，周作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成了张中行后来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种流派的样子，在血脉上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其一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其二是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其三是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几十年后，当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类文章了，新的八股代替了心性自由的表达，文化一片苍凉。在极度荒芜的环境里，张中行偶和友人谈及文学与学术的现状，连连摇头，在心里觉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现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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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地让自己融入凌子的角色，但最终，心还是与她背道而驰了。也许是因为小说剖白了很多凌子并没能亲耳听到的久木的内心。如果凌子知道久木即使是在与自己翻云覆雨的时候，也不能抛下那么多的顾忌和胆怯，她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热情了吧！

　　真有收获呀。看完这书，忽然觉得爸爸给我们宣传帖中写的介绍十分恰当：

孩子有时间好好读读

很值得阅读的一本书，了解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的年轻人是如何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奋斗的，了解那一带年轻人的思想，同时也了解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的真实生活中的样子，和错综复杂的关系。

　　 退出后，这段爱回忆起来，也不过是难以忘怀罢了，究竟能有多深刻，十年以后，当事人或许也已不大记得。

孙先生的作品，严谨有内容！

封面有点黑 不折腾了 放假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所以，凌子与久木之间，那最深的牵连，究竟是爱，还是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