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民国时代文人与狂士，不论桀骜不屈还是抱残守缺，都一直张扬着独立的个性，始终追求着特行的解放与自由。孙郁长时间地在浊黄的纸卷中翻阅，不时进行平静思考，终于对“在民国”的风流人物有了新的认识。透过“狂士们”、“夜枭声”、“同人们”、“在路上”、“未名社旧影”、“《语丝》内外”、“古道西风”、“月下诗魂”、“新旧之变”、“故都寒士”等话题，陈独秀、章太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前人们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们也是一个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作者简介

　　孙郁，本名孙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80年代末在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工作；90年代初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做副刊编辑达十年之久；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至今，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张中行传》等。

目录

狂士们
夜枭声
同人们
在路上
未名社旧影
《语丝》内外
古道西风
月下诗魂
新旧之变
故都寒士
在政治的边缘
后记

精彩书摘

　　故都寒士
　　一
　　张中行辞世时97岁，算是高龄者。他晚年讲起过去的生活，难忘的竟是乡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国的乡村社会可留念的东西不多，对他而言，仅是某种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种生活方式给他带来的淳朴和智慧，又是书斋里的文人所没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里交织得很好。算起来，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还在旧王朝的影子里。对于乡下人来说，时光和时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流年碎影》讲起他的出身背景，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丑时（午夜后一时至三时）生人，折合公历就移后一年，成为1909年1月7日。其时光绪皇帝和那位狠毒糊涂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经见了上帝（他们都是戊申十月死的），所以坠地之后，名义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子民，实际是宣统皇帝溥仪（戊申十一月即位）的子民。
　　由于他出生在乡下，早期记忆就多了一种乡土的气息。他一生没有摆脱这些乡土里质朴的东西。关于家乡的环境，他有很好的记录。在描绘那些岁时、人文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平静的，既非歌咏也非厌弃，而是透着哲人的冷峻。比如乡野间的人神杂居，关帝庙和土地庙的存在，都是乡土社会恒常的东西。旧时代的乡下，孩子记忆里的美丽都是那些东西，张先生涉猎这些时也没有特别的贡献在那里。只是他描述过往的生活时，那种态度是平和的。在回忆录里，像“五四”那代人一样，照例少不了对岁时、节气、民风的关照。他对婚丧、戏剧、节日、信仰的勾画，差不多是旧小说常见的。比如对杨柳青绘画的感受，完全是天然的，靠着直觉判断问题，与鲁迅当年的体味很是接近：
　　腊月十五小学放假之后，年前的准备只是集日到镇上买年画和鞭炮。逢五逢十是集日，年画市在镇中心路南关帝庙（通称老爷庙）的两层殿里，卖鞭炮的集中在镇东南角的牲口市。腊月三十俗称穷汉子市，只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会儿，所以赶集买物，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两个上午。家里给钱不多，要算计，买如意的，量不大而全面。年画都是杨柳青产的，大多是连生贵子、喜庆有余之类，我不喜欢。我喜欢看风景画和故事画，因为可以引起并容纳遐思。这类画张幅较大，还有四条一组，价钱比较高，所以每年至多买一两件。
　　回忆旧时的生活，他丝毫没有夸大幼时记忆的地方。写童心时亦多奇异的幻想。在他的笔下，几乎没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遗痕，教化的语调是看不到的。我注意到他对神秘事物的瞭望，有许多含趣的地方。比如对鬼狐世界的遐想，对动物和花鸟世界的凝视，都带着诗意的成分。他那么喜欢《聊斋志异》，谈狐说鬼之间，才有大的快慰的。那神态呈现出自由的性灵，也是乡土社会与潦倒文人的笔墨间碰撞出的智慧的召唤。讲到农村的节令、族属、乡里，冷冷的笔法也含有脉脉的情愫。他不太耽于花鸟草虫的描写。虽然喜欢，却更愿意瞭望沉重的世界，那里才有本真吧。谈到乡下人的生活，主要强调了其中的苦难。中国的农民实在艰难，几乎没有多少平静的日子。天灾，人祸，连年的饥饿等等，都在他笔下闪动着。当他细致地再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我们几乎都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息。《流年碎影》里的生活，苦多于乐，灾盛于福，是惨烈的。那些被诗人和画家们美化了的村寨，在他的视野里被悲凉之雾罩住了。
　　德国作家黑塞在小说里写过诸多苦难的袭扰，在残疾和病态里，人的挣扎和求索，带有悲凉的色彩。可在那悲凉的背后，却有亮亮的光泽在，那是不安的心在摇动，给人以大的欣慰。我看张中行的书时，也嗅出了苦而咸的味道，朦胧的渴望是夹杂其间的。但他没有德国人那么悠然，中国的乡间不会有温润的琴声和走向上帝的祥和。乡村社会的大苦，练就了人挣扎的毅力，谁不珍惜这样的毅力呢？所以一面沉痛着，一面求索着，就那么苦楚地前行着。他常讲起叔本华的哲学。那个悲观主义的思想者的思绪，竟在空无的土地上和中国的沉寂里凝成了一首诗。
　　农民的劳作，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但更让人伤感的是人的命运的无常。乡土社会的单纯里也有残酷的东西，他后来讲了很多。印象是《故园人影》里，勾勒了几个可怜的好人，在那样贫穷和封闭的环境里，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长。许多人就那么快地凋零了。于是感叹道：人生，长也罢，短也罢，幸也罢，不幸也罢，总的说，终归是太难了。这难的原因，是人的欲望，没有多少达成的出口。大家都在可怜的网里无奈地存活着。饥饿、灾荒、兵乱，没有谁能够阻止。村民的阿Q相多少还是有些。所以，张中行从乡下走出，其实也是寻梦，希望从外面的世界找到什么。但农民的朴素和真挚，还是浓浓地传给了他。晚年讲到故土的时候，他还不断称赞道：乡下的简朴、无伪的生存方式，是合乎天意的。大可不必铺张浪费。要说故乡给他带来了什么，这算是一点吧。
　　我有时在他的文字里，就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气息。不论后来的学识怎样地增长着，林间小路的清香和青纱帐里的风声，还是深嵌在那流转不已的美文中。中国的读书人，大凡从乡野里走出的，都有一点泥土的气味的。孙犁如此，赵树理如此，张中行亦如此。在讲着那么深的学问的时候，还能从他那里隐约地领略到剥啄声和野草的幽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二
　　时间是1925年，他到了通县师范学校读书。这一改变命运的选择，在他日后的回忆里一直有非同寻常的分量。通县在北京东郊，离帝京只几里之遥。新的教育之风也恰是在此时传入过去。《流年碎影》详细地介绍了那时所学的课程和校内情况，史料的价值很大。我对北京现代教育的脉络的了解，是从他的自传那里才知晓一二的。
　　据刘德水考据，通县师范是一所老学校。“1905年，清顺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门以里，原敦化堂和法华庵两个相邻的庙宇的基础上，创办东路厅中学，培养师资人才，设有师范班，这是通县师范的前身与摇篮。当时，校舍残破，学生不多。1909年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设初师班和后师班，后师即完全师范，也称中师。1914年，改为京兆第三中学，名义为中学，实为师范编制。1920年，顺天西路厅师范由卢沟桥迁同州，与京兆三中合并，仍名京兆师范学校。”一个从乡下来的人，突然沐浴在新风之中，知道了历史、科学、男女、都市等概念，思想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学习文、史、地、数、理、化、生物、教育、法律、医学、图画、音乐、体育、英语外，还第一次与鲁迅、周作人、张资平、徐枕亚等人的文学作品相逢，而且也读了一些外国人的小说，眼界大开。那时说不上什么专业意识，业务的生活就是杂览。古典的，外国的，大凡好的都细细体味。人最初浏览的快乐，日后是常常思念的。他在几篇文章里，多次提及了这些。
　　师范学校的一些老师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接触了几个有趣的老师，比如孙楷第、于赓虞，都是有学问的人。孙氏是搞史料的大家，于氏则有文学的天赋。尤其是于赓虞，那些怪异的审美方式，对日后他的阅读经验是有一点作用的吧。老师有旧式的，也有新式的，我以为他是喜欢有趣的那一类的。师范学校的教育有新也有旧，如果他一开始读私塾，受旧式教育，情调大概也会有遗老气也未可知的。他是因为新的不好，才向旧的文学求美，这于他是特别的。像于赓虞那样的新式人物，并未勾起他对新文学的神往，原因是过于枯涩，不好理解。他这样回忆道：
　　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黄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名声不很小，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他教课如何，已经都不记得，只记得人偏于瘦，头发很长，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就是这样，所谓披发长吟是也。而其所吟对我却有反面影响，是新诗过于晦涩，或说古怪，情动于中，想读，或进一步想表达，只好躲开它，去亲近旧诗。
　　于氏是他接触的第一个搞新文学的老师，却没有什么趣味留在自己的心里，这在他是一个刺激也许是对的。新文学最初给他的是这样的印象，真是奇怪的事情。我由此也理解了他到北大之后，没有为新文学的热潮所卷动的原因。在他思想深处，是有一种理性的力量的。他喜欢的是常识和平静的东西。不过那时候他对文学和学术还谈不上什么高的见地，不过有朦胧的感受罢了，而他难忘的感受却是男女之情。
　　张中行在17岁时由家里做主，和一位乡下的女孩子结婚。彼此是谈不上什么感情的。但到了师范学校，新女性的出现对他则是个大的诱惑，渐渐生出爱慕之情。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因为其时是风气半开，女性可以上学，男女却不能同校，从学生到教师和员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这样，我们这个校门之内，就成为标准的太平天国式的男馆，就成为理有固然。通县还有女师范，校址在鼓楼往东，我们间或走过门前，向里望望，想到闺房和粉黛，总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师范同学三三五五，也到街头转转，于是我们就有了狭路相逢的机会。映入眼帘，怎么办？据我观察，我们是装做非故意看，他们是装做并未看。印象呢，她们的，不知道，我们的，觉得柔婉，美，尤其冬日，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更好看。但我们有自知之明，其时上学的女性稀如星凤，我们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新出现所谓（国民）党员和党部，有些人，性别不同，可是同名为党员，同出入党部，就有了接近的机会。得此机会的自然是少数;有机会，男本位，看准目标进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数。但少不等于零，到我毕业时候，只计已经明朗化的，我们男师范有两个。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这二位是离开通县，有文君载厚车，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对影成二人，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
　　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能如此真切地写出，就看出他可爱的一面。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让他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则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在诗文方面，他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在男女之情方面，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是有大问题的，没有爱和美的存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知识的意义，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娱情，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
　　六年的师范生活，可说的很多。其中北伐的胜利，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革命胜利，群情激昂，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里。他在环境的热度里，思想也一度是热的，相信了三民主义，并和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他只是盲从，跟着别人走，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就自动地退将出来。那一次的精神的热，在他后来的描述里，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
　　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许多年后忆及此事，他这样叹道。
　　三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在阅读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时候，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都流散出一些。这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他入学的时间是8月底和9月初。学校的布告（三）明确规定，新生于9月10日前报到，过期取消入学资格。那一年北京地区录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这个数量不多。
　　原因是宿舍紧张，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个布告里，明确规定，新生住处紧张，自己解决宿舍。待新宿舍竣工后，再考虑入学居住。张中行在《沙滩的住》里，写到了租房的情形。他不久与杨沫同居，也是彼时的环境所致。所以在他入学的时候，北大的情形与“五四”前后还是大为有别了。
　　那时候学校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学生抗日的激情浓浓，救国的空气弥散在四周。教室里的人为窗外的事变所吸引。国政腐败，导致青年骚动，这是自然的了。校园里各类抗敌协会和组织十分活跃，不知这些对他的影响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了。另一个是学员气味的浓厚。所学的知识几乎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没有关系。他所在的国文系，必修课有：“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教员是沈兼士和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教员是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教员是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教员是冯淑兰。课时如下：党义2小时，国语4小时，外国语6小时，普通心理学或逻辑2小时，科学概论或哲学概论2小时。应当说，课程不多，学生的自学空间是大的。次年之后，所学渐多，刘半农讲“语音学”和“语音学试验”，沈兼士授“中国文字及训诂”，商承祚开设“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钱玄同则是“说文研究”和“中国声韵沿革”，马裕藻为“清儒韵学书研究”，魏建功乃“古音系研究”等。中日韩音韵及蒙古、满洲语的研究也在课堂上出现，都是些很专业的学问。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胡适的文学写作的辅导，废名的小说写作研究，都是开阔视野的课。对张中行这样才23岁的青年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适的课虽然新，但也带有旧学的痕迹，可谓古风劲吹。请看他入学时那一期的《北大学生月刊》的目录，就能知道彼时的学术风气了。那一期的创作诗作者11人，只有一人写新诗，其余均为五古、七律、词之类。24篇文章里，涉及现实问题的只有6篇，其余则是宋词研究、音韵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等。应当说，校园里浓烈的学究气，一下子就把年轻的他俘虏了。
　　新的、摩登的有没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乐赏析、美术写生、体育比赛、文学创作，在校园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学日刊》的广告里就写有各类文体活动的动态。这些想必对许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对张中行的诱惑是有限的。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毕竟比中学考生要大几岁，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够坐稳板凳，潜心于学术的。杨沫后来的回忆录似乎能证明他的特点。
　　几年的课下来，他收获自然很大，对老师的印象也是深的。众人的差异和高低也看出来了。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张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学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间的一个投影，高明的与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让人想起许多空幻和无奈。人在精神的殿堂里也会有失落和痛楚，他后来也是一点点明白的。在讲到马裕藻的时候，他写道：
　　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国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课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他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兄弟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兄弟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
　　他在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和钱玄同，描绘了许多有趣的老师。对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并不贬斥。学界的门槛虽高，一旦进去，也能感到高山与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样与学识的高远，在那里是能够体察到的。张中行是个识人的人，对学识与为人的看法都很独到，评价也算忠厚。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在他是一个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热，学术气依旧浓，只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已很远了。北大为核心的几所大学沉浸在纯粹的学问的环境里。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没有大的势力，一些逍遥派的旁观者的学人成了校园里的核心人物。张中行进北大时，读书救国的主张在校园里也时可看到，但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潮也是暗中涌动的。那时京派学人的思想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不仅一些学术著述他渐有涉猎，那些雍容华贵的美文也给他诸多的启示。从京派文人那里，他知道了学识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础。谈张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讲他与京派文化的渊源的。
　　京派里的许多人物，和他的关系都不浅。废名、俞平伯、江绍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师也是朋友。那时京派文人讲纯粹的学识，注重性灵的表达和趣味的书写。张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学比载道的艺术更为重要。左翼文学的血气和激烈之音，在他看来是速朽的存在，不必于此多用力气。人不能离开根本的问题而求救于玄学和乌托邦的冲动。他甚至对鲁迅那样的作家的表现亦有怀疑，以为过于跟着风气走，于生命是个大的损失。倒是周作人的冲淡，废名的神异，俞平伯的平实，让他颇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觉得那是一条光明的路。
　　你看他《负暄琐话》里描写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员，有的后来很少被文学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学识和文采，被写得楚楚动人。几乎没有八股的痕迹，喧嚣的成分亦少。这些人曾是青年张中行的精神眷恋对象，他在那些人与事里，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过这个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说创作的人不多，飞扬的创造气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气息有限。张中行后来在审美上的古典化倾向，以及对现代主义和非理性艺术的排斥，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据的。
　　京派学人是都有一些独立性的，又低调地生存。不过他们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闲，二是有钱。相对富裕，是可以不顾及生存问题，专心于学问的。而那些学问也可以超出利害的关系，身上还有诸多的情调在。在学问上大家各有所长，文字也风格不同。张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启示，是这种京派的氛围和不温不火的人生状态。北大的好处是还有一点远离事功的天地，能够去想时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于做社会问题的解析，去指导现实社会。他的老师多是在一方面有所专长，纯然的学者。俗世的那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对世风的看法上，他们可能迂腐，弄出笑话的也不是没有，可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骛的纯净感，是感动了青年张中行的。
　　最让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员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学问，对他都是一个洗礼。原来学术文章还可以成为美文，能散出艺术的力量，这在他是一个惊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杂学与平淡，得废名的深奥与古朴;气象上袭胡适的博雅与开阔，顾随的儒风与清醇;还有熊十力的幽玄，钱玄同的明快，对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渐得要义。不过那些也是文风上的东西，在生活上他就没有这些人那么悠闲和高贵气。其实京派学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气与东方气之分。像朱光潜、林徽因、金岳霖那个圈子，他就没有机会接触，或说在审美的方式上是有距离的。在哲学的层面上，他倾向西哲的东西;而美感的表达，却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识上是个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现则是东方的一样。他所欣赏的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一点这样的特点。你看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这样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欢，或有所隔膜，乃是审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向上推论，他对激进主义文学和浪漫诗学的怠慢，以及不喜欢革命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从此延伸出的意识所决定的。
　　京派学人的领袖人物是周作人，对于其思想，张中行颇有兴趣。后来他就是在老师周作人的影子里亦步亦趋的。周氏反对革命的冲动，张中行也心以为然。周氏怀疑流行的文化，从边缘的视角看事睹人，张中行也学会了类似的办法。还有一个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会运动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以为要靠科学和理性的沉思来辨别是非，而且从人类的发展史看今天的变化，头脑不为热的东西所刺激。张中行后来常到周氏那里请教，谈的多是这类的话题。我们在彼此的文章里，就能看见相近的题旨。所以，周作人身边的朋友，大多也成了张中行后来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种流派的样子，在血脉上是有继承的关系的。其一是任意而谈，无拘无束;其二是学问里带着诗意，文字温润有趣;其三是疑多于信，求知的灵动感四处闪烁，是有绵绵的情思的。几十年后，当革命席卷一切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看不到这类文章了，新的八股代替了心性自由的表达，文化一片苍凉。在极度荒芜的环境里，张中行偶和友人谈及文学与学术的现状，连连摇头，在心里觉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现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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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看看别人的观点，不苟同，有点意思。

孙先生的作品，严谨有内容！

不错，是正品，书的质量很不错

　　 如果凌子的母亲没有要求和她断绝母女关系，如果久木的夫人没有决绝的提出离婚，如果二人都事业顺利，没有成为公司事务的局外人，他们就不会共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也就可以从这一份“爱”里全身而退。

好

很好，正版！很好，正版！

民国文人故事集，有些杂乱，不过可以一读

　　真有收获呀。看完这书，忽然觉得爸爸给我们宣传帖中写的介绍十分恰当：

　　 所以，凌子与久木之间，那最深的牵连，究竟是爱，还是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