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古族新考》主要内容包括：再版绪说、绪说、大夏溯源、有虞氏的迁徙、允姓之戎考、渠搜、義渠、昆吾等。目录
再版绪說绪說
總論
吐火罹問题
上卷
一 大夏溯源
二 有虞氏的遷徙
三 允姓之戎考
四 犬方、鬼方、舌方舆猃狁、匈奴同源說
下卷
一 渠搜
二 羲渠
三 昆吾
徵引文献
索引
後記
再版後記
余太山主要出版物目錄
精彩书摘
以下是西域大夏迁自晋南的一些情况证明。1.西域大夏印吐火罗的信息是张骞首次西使获得的。张骞这次西使的目的地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国，由于大月氏西迁，跟踪而至阿姆河流域，纔得知有大夏国。张骞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因此，他采用“大夏”这一古称命名一个由吐火罗人建立的、当时业已臣服大月氏的国家，显然不会仅仅出于为Tochari找一确切音译的考虑。他称呼大夏国所临阿姆河（该河时名Vakhshu即Wakshu）为“妫水”，考虑到晋南有一条妫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妈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虞乡，如前所述，相传有夏虚郎大夏之虚。张骞采用“大夏”这一名称时，也许想到了晋南乃至虞乡的大夏。
2.张骞首次西使旨在联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虽因形势变化，这一具体目的未能实现，然张骞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备历艰辛，终于使西域诸国与西汉开始了双向的交往，印史迁所谓“凿空”，可以说厥功甚伟。但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叙及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时，提到的仅仅是“使绝域大夏”，只字未及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论说张骞首次西使时，同样突出大夏，不及其余）。足见时人评价张骞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发现！《汉书·叙传下》竟用“博望杖节，收功大夏”八字总结张骞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又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张骞归国，“区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闲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从此，西汉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南夷，并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先后设置了牂舸、越篱、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据同书“大宛列传”，置郡的目的主要在于“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而武帝确曾遣使十余辈，企图“出此初郡抵大夏”，终因昆明阻挠而未果。武帝不顾当时客观条件，大事西南夷，正是张骞“盛言”的结果，可见张骞有关大夏的报告必有能深深打动武帝的地方。
嗣后，据《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乃说武帝通使乌孙，其辞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果以为然，命骞使乌孙。据同傅，“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宝、扦栗及诸旁国”。
……
用户评价
作为一名对古代文化有涉猎的业余爱好者，我尤其关注作者在引用和解读古代文献时所持的态度。是抱着批判继承的精神，还是简单地复述前人观点？这本书的章节标题设计得非常巧妙，每一个标题都像是一个精心设置的谜题，勾起了我强烈的求知欲。比如说，某个关于祭祀仪轨的标题，让我忍不住联想到文献中那些模糊不清的记载，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以其独到的见解，为这些历史的断点进行合理的补全和阐释的。这种布局上的巧思，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节奏感，让原本可能有些枯燥的考据工作，变得像是在解一场层层递进的谜题游戏。我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在阅读过程中，我可能会不断地停下来，对照我自己的笔记，与作者的观点进行一场无声的辩论，这才是阅读一本严肃学术著作最令人兴奋的体验。
评分从书籍的整体体量来看，它无疑是一部呕心沥血的巨著，光是厚度就足以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决心和毅力。我深知，要系统性地梳理一个宏大的历史主题，需要耗费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对那种能够构建起完整知识体系的作品抱有特殊的敬意，它不仅仅是输出信息，更是在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全新框架。我猜想，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告诉了我们“是什么”，更在于它有力地论证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深度挖掘背后的驱动力，是每一个真正热爱历史的人所孜孜以求的。我期望它能为我已有的知识结构带来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重塑，让我能够从一个更宏观、更具穿透力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古代现象。这不只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把开启新认知大门的钥匙。
评分这本新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那种古朴又带着一丝神秘感的色调，一下子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我通常对历史类的书籍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它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一种对过去文明的探索和重构。这本书的排版也做得非常讲究，字体的选择和行距的把握，都体现出了出版方对阅读体验的重视。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感觉，就让人觉得这是一部用心之作。书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不错，长时间阅读也不会让人感到眼睛疲劳。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往往能反映出作者和编辑团队对作品本身的尊重程度。虽然我还没来得及深入阅读内容，但仅凭这第一印象，我已经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文化底蕴正在缓缓流淌出来。它似乎在暗示，接下来要与读者见面的，绝非泛泛之作，而是一场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文化之旅。我特别期待它能在我的书架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成为可以反复翻阅的经典。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上似乎运用了一种比较少见的、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图腾元素，虽然我暂时无法确定这图腾具体指向哪个时期的文化符号，但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已经成功地将我对“古”的想象推向了一个更具象化的领域。我非常欣赏那些敢于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加入新颖视觉语言的作品，因为它证明了历史研究并非是僵化的，它依然可以充满生命力和现代感。我期待这本书在阐述专业概念时，能够辅以恰当的插图或图表，将那些抽象的社会组织结构或迁徙路线，以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我而言，阅读一本好的历史书，就像是进行一场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体验，而这精美的封面，无疑是这场体验的完美序幕，它预示着一场视觉与思想的盛宴即将开启。
评分翻开扉页，那种扑面而来的文字气息，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厚重感，让人瞬间沉浸。我个人对于那种对古代社会结构、社会风貌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情有独钟，很多历史书籍往往停留在事件的罗列，而真正优秀的著作，会挖掘出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和逻辑。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引言部分，作者的行文风格非常老练，引经据典却又不显得晦涩难懂，似乎在用一种现代的、更具亲和力的方式，搭建起我们与遥远过去的桥梁。这种叙事技巧的掌握，是区分普通作品和杰出作品的关键所在。我猜测作者一定花了大把时间在资料的梳理和观点的锤炼上，才能达到这种游刃有余的境界。那种对学术严谨性的坚持，是让读者产生信任感的基石，毕竟，面对浩瀚的历史长河，我们需要的不是热闹的喧哗，而是清醒而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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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總論
评分2.张骞首次西使旨在联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虽因形势变化，这一具体目的未能实现，然张骞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备历艰辛，终于使西域诸国与西汉开始了双向的交往，印史迁所谓“凿空”，可以说厥功甚伟。但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叙及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时，提到的仅仅是“使绝域大夏”，只字未及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论说张骞首次西使时，同样突出大夏，不及其余）。足见时人评价张骞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发现！《汉书·叙传下》竟用“博望杖节，收功大夏”八字总结张骞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评分余氏的研究是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开始的。现在不少学者都把这一“大夏”比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西汉使臣张骞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占领。但这种看法很早就受到质疑。 众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是来自锡尔河彼岸的游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从对音看，Tochari可以与“大夏”勘同。因此，“大夏”与“吐火罗”应该是同一名称。已故著名民族史学者王静如（1903－1990）教授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力作《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就是这样主张的。直到最近，日本学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2卷撰写的《月氏及其迁徒》一章里，仍然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被吐火罗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与月氏无关，而“大夏”正是吐火罗的译写。我国学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论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余氏赞同这种说法，在上述论文中再次进行了论证。 我认为：将“大夏”与“吐火罗”联系起来，从对音上看是有根据的，从逻辑上看也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将月氏比定为吐火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仍与大月氏有关。”月氏可能与塞人、斯基泰人一样，是一个说东伊朗语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说吐火罗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月氏（以及乌孙）可能都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在这里，吐火罗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响。也可能月民人里的吐火罗成分后来逐渐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突[摆渡]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六十年代以来对吐火罗语和欧亚大陆历史、考古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余氏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如《左传》等多有记载，与陶唐氏有关。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吞并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原居晋南（晋南的大夏之虚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后来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于斯特拉波所记之Asii，余氏早已论证其为允姓之戎，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乌孙。
评分1.西域大夏印吐火罗的信息是张骞首次西使获得的。张骞这次西使的目的地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国，由于大月氏西迁，跟踪而至阿姆河流域，纔得知有大夏国。张骞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因此，他采用“大夏”这一古称命名一个由吐火罗人建立的、当时业已臣服大月氏的国家，显然不会仅仅出于为Tochari找一确切音译的考虑。他称呼大夏国所临阿姆河（该河时名Vakhshu即Wakshu）为“妫水”，考虑到晋南有一条妫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妈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虞乡，如前所述，相传有夏虚郎大夏之虚。张骞采用“大夏”这一名称时，也许想到了晋南乃至虞乡的大夏。
评分2.张骞首次西使旨在联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虽因形势变化，这一具体目的未能实现，然张骞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备历艰辛，终于使西域诸国与西汉开始了双向的交往，印史迁所谓“凿空”，可以说厥功甚伟。但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叙及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时，提到的仅仅是“使绝域大夏”，只字未及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论说张骞首次西使时，同样突出大夏，不及其余）。足见时人评价张骞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发现！《汉书·叙传下》竟用“博望杖节，收功大夏”八字总结张骞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评分不记得这在是京东买的第几本书了。很满意。我会继续坚持学习。 媒体不时报道，现在国民的阅读量不断下降，其实从我们身边也可以看到，能够坚持读书、热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就拿我市的中心城区—海港区来说，拥有人口几十万，商业繁荣，但书店、图书馆明显要冷清得多，人们购买的也往往是各类考试辅导用书。 书中有什么，读书能带给我们什么，除了应付考试之外还有其它用处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古人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盅粟。古人对读书重视，因为一旦考取功名，自己的身份地位、生活状况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名利双收，这是一种封建时代功利性的读书。而现代社会，我们读书的目的是全面提高自身修养，跟紧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家庭责任。好书中，有先人深邃的思想，有富于哲理的人生格言，也有提高业务技能的科技知识。无功利读书对开启人的心智、陶冶各种情操是非常有益的。前不久，市城管局党委举办了一期“家教有方”大讲座，特别邀请了山海关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椿林同志为大家现身说法，讲授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何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张书记特别强调，家庭教育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大量读书，在各类书籍中汲取思想的精华，塑造健全的人格、打造丰富的精神世界。整堂讲座听下来，让我们受益匪浅，而张书记所传达的“读书重要”这一观点也令人心悦诚服，又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于读书的热爱。 在各类书籍中，我最喜欢的是历史和哲理书籍，如《史记》、《孔子传》、《上下五千年》、《菜根潭》等。从一个个历史事件中了解社会的跌宕起伏、洞察人性的根本，从史书中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同时也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近几年我一直反复读的一本书是明代洪应明所著的《菜根潭》。我喜欢《菜根谭》，因为它是一本历世阅人的书，充满哲理的味道，充满了富于通变的处世哲学，充满了诗情画意，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收益。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与家庭琐事中，渐渐消磨了棱角，失去了生活的情致，有时难免心浮气燥。每当这时，我就用《菜根潭》中的有些句子来舒缓情绪，抚平心境，效果很好。儒家的中庸和道家的无为教给我们如何放下，如何舍得，而我们也就是在不断的受挫总结摸索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做事，而要会做事，必先会做人。用好书滋润心灵，增强修养，提高辨别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对社会负责、对家庭负责的人，我想那样我们的人生会更有意义。 当前我局开展的百日阅读活动，激发了人们的读书热情，很多人重又捧起了久违的书本。古人讲：“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让我们一起多读书，读好书，读出真理，读出乐趣，读出雅致，读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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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余氏的研究是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开始的。现在不少学者都把这一“大夏”比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西汉使臣张骞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占领。但这种看法很早就受到质疑。 众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是来自锡尔河彼岸的游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从对音看，Tochari可以与“大夏”勘同。因此，“大夏”与“吐火罗”应该是同一名称。已故著名民族史学者王静如（1903－1990）教授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力作《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就是这样主张的。直到最近，日本学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2卷撰写的《月氏及其迁徒》一章里，仍然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被吐火罗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与月氏无关，而“大夏”正是吐火罗的译写。我国学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论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余氏赞同这种说法，在上述论文中再次进行了论证。 我认为：将“大夏”与“吐火罗”联系起来，从对音上看是有根据的，从逻辑上看也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将月氏比定为吐火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仍与大月氏有关。”月氏可能与塞人、斯基泰人一样，是一个说东伊朗语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说吐火罗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月氏（以及乌孙）可能都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在这里，吐火罗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响。也可能月民人里的吐火罗成分后来逐渐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突[摆渡]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六十年代以来对吐火罗语和欧亚大陆历史、考古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余氏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如《左传》等多有记载，与陶唐氏有关。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吞并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原居晋南（晋南的大夏之虚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后来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于斯特拉波所记之Asii，余氏早已论证其为允姓之戎，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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