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民國時代文人與狂士，不論桀驁不屈還是抱殘守缺，都一直張揚著獨立的個性，始終追求著特行的解放與自由。孫鬱長時間地在濁黃的紙捲中翻閱，不時進行平靜思考，終於對“在民國”的風流人物有瞭新的認識。透過“狂士們”、“夜梟聲”、“同人們”、“在路上”、“未名社舊影”、“《語絲》內外”、“古道西風”、“月下詩魂”、“新舊之變”、“故都寒士”等話題，陳獨秀、章太炎、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鬍適、劉半農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對於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前人們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們也是一個一個腳印走過來的。

作者簡介

　　孫鬱，本名孫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曾做過知青、文化館館員、記者。80年代末在魯迅博物館研究室工作；90年代初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做副刊編輯達十年之久；2002年到魯迅博物館主持工作至今，現為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20世紀7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80年代起轉入文學批評和研究，長期從事魯迅和現當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周作人》、《魯迅與鬍適》、《魯迅與陳獨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張中行傳》等。

目錄

狂士們
夜梟聲
同人們
在路上
未名社舊影
《語絲》內外
古道西風
月下詩魂
新舊之變
故都寒士
在政治的邊緣
後記

精彩書摘

　　故都寒士
　　一
　　張中行辭世時97歲，算是高齡者。他晚年講起過去的生活，難忘的竟是鄉下的土炕和烤白薯。中國的鄉村社會可留念的東西不多，對他而言，僅是某種生活方式而已。但那種生活方式給他帶來的淳樸和智慧，又是書齋裏的文人所沒有的。土的和洋的，在他那裏交織得很好。算起來，他是晚清的人，早期生活還在舊王朝的影子裏。對於鄉下人來說，時光和時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流年碎影》講起他的齣身背景，有這樣一段話：
　　我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六日醜時（午夜後一時至三時）生人，摺閤公曆就移後一年，成為1909年1月7日。其時光緒皇帝和那位狠毒糊塗的那拉氏老太太都已經見瞭上帝（他們都是戊申十月死的），所以墜地之後，名義是光緒皇帝載湉的子民，實際是宣統皇帝溥儀（戊申十一月即位）的子民。
　　由於他齣生在鄉下，早期記憶就多瞭一種鄉土的氣息。他一生沒有擺脫這些鄉土裏質樸的東西。關於傢鄉的環境，他有很好的記錄。在描繪那些歲時、人文的時候，他的心是很平靜的，既非歌詠也非厭棄，而是透著哲人的冷峻。比如鄉野間的人神雜居，關帝廟和土地廟的存在，都是鄉土社會恒常的東西。舊時代的鄉下，孩子記憶裏的美麗都是那些東西，張先生涉獵這些時也沒有特彆的貢獻在那裏。隻是他描述過往的生活時，那種態度是平和的。在迴憶錄裏，像“五四”那代人一樣，照例少不瞭對歲時、節氣、民風的關照。他對婚喪、戲劇、節日、信仰的勾畫，差不多是舊小說常見的。比如對楊柳青繪畫的感受，完全是天然的，靠著直覺判斷問題，與魯迅當年的體味很是接近：
　　臘月十五小學放假之後，年前的準備隻是集日到鎮上買年畫和鞭炮。逢五逢十是集日，年畫市在鎮中心路南關帝廟（通稱老爺廟）的兩層殿裏，賣鞭炮的集中在鎮東南角的牲口市。臘月三十俗稱窮漢子市，隻是近午之前的匆匆一會兒，所以趕集買物，主要在二十和二十五兩個上午。傢裏給錢不多，要算計，買如意的，量不大而全麵。年畫都是楊柳青産的，大多是連生貴子、喜慶有餘之類，我不喜歡。我喜歡看風景畫和故事畫，因為可以引起並容納遐思。這類畫張幅較大，還有四條一組，價錢比較高，所以每年至多買一兩件。
　　迴憶舊時的生活，他絲毫沒有誇大幼時記憶的地方。寫童心時亦多奇異的幻想。在他的筆下，幾乎沒有八股和正宗的文化的遺痕，教化的語調是看不到的。我注意到他對神秘事物的瞭望，有許多含趣的地方。比如對鬼狐世界的遐想，對動物和花鳥世界的凝視，都帶著詩意的成分。他那麼喜歡《聊齋誌異》，談狐說鬼之間，纔有大的快慰的。那神態呈現齣自由的性靈，也是鄉土社會與潦倒文人的筆墨間碰撞齣的智慧的召喚。講到農村的節令、族屬、鄉裏，冷冷的筆法也含有脈脈的情愫。他不太耽於花鳥草蟲的描寫。雖然喜歡，卻更願意瞭望沉重的世界，那裏纔有本真吧。談到鄉下人的生活，主要強調瞭其中的苦難。中國的農民實在艱難，幾乎沒有多少平靜的日子。天災，人禍，連年的飢餓等等，都在他筆下閃動著。當他細緻地再現那些不堪迴首的往事時，我們幾乎都能感受到他散發齣的令人窒息的氣息。《流年碎影》裏的生活，苦多於樂，災盛於福，是慘烈的。那些被詩人和畫傢們美化瞭的村寨，在他的視野裏被悲涼之霧罩住瞭。
　　德國作傢黑塞在小說裏寫過諸多苦難的襲擾，在殘疾和病態裏，人的掙紮和求索，帶有悲涼的色彩。可在那悲涼的背後，卻有亮亮的光澤在，那是不安的心在搖動，給人以大的欣慰。我看張中行的書時，也嗅齣瞭苦而鹹的味道，朦朧的渴望是夾雜其間的。但他沒有德國人那麼悠然，中國的鄉間不會有溫潤的琴聲和走嚮上帝的祥和。鄉村社會的大苦，練就瞭人掙紮的毅力，誰不珍惜這樣的毅力呢？所以一麵沉痛著，一麵求索著，就那麼苦楚地前行著。他常講起叔本華的哲學。那個悲觀主義的思想者的思緒，竟在空無的土地上和中國的沉寂裏凝成瞭一首詩。
　　農民的勞作，在天底下是最不易的。但更讓人傷感的是人的命運的無常。鄉土社會的單純裏也有殘酷的東西，他後來講瞭很多。印象是《故園人影》裏，勾勒瞭幾個可憐的好人，在那樣貧窮和封閉的環境裏，一切美好的都不易生長。許多人就那麼快地凋零瞭。於是感嘆道：人生，長也罷，短也罷，幸也罷，不幸也罷，總的說，終歸是太難瞭。這難的原因，是人的欲望，沒有多少達成的齣口。大傢都在可憐的網裏無奈地存活著。飢餓、災荒、兵亂，沒有誰能夠阻止。村民的阿Q相多少還是有些。所以，張中行從鄉下走齣，其實也是尋夢，希望從外麵的世界找到什麼。但農民的樸素和真摯，還是濃濃地傳給瞭他。晚年講到故土的時候，他還不斷稱贊道：鄉下的簡樸、無僞的生存方式，是閤乎天意的。大可不必鋪張浪費。要說故鄉給他帶來瞭什麼，這算是一點吧。
　　我有時在他的文字裏，就感受到瞭一股強烈的泥土和流水的氣息。不論後來的學識怎樣地增長著，林間小路的清香和青紗帳裏的風聲，還是深嵌在那流轉不已的美文中。中國的讀書人，大凡從鄉野裏走齣的，都有一點泥土的氣味的。孫犁如此，趙樹理如此，張中行亦如此。在講著那麼深的學問的時候，還能從他那裏隱約地領略到剝啄聲和野草的幽香，實在是太有意思瞭。
　　二
　　時間是1925年，他到瞭通縣師範學校讀書。這一改變命運的選擇，在他日後的迴憶裏一直有非同尋常的分量。通縣在北京東郊，離帝京隻幾裏之遙。新的教育之風也恰是在此時傳入過去。《流年碎影》詳細地介紹瞭那時所學的課程和校內情況，史料的價值很大。我對北京現代教育的脈絡的瞭解，是從他的自傳那裏纔知曉一二的。
　　據劉德水考據，通縣師範是一所老學校。“1905年，清順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門以裏，原敦化堂和法華庵兩個相鄰的廟宇的基礎上，創辦東路廳中學，培養師資人纔，設有師範班，這是通縣師範的前身與搖籃。當時，校捨殘破，學生不多。1909年改為東路廳師範學堂，設初師班和後師班，後師即完全師範，也稱中師。1914年，改為京兆第三中學，名義為中學，實為師範編製。1920年，順天西路廳師範由盧溝橋遷同州，與京兆三中閤並，仍名京兆師範學校。”一個從鄉下來的人，突然沐浴在新風之中，知道瞭曆史、科學、男女、都市等概念，思想的變化是可想而知的。除瞭學習文、史、地、數、理、化、生物、教育、法律、醫學、圖畫、音樂、體育、英語外，還第一次與魯迅、周作人、張資平、徐枕亞等人的文學作品相逢，而且也讀瞭一些外國人的小說，眼界大開。那時說不上什麼專業意識，業務的生活就是雜覽。古典的，外國的，大凡好的都細細體味。人最初瀏覽的快樂，日後是常常思念的。他在幾篇文章裏，多次提及瞭這些。
　　師範學校的一些老師也給他留下瞭很深的印象。他接觸瞭幾個有趣的老師，比如孫楷第、於賡虞，都是有學問的人。孫氏是搞史料的大傢，於氏則有文學的天賦。尤其是於賡虞，那些怪異的審美方式，對日後他的閱讀經驗是有一點作用的吧。老師有舊式的，也有新式的，我以為他是喜歡有趣的那一類的。師範學校的教育有新也有舊，如果他一開始讀私塾，受舊式教育，情調大概也會有遺老氣也未可知的。他是因為新的不好，纔嚮舊的文學求美，這於他是特彆的。像於賡虞那樣的新式人物，並未勾起他對新文學的神往，原因是過於枯澀，不好理解。他這樣迴憶道：
　　他是文學革命後寫長條豆腐乾狀的新詩的，詞語離不開地獄、黃塚、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稱為魔鬼派詩人。可是名聲不很小，連《中國新文學大係》也給他一席地，說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夢》等著作。他教課如何，已經都不記得，隻記得人偏於瘦，頭發很長，我當時想，詩人大概就是這樣，所謂披發長吟是也。而其所吟對我卻有反麵影響，是新詩過於晦澀，或說古怪，情動於中，想讀，或進一步想錶達，隻好躲開它，去親近舊詩。
　　於氏是他接觸的第一個搞新文學的老師，卻沒有什麼趣味留在自己的心裏，這在他是一個刺激也許是對的。新文學最初給他的是這樣的印象，真是奇怪的事情。我由此也理解瞭他到北大之後，沒有為新文學的熱潮所捲動的原因。在他思想深處，是有一種理性的力量的。他喜歡的是常識和平靜的東西。不過那時候他對文學和學術還談不上什麼高的見地，不過有朦朧的感受罷瞭，而他難忘的感受卻是男女之情。
　　張中行在17歲時由傢裏做主，和一位鄉下的女孩子結婚。彼此是談不上什麼感情的。但到瞭師範學校，新女性的齣現對他則是個大的誘惑，漸漸生齣愛慕之情。他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因為其時是風氣半開，女性可以上學，男女卻不能同校，從學生到教師和員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這樣，我們這個校門之內，就成為標準的太平天國式的男館，就成為理有固然。通縣還有女師範，校址在鼓樓往東，我們間或走過門前，嚮裏望望，想到閨房和粉黛，總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師範同學三三五五，也到街頭轉轉，於是我們就有瞭狹路相逢的機會。映入眼簾，怎麼辦？據我觀察，我們是裝做非故意看，他們是裝做並未看。印象呢，她們的，不知道，我們的，覺得柔婉，美，尤其鼕日，肩上披著紅色大毛圍巾，更好看。但我們有自知之明，其時上學的女性稀如星鳳，我們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萬萬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變化也帶來這方麵的變化，新齣現所謂（國民）黨員和黨部，有些人，性彆不同，可是同名為黨員，同齣入黨部，就有瞭接近的機會。得此機會的自然是少數;有機會，男本位，看準目標進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數。但少不等於零，到我畢業時候，隻計已經明朗化的，我們男師範有兩個。如果同學在這方麵也可以攀比，這二位是離開通縣，有文君載厚車，我們絕大多數則是肩扛被捲，對影成二人，其淒慘不下於名落孫山瞭。
　　早期記憶的這種痕跡，能如此真切地寫齣，就看齣他可愛的一麵。如果說幾年師範的生活讓他遇到瞭新的內容的話，則詩文之美和異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在詩文方麵，他讀瞭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養成瞭一種自娛自樂的習慣。在男女之情方麵，他知道瞭自己的那種婚姻生活是有大問題的，沒有愛和美的存在。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有瞭嚮新生活挺進的渴望。知識的意義，在他那裏怎麼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娛情，從此成瞭他一生離不開的話題。
　　六年的師範生活，可說的很多。其中北伐的勝利，對他也是個大的影響。革命勝利，群情激昂，大傢都捲入精神的狂歡裏。他在環境的熱度裏，思想也一度是熱的，相信瞭三民主義，並和同學一起，集體加入瞭國民黨。不過，他隻是盲從，跟著彆人走，待到意識到黨派的東西與自己心性甚遠時，就自動地退將齣來。那一次的精神的熱，在他後來的描述裏，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種無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過類似的反省的。
　　新的，並不一定是好的。許多年後憶及此事，他這樣嘆道。
　　三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刊載瞭錄取的新生名單，在那裏我發現瞭他的名字。那是他與這所學校發生聯係的開始。在閱讀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的時候，有趣地感受到瞭那時學校的氛圍。北大的特點和人際狀況從那些短篇的文字裏都流散齣一些。這是極為難得的資料，對比先生後來寫下的迴憶錄，似乎還是太簡單瞭。
　　他入學的時間是8月底和9月初。學校的布告（三）明確規定，新生於9月10日前報到，過期取消入學資格。那一年北京地區錄取74人，上海25人，南昌10人。這個數量不多。
　　原因是宿捨緊張，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個布告裏，明確規定，新生住處緊張，自己解決宿捨。待新宿捨竣工後，再考慮入學居住。張中行在《沙灘的住》裏，寫到瞭租房的情形。他不久與楊沫同居，也是彼時的環境所緻。所以在他入學的時候，北大的情形與“五四”前後還是大為有彆瞭。
　　那時候學校呈現齣兩種趨勢。一是學生抗日的激情濃濃，救國的空氣彌散在四周。教室裏的人為窗外的事變所吸引。國政腐敗，導緻青年騷動，這是自然的瞭。校園裏各類抗敵協會和組織十分活躍，不知這些對他的影響如何，我們已無從知曉瞭。另一個是學員氣味的濃厚。所學的知識幾乎和當下的流行文化沒有關係。他所在的國文係，必修課有：“中國文字聲韻概要”，教員是瀋兼士和馬裕藻;“中國詩名著選”，教員是俞平伯;“中國文名著選”，教員是林損;“中國文學史概要”，教員是馮淑蘭。課時如下：黨義2小時，國語4小時，外國語6小時，普通心理學或邏輯2小時，科學概論或哲學概論2小時。應當說，課程不多，學生的自學空間是大的。次年之後，所學漸多，劉半農講“語音學”和“語音學試驗”，瀋兼士授“中國文字及訓詁”，商承祚開設“甲骨鍾鼎文字研究”，錢玄同則是“說文研究”和“中國聲韻沿革”，馬裕藻為“清儒韻學書研究”，魏建功乃“古音係研究”等。中日韓音韻及濛古、滿洲語的研究也在課堂上齣現，都是些很專業的學問。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的解析，鬍適的文學寫作的輔導，廢名的小說寫作研究，都是開闊視野的課。對張中行這樣纔23歲的青年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鬍適的課雖然新，但也帶有舊學的痕跡，可謂古風勁吹。請看他入學時那一期的《北大學生月刊》的目錄，就能知道彼時的學術風氣瞭。那一期的創作詩作者11人，隻有一人寫新詩，其餘均為五古、七律、詞之類。24篇文章裏，涉及現實問題的隻有6篇，其餘則是宋詞研究、音韻研究、民俗研究、哲學研究等。應當說，校園裏濃烈的學究氣，一下子就把年輕的他俘虜瞭。
　　新的、摩登的有沒有呢？那是自然的瞭。比如音樂賞析、美術寫生、體育比賽、文學創作，在校園的一角也是占有位置的。《北京大學日刊》的廣告裏就寫有各類文體活動的動態。這些想必對許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對張中行的誘惑是有限的。因為那時他的年齡畢竟比中學考生要大幾歲，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夠坐穩闆凳，潛心於學術的。楊沫後來的迴憶錄似乎能證明他的特點。
　　幾年的課下來，他收獲自然很大，對老師的印象也是深的。眾人的差異和高低也看齣來瞭。鬍適清澈，周作人駁雜，錢玄同高古，劉半農有趣，瀋兼士平淡。學人的存在也是個風景，看和欣賞都有收獲。張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學問的人吸引住瞭。學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間的一個投影，高明的與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讓人想起許多空幻和無奈。人在精神的殿堂裏也會有失落和痛楚，他後來也是一點點明白的。在講到馬裕藻的時候，他寫道：
　　馬先生早年東渡日本，聽過章太炎講國語言文字的課。在北大，我聽過他講“文字學音篇”，記得還有薄薄的一本講義，其內容想來就是由其業師那裏來的。馬先生口纔不怎麼樣，講課學生感到既不生動流利，又不條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錢玄同，講課就正好相反，生動而條理清楚。他身為一係之主，在授業解惑方麵並沒有什麼建樹。有的人，如顧頡剛，口纔也不行，可是能寫。馬先生應該有能力寫，更有機會寫，可是沒見過他寫過什麼。我有時感到奇怪，比如說，他同紹興周氏兄弟過從甚密，何以就沒有受到一點感染？與周氏兄弟比，錢玄同也屬於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傳世，馬先生是連這一點也沒有。當然，辦學，多集些有知有識之士來為人師，也是一種事業。
　　他在文章裏，高度評價瞭周作人和錢玄同，描繪瞭許多有趣的老師。對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並不貶斥。學界的門檻雖高，一旦進去，也能感到高山與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樣與學識的高遠，在那裏是能夠體察到的。張中行是個識人的人，對學識與為人的看法都很獨到，評價也算忠厚。許多年後，當那一代人漸漸遠去的時候，他纔感到，自己當年經曆瞭一個神異的時代。北大的當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後來竟沒有得到延續，在他是一個無奈和痛苦。晚年的時候，能和他一同分享這些的人，已經不多瞭。
　　四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熱，學術氣依舊濃，隻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距離已很遠瞭。北大為核心的幾所大學沉浸在純粹的學問的環境裏。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沒有大的勢力，一些逍遙派的旁觀者的學人成瞭校園裏的核心人物。張中行進北大時，讀書救國的主張在校園裏也時可看到，但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潮也是暗中湧動的。那時京派學人的思想開始引起他的注意。不僅一些學術著述他漸有涉獵，那些雍容華貴的美文也給他諸多的啓示。從京派文人那裏，他知道瞭學識與人生境界的關係。這奠定瞭他一生的精神基礎。談張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講他與京派文化的淵源的。
　　京派裏的許多人物，和他的關係都不淺。廢名、俞平伯、江紹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師也是朋友。那時京派文人講純粹的學識，注重性靈的錶達和趣味的書寫。張中行由此懂得瞭言誌的文學比載道的藝術更為重要。左翼文學的血氣和激烈之音，在他看來是速朽的存在，不必於此多用力氣。人不能離開根本的問題而求救於玄學和烏托邦的衝動。他甚至對魯迅那樣的作傢的錶現亦有懷疑，以為過於跟著風氣走，於生命是個大的損失。倒是周作人的衝淡，廢名的神異，俞平伯的平實，讓他頗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覺得那是一條光明的路。
　　你看他《負暄瑣話》裏描寫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員，有的後來很少被文學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學識和文采，被寫得楚楚動人。幾乎沒有八股的痕跡，喧囂的成分亦少。這些人曾是青年張中行的精神眷戀對象，他在那些人與事裏，得到的慰藉一定不少的。不過這個圈子也有很大的毛病，就是搞小說創作的人不多，飛揚的創造氣較稀，人也殊乏幽默，青春的氣息有限。張中行後來在審美上的古典化傾嚮，以及對現代主義和非理性藝術的排斥，都能從這裏找到根據的。
　　京派學人是都有一些獨立性的，又低調地生存。不過他們也有兩個特點，一是有閑，二是有錢。相對富裕，是可以不顧及生存問題，專心於學問的。而那些學問也可以超齣利害的關係，身上還有諸多的情調在。在學問上大傢各有所長，文字也風格不同。張中行在北大得到最多的啓示，是這種京派的氛圍和不溫不火的人生狀態。北大的好處是還有一點遠離事功的天地，能夠去想時代之外的事情，不必急於做社會問題的解析，去指導現實社會。他的老師多是在一方麵有所專長，純然的學者。俗世的那些東西在他們那裏是看不到的。自然，在對世風的看法上，他們可能迂腐，弄齣笑話的也不是沒有，可在自己專業領域裏的精神，以及心不外騖的純淨感，是感動瞭青年張中行的。
　　最讓他佩服的是京派教員的文章。那些散淡清幽的文字和幽深的學問，對他都是一個洗禮。原來學術文章還可以成為美文，能散齣藝術的力量，這在他是一個驚喜。他的文章生涯也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作文上取周作人的雜學與平淡，得廢名的深奧與古樸;氣象上襲鬍適的博雅與開闊，顧隨的儒風與清醇;還有熊十力的幽玄，錢玄同的明快，對他都有所熏陶，使他漸得要義。不過那些也是文風上的東西，在生活上他就沒有這些人那麼悠閑和高貴氣。其實京派學人是有洋派和中土派之分的，即西洋氣與東方氣之分。像硃光潛、林徽因、金嶽霖那個圈子，他就沒有機會接觸，或說在審美的方式上是有距離的。在哲學的層麵上，他傾嚮西哲的東西;而美感的錶達，卻是中土的。就像周作人在知識上是個世界人，而意象的呈現則是東方的一樣。他所欣賞的鬍適、劉半農等都有一點這樣的特點。你看徐誌摩、鬱達夫、巴金這樣的人，他之所以不太喜歡，或有所隔膜，乃是審美上非西方化的心理在起作用。由此嚮上推論，他對激進主義文學和浪漫詩學的怠慢，以及不喜歡革命的文學作品，都是由從此延伸齣的意識所決定的。
　　京派學人的領袖人物是周作人，對於其思想，張中行頗有興趣。後來他就是在老師周作人的影子裏亦步亦趨的。周氏反對革命的衝動，張中行也心以為然。周氏懷疑流行的文化，從邊緣的視角看事睹人，張中行也學會瞭類似的辦法。還有一個思路，彼此也很像，就是不相信社會運動能解決靈魂的問題，以為要靠科學和理性的沉思來辨彆是非，而且從人類的發展史看今天的變化，頭腦不為熱的東西所刺激。張中行後來常到周氏那裏請教，談的多是這類的話題。我們在彼此的文章裏，就能看見相近的題旨。所以，周作人身邊的朋友，大多也成瞭張中行後來的朋友。文章呢，也是一種流派的樣子，在血脈上是有繼承的關係的。其一是任意而談，無拘無束;其二是學問裏帶著詩意，文字溫潤有趣;其三是疑多於信，求知的靈動感四處閃爍，是有綿綿的情思的。幾十年後，當革命席捲一切的時候，我們幾乎已看不到這類文章瞭，新的八股代替瞭心性自由的錶達，文化一片蒼涼。在極度荒蕪的環境裏，張中行偶和友人談及文學與學術的現狀，連連搖頭，在心裏覺得，京派故人的文章好，現在的名流的文章差，那是沒有異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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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代文人與狂士，不論桀驁不屈還是抱殘守缺，都一直張揚著獨立的個性，始終追求著特行的解放與自由。孫鬱長時間地在濁黃的紙捲中翻閱，不時進行平靜思考，終於對“在民國”的風流人物有瞭新的認識。透過“狂士們”、“夜梟聲”、“同人們”、“在路上”、“未名社舊影”、“《語絲》內外”、“古道西風”、“月下詩魂”、“新舊之變”、“故都寒士”等話題，陳獨秀、章太炎、錢玄同、魯迅、周作人、鬍適、劉半農等人的身影和心神，不再神秘。對於我們這個時代而言，前人們都是卓越不凡的，但，他們也是一個一個腳印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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