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梁漱溟是中國最後一位儒傢、國學大師。這本自傳講述瞭他個人的成長經曆,是如何通過自學成為“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成為一個有見地、有骨氣、有深厚學養的一代大儒。
梁漱溟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嚮”。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20年代他曾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和鄒平辦高中、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編講義,擔任教職,凡事親力親為。直到晚年,九十多歲高齡仍然著文、演講,繼續宣傳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他與山東鄒平有著不解之緣,並在遺囑中錶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於鄒平。
梁漱溟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産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後,他為國傢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瞭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産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做共産黨的諍友。雖然屢受誤會和打擊以及不公平待遇,但他卻不畏權貴,用一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來作答,始終錶現瞭矢誌不渝的高尚節操。他曾在對聯中寫道:“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我生有涯願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也同樣真實地錶達瞭他的內心世界。
內容簡介
梁漱溟是現代中國著名思想傢和社會活動傢。本書從“自述”、“我的自學小史”、“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迴憶鄉村建設”、“梁漱溟先生述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之工作”五個方麵介紹自己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曆和思想形成,通過他的人生實踐,使讀者具體感受其做人的品格、一生的追求和境界。他一生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傢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閤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齣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瞭”。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1893年生於北京。1911年畢業於北京順天高等學堂。著名的思想傢、哲學傢、教育傢、社會活動傢、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傢的早期代錶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傢”之稱。
梁漱溟早年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主辦天津《民國報》任編輯及外勤記者。1917年,任司法部秘書,同年以《究元決疑論》一文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所賞識,被邀往北京大學任教,至1924年止。1921年齣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一舉成名。1924年辭北大教職,至山東辦曹州中學高中部及重華書院。1925年因時局變化返北京,從事私人講學。1927年,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翌年,於廣東開辦鄉治講習所,宣講鄉治。1929年,至北京、江蘇、河北、山西等地考察鄉村工作,鏇參與梁仲華、彭禹庭等人所籌辦之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主任,並接辦《村治月刊》。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畢生緻力於東西文化問題之探討與鄉村建設工作,並取得可以藉鑒的經驗。著有《鄉村建設理論》《人心與人生》《社會主義粹言》《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究元決疑論》《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自述》《梁漱溟教育論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勉仁齋讀書錄》等。
目錄
自述
我的自學小史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
迴憶鄉村建設
梁漱溟先生述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之工作
精彩書摘
自述(部分)
二十三年一月為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講習會講演
日昨曾說明本院開辦講習會之意義,並非欲在此短時期內傳授諸君以知識技能,趕著應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為吾們皆身在問題中,又生於問題最嚴重之中國,吾們聚閤一處,商討吾們的問題,找齣路子,解決煩悶。
今日所講之內容將先說明我自己,在說明我自己時最可使諸君明白上麵“解決煩悶”之意。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實相連貫,諸君如已經看過我所發錶的文字,其中有兩篇皆是說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見《卅後文錄》(商務印書館發行)。此文係民國十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稿,在此文中我曾說明,外間對於個人,往往有許多不同之猜測,以為我為一學問傢、哲學傢、國學傢或其他專傢,仿佛看我為學問中人;其實我並無學問。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認識我,我實在不是學問中人,我可算是“問題中人”。如果有人問我,我現在何以有一點關於哲學、佛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各方麵的知識?何以在社會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復,乃是由於問題逼齣來的。我當初並無意於求某一方麵的學問,或者是哲學,或者是佛學,乃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而結果則都知道一點,其所以緻此者,問題逼之使然也。當初我亦無意於社會中如何做哪種事業,成就一種地位,而結果能做點事業,有點地位;其故無他,亦問題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的齣版,此書係匯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內所發錶之論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錶白我自己,說明我自己所以成為今日的我,所以主編《村治月刊》的原因,無一非問題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諸君如已看過這兩篇文字,皆可以瞭解我;但我在今日講辭中仍願為諸君說明我自己。
因為本院招收講習會會員時,曾囑諸君先寫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對於諸君有一瞭解;以故我亦應為諸君敘述我自已,使諸君對於我亦得以瞭解。我之所謂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彼此有關係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說明我自己。
我之籍貫係廣西桂林,我之祖父生於桂林,先父與我則皆生於北京,先母為雲南籍。我生於清光緒十九年,今年為四十一歲。我生後身體極弱,較之於尋常兒童皆有不及。六歲時,頭目時刻暈眩,有時頓感地動天搖,自己無力支持。醫生曾語先父,此子恐難永年,殊可憂也。
八歲時,入北京中西小學堂,此處係北京最先設立之小學堂。入中西小學堂後,即讀西文ABC……與教科書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見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即我從小時候即讀教科書,未嘗緻力於中國學問,讀《四書》、《五經》等等。大約凡與我年相若之友朋,類皆讀過《四書》,而我則始終未之讀也。我之所以從小時候即入學堂讀教科書,實因先父之思想趨嚮“維新”,不欲我諷誦古籍也。
小學未屆畢業,即入順天中學(北京原為順天府),十九歲時中學畢業。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時日,即止於此。此後即未能再受正軌的教育,入較高的學校求學。因此之故,諸君或可明白我不夠講學問,亦無學問可講。良以講學問必須具有相當的條件與工具。講中國學問,非知道文字學(即小學)、經學等不可;講西洋學問,西文不具備相當之根基,亦實不可能。茲二者我皆未嘗下過功夫,我又何能講中國學問或西洋學問?我當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淺薄,講學問的工具,如此不夠用,而一般人視我為學問傢,目我為學問中人,寜不可怪?然我對於種種學問又似乎都知道者,實即上文所說,問題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實是於不知不覺中摸索得來,當初自己並未能料到,乃是誤打誤撞而來,自已實未嘗想到學問究屬何事也。
某年,應清華大學之請,作短期講課。當時梁任公先生介紹我說“梁先生(指我)傢學淵源”,我即刻聲明,我實在缺乏學問,更談不到傢學淵源。但從彆一方麵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響者,卻又很大。所謂淵源,無寜謂之為性情脾氣淵源之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說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說明先父之為人。
先父為人,天資並不算高,隻是太認真,太真實。此點由其思想上可以看齣,先父有他個己的思想。本來,為人子者,似不該用批評的口吻,縱論其父若祖;但欲諸君瞭解我,與瞭解先君之為人能清楚計,又不得不爾。徵實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淺薄,但他有思想。所謂有思想,即是肯認真,以為這樣是對,那樣則是不對。他有主見(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見,因為他肯認真。徒以天資不高,雖有主見,而所見者甚單簡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實與西洋思想相近。他實在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時時持有一個標準,而依此標準評論一切。他所持有之標準,即是“有用處”三字。他批評世間一切事,有用處即是好,無用處乃是不好,此點仿佛與詹姆士(James)、杜威(John 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謂實用主義。他自己雖也曾讀書中舉,但他最看不起讀書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為讀書人不中用,因為文章亦不中用。依之,讀書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不慣看人做詩詞寫文章,他時常嘆息痛恨中國國事為文人所誤。一個人如果讀書中舉,便快成無用之人,如再中進士,點翰林,則更將變成廢物而無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數種原因:其一,由於他的天資不高,所見未免著重事物,稍涉虛渺處即不能知之,於是所見者皆甚單簡。其二,由於當時之社會國傢情勢,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與影響。彼時正在曾、鬍用兵之後,開齣崇尚“事功”的風氣,與在乾隆、嘉慶時中國的風氣,正是講漢學者不同。訖於光緒中葉,國際侵略日加;甲午一戰,關係尤大。在在使先父感傷國勢之危殆,問題之嚴重,不能自已。同時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國之強盛,事事有辦法、有功效、有用處,而反觀中國,則一無辦法,事不見功效,人又無用處。先父之傾嚮於維新者,實即其人感情真摯,關切國事,及其一種實用主義哲學,主張務實不務虛之故。唯其如此,故不令我讀經書而使我入學堂也。
以下須轉歸說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與脾氣,頗多相似於先父之處。先父天資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時越笨,此點諸君或不肯置信,而實則我自己反省時確確如此也。在我說明我自己時,仿佛我站在旁邊看我的為人,全是客觀的態度。用好字樣講自己的好處時並非誇大,用不好的字樣亦不是謙虛,此點最盼諸君能加留心。
我為人的真摯,有似於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即先父之視我,亦自謂我與他相似。當我十七歲時,先父曾字我曰“肖吾”,於此可見。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時,我感覺到我的所以如此者,無一不是由於我的性情脾氣所造成。諸君能瞭然於此後,請進而言事實。
吾人幼小時,心胸中空空洞洞,勢不免於先入為主。況加我之性情脾氣既同於先父,於是先父的思想,乃成為我的思想。先父為一實用主義者,我亦隨之而成為一實用主義者。我入中學時十四歲,國文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大傢的古文,我最不高興。國文講義,我嚮例不看,尤其不喜歡空洞的議論,如蘇東坡之萬言書。至若《莊子》上的文字,更叫我頭痛痛恨。因為《莊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學意味,玄妙極頂。類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實在是故示玄妙,完全騙人誤人的東西。所有《莊子》、《老子》一類書,我全不以為然。其他如古文、詞章、文選派之六朝文章,我無一不厭惡。我從來沒有在國文上下過功夫,由此種至狹隘之見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為何如,我之認真為何如。此種狹隘之見解,二十餘歲以後,纔漸次解放。我所有的這半生中,變化極多,許多事從前與日後完全不同樣,儼若兩人。這在我當初實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過去,我卻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當初最反對高玄最嫌厭哲學,卻不料以後反到大學中去講哲學,緻為人目之為哲學傢也。
我的至狹隘之見解,幾經變化纔得逐漸解放。第一次發生變化時,即在順天中學。同學中有郭君其人者,年長於我兩歲,在校中則較我低一班。此君天資極高,彼時不過十八九歲,專看《佛經》、《易經》、《老子》、《莊子》等書,因為我們不同班,不多往來。某日,在校內假山上遇見,乃相偕攀談,我述我的思想,我說我願為社會為國傢做一番事業,慷慨陳詞,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為然。彼所以語我者,認為我即是想做事業,自己必須先有身心的修養。我語之,我亦看《理學宗傳》、《陽明語錄》等書。彼又語我,吾人必先將世間之得失成敗利害等等,看來無動於衷,由此方可有大無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摺而遽爾心灰意懶。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謹、狹隘、呆闆,專講有用之學,實不能成大事。必須先明白瞭很高之學問,日後纔有辦法。郭君一席談話,打動瞭我的心肝,因為這些話無一不是就我當時的思想而加誘導的。自此之後,我不時與他親近,不時相與往還。他最愛講譚嗣同之《仁學》,郭君每為我講時,我即記錄其說話。我不敢認他為同學,乃尊之為郭師。每日課後即前往就教,他講我聽,且一一記之,在記錄之簿本上題名為《郭師語錄》。由此亦不難看齣我之認真與愚笨,但好處即在於愚笨與認真。因為愚笨,思想的過程,不能超過他人先走一步,必須走一步後,碰著釘子,乃又反省、轉移、變化;“每一步皆是踏實不空,以後又繼續追求,嚮前走去,追求時碰著釘子,乃又反省、轉移、變化”,以故我此生時時在變化中。因為有變化,先前狹隘之見解乃得漸次解放,不敢謂佛老為絕無道理矣。以上可說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變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從人生問題煩悶中發生厭世、齣世之思想而轉變瞭我之為人。關於我的所以發生厭世思想種種,說來話長,非在此短時期內所可言之無遺,《卅前文錄》(商務印書館發行)有《究元決疑論》一文可以參看,此篇文字係一齣世主義之哲學,今日不必在此再贅言之。原其所以然,蓋由三層原故:一、感情真摯易多感傷感觸,佛傢所謂煩惱重。
事功派的誇大心理易反動而趨消極。
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緻神經衰弱而神經過敏。但在主觀上則自有一套理論,持之其堅且確。因為發生厭世思想,則根本否認人生,更不再講實利,於是以前以狹隘實利主義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學書,是自己已經先有瞭與佛傢相近之思想,而後纔去看佛學書。我看任何書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經有瞭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後再參考彆人的意見。從未因讀書而讀書。看西洋哲學書亦復如此。友人張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與叔本華之思想相近,於是乃將叔本華之著作與相關之彆人著作介紹給我,這是我看西洋哲學書的起緣。總之,我自己必先有問題與思想然後纔去看書。如此展轉,如此過渡,如此變化,乃成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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