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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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晚清史研究大家，茅海建先生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告诉你一个前所未知的康、梁。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资料翔实，考据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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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作者简介

　　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等。

目录

自 序

导 论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第一章 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一、李景铭与《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

二、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来信

三、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信

四、张权光绪二十四年来信两残件

五、张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来信

六、张彬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来信及光绪二十一年一残件

第二章 张之洞与杨锐

一、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

二、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至二十二年正月杨锐给张之洞的密电及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给张之洞的密信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五、张之洞营救杨锐的行动

第三章 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

一、张之洞给张权、张检、黄绍箕等人的指令

二、江西试用道恽祖祁

三、奏调湖北差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

四、湖北按察使瞿廷韶

五、天津委员巢凤冈

六、太常寺少卿盛宣怀

七、上海委员赵凤昌与曾磐

八、余论

第四章 张之洞与《时务报》、《昌言报》 —兼论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

一、相关背景：《时务报》的创办与汪、梁矛盾

二、张之洞与黄遵宪的交谊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四、《时务报》改官报与汪康年、张之洞等人的对策

五、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与光绪帝旨命黄遵宪“查明”“核议”

六、黄遵宪对事件的处理

七、戊戌政变之后

第五章 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

一、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早期交谊

二、湘鄂之间

三、《湘学报》之争

四、张之洞奉召进京与陈宝箴的建策

五、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变科举及与康有为的间接交锋

六、陈宝箴与康有为的直接交锋与保举张之洞

七、陈宝箴的罢免与保卫局的保全

八、尾声

附录一 陈宝箴之死

附录二 张之洞与谭继洵父子、于荫霖的关系 —罗惇曧对《抱冰弟子记》的误读

附录三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第六章 戊戌前后诸政事

一、光绪十九年刘坤一查办张之洞

二、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起用容闳

三、光绪二十一年李提摩太的“妙法”

四、光绪二十二年查验刘鹗的假资产证明

五、光绪二十二年为李鸿藻治病

六、光绪二十四年清朝决策岳州自开通商口岸

七、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香港谈话、来信及“密诏”在上海发表与张之洞等人对此的反应

八、光绪二十六、二十七年策反邱菽园

九、光绪二十七年请奖梁庆桂等人赴西安报效事

十、光绪二十七年请废大阿哥

征引文献

精彩书摘

　　附录一 陈宝箴之死
　　宗九奇先生作《陈三立传略》，称言：
　　据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驻（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宗先生据此认为，陈宝箴在庚子年间由慈禧太后“赐死”。宗先生所引的这一条记载本属荒诞不经，然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本是荒诞不经之年，多有荒诞不经之事，且“己亥立储”之后，上海等地也有相应的传闻。此一“赐死”说，也引起了一些论者之关注。但我个人以为，此说过于离奇，似为不可采信。
　　其一、清代杀大臣是一件大事，须得有明确的谕旨。所谓“密旨”、“密奏”，只是不公开而已，在清朝档案中皆应有相应的记录。此时先被处死的前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吏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前军机大臣徐用仪，内阁学士、总理衙门大臣联元，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立山，在档案中皆有明确的谕旨。清朝此时档案大体完备，为何查不到慈禧太后或光绪帝“赐死”陈宝箴的谕旨和江西巡抚松寿执行后报告的奏折？且我所见过的各种档案中，也从未见过与此“赐死”谕旨相涉的任何记录。再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日，即陈宝箴之死至松寿作为江西巡抚最后一批奏折到达行在（西安）之日，军机处共19次收到松寿上奏的正折55件、附片41件、附单20件、电奏3件，从军机章京的“摘由”来看，皆无与“赐死”有关的内容。若说是慈禧太后的口谕，没有文字记载，松寿曾任总理衙门章京多年，知道清代制度之严，仅凭着口谕，又何敢执行？更何况当时京、津等地的电报线已被义和团所焚毁，清廷的电旨最初先用“六百里加急”送到保定发出，后又改送到山东济南再发出，有着多道环节，杀张荫桓的谕旨是用“六百里加急”的传统方式送出，何以陈宝箴“赐死”之谕旨能如此不落痕迹？
　　其二、若说是档案保存不全，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皆是陈宝箴的京中奥援，当为知情者。陈宝箴的官场人缘甚好（与张荫桓相反），又从未担任京官，慈禧太后对他也不太熟悉，何以突然会有“杀机”？且在当时军情危急的情境下，慈禧太后又如何能有时间能有心情来操办此事？若慈禧太后真有此旨，荣禄、王文韶此时因地位下降而不能出手相救也罢，何以至辛丑之后形势大变时，他们仍未进言？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文韶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们竟然会至死都不进一言？若不便或不敢向慈禧太后进言也罢，何以又未留下相应的私人记载？
　　其三、陈宝箴若“赐死”，陈三立当为知情者。他于光绪二十六年底返回南京，此事何以不说？若不方便说给别人听也罢，又如何能不告诉刘坤一？陈宝箴与刘坤一同属湘系，关系极好，陈三立不可能不告以真情。民国建立之后，已无政治忌讳，陈三立与沈曾植、梁鼎芬、陈宝琛、沈瑜庆、樊增祥等旧好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交往甚多，又为何不说？若不方便对旧朋新友说也罢，又何以不对陈寅恪等子孙说？
　　其四、江西巡抚松寿，以荫生任工部笔帖式，累迁至郎中，光绪九年至十六年任总理衙门章京，出为陕西督粮道、山东按察使等职，其任江西巡抚三年，后又出任河南巡抚、兵部尚书、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等职，历官甚久甚多。他与京中高官及地方大吏极相熟，何以不说？手下幕客甚众，又何以不记？
　　其五、“千总”本是一下级武弁，不掌机要，至清末，由于湘、淮军之后的保举大行，很可能只是“衔名”。此等大事，何以竟由一下级武弁的子孙传出？先已言及，若是荣禄、王文韶、刘坤一、沈曾植、梁鼎芬、陈宝琛、沈瑜庆、樊增祥、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松寿等人得知此事，必会有所言说，必会有所记载。真是满朝文武皆不知，密旨儿子不传孙，突有微员子孙出，说出惊天大秘闻。此又让人何以信之？而此说直接露出破绽之处，即是“取其喉骨”之情节。按照当时的律法与观念，“斩”与“绞”本是大有区别，“赐死”更含有“全尸”之“恩”，松寿何以会有如此暴戾之恶行？且清朝“赐死”官员从无“取其喉骨”之先例。《文录》的作者似熟悉民间戏文，方有如此戏剧化的情节描写，熟知清代掌故者自可看出其误。
　　近日又拜读了邓小军、刘梦溪、李开军三先生之宏文与马卫中、董俊珏之大作，方知此一史事已经开展了讨论。然我个人以为，晚清以降，文献与档案留存甚多，报刊等媒体已经出现，历史研究似应以直接史料为主，“以诗证史”虽可显示解读者的智慧，而在坐实史事上似又显得力道不足。诗之解读，本为主观，一人即可得一解。且此一史事至此已无人世间的一切忌讳，诗人们似也不必以如此曲折之方式来表达己见。史事研究与文学研究不同，古代文献不足与今日记载甚多不同。李开军所引护理江西巡抚周浩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日（1905年5月6日）的奏折，是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再次引录于下：
　　……陈宝箴钦遵交卸湖南抚篆，率其子陈三立回籍后，闭门思过，追悔异常。陈宝箴业于二十六年在籍病故。臣伏查陈宝箴父子受恩深重，当时情殷报答，过出无心。揆其心迹，尚有可原。况陈三立年壮才长，废弃不无可惜。兹据署藩司陈庆滋、署臬司锡恩会详请奏前来，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已革吏部主事陈三立开复原官，出自逾格鸿慈。除咨部外，谨会同署两江总督周馥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该折的原件及军机处录副件皆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原件上，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再查军机处《随手档》，该折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905年5月23日）收到。周浩此处明言“在籍病故”，若是陈宝箴果真为“赐死”，周浩何敢上奏时已如此轻松的笔调奏请“将已革原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开复原衔”、何敢言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光绪帝也不会朱批“著照所请”了。顺带地说一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908年1月14日），江西巡抚瑞良再次保举了陈三立，该折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7日）收到，光绪帝亲笔朱批：“吏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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