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以系谱学为视角,考察和论述以大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为宗旨、以跨学科及反学科为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其主线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基于学理建构与社会诉求的耦合、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互动而形成、发展及播散的过程。以霍加特、霍尔等先后求学或任职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为代表,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超过了在它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评,与它大致同期的美国大众文化批评,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造就了已然在全球受到高度关注的作为一种“后学科”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堪称文化研究中心的中心,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可谓文化研究的代表。“重返伯明翰”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证明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形塑文化研究学科史书写范式的手段,促成我们更加有效地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的手段。
作者简介
徐德林,英国桑德兰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
第一节 中国文化研究:问题与出路
第二节 文化研究史书写概说
第三节 英国文化研究关键词
第一章 择取第三条道路
第一节 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第二节 新左运动与成人教育
第二章 形塑研究范式
第一节 文化主义思想的传承
第二节 文化主义范式的显影
第三章 开启学科化进程
第一节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
第二节 伯明翰学派的浮现
第四章 迎接理论化时代
第一节 英国新左派内部纷争
第二节 结构主义作为干扰
第三节 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论争
第四节 文化研究的后学转向
第五章 范式转型再出发
第一节 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传统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第三节 伯明翰学派与葛兰西工程
第四节 走向接合理论
第五节 形塑文化唯物主义
余论文化研究的播散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节 中国文化研究:问题与出路
市场经济主导地位在新时期中国的逐步确立,已然使中国的文化现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1990年代以降曰益勃兴与繁荣的大众文化,逐渐进入了人文学者的视野。“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和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大举入侵和深刻影响,使我们无法对它继续保持可敬的缄默”。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建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人文学者因此从1980年代的“启蒙者”抑或文化建构者的中心走向了1990..:代的被边缘化,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换言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等1980年代的批判利器集体失灵,以及伴随后现代主义旋风而来的消费主义文化的遽然兴起,合力使中国大陆人文学者的既有批判性意识形态遭到了排斥和被喜剧化,“不再能分享那种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精英幻觉,从而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由于文化危机的消除“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间”,诸多人文学者在1990年代初陷入了短暂的集体性“失语”之中。首先走出“失语”状态的,是那些素有强烈现实关切和参与意识的学者;他们对自己进行一番调整之后重新活跃在了社会批判的前沿,造就了一浪又一浪旨在收复所逝去的文化空间的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一般产生在社会的转变时期、历史的转折时期。当时,社会和历史都发生了大变动。原来的许多社会意识形态已不能和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相适应,于是社会上的各阶级或阶级中的某一阶层的代表人物就起来倡导某种思想,企图适应或者抵制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如果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该阶级、该阶层中部分人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确实掌握了一部分群众,并在和别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了影响,形成了潮流,这种思想也就在这个变动了的时代和历史中成了社会思潮。
新时期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比如“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无不关涉着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极大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人文学者的思想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最终催生出了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一种研究范式的文化研究。具体地讲,首先,诸多新时期人文学者都有一种显在的“文化情结”,尤其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恩之中;受马克斯·韦伯(Maxwebm)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他们把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把走向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先进”的西方文化之上。或者借用楼宇烈的话来讲,“有些人甚至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认为只有按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模式才能走向现代化,而东方文化则是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在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这样的一种视西方文化为优、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思维模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时至今日仍在一定范围内流行。
……
前言/序言
后记
兴奋并忐忑着,少作即将付梓;它是我这些年研习文化研究的见证,但它是否能够受到读者的关注、引起读者的共鸣,实难预料,毕竟一如某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文化研究热似乎已是明日黄花。“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
2002年初,已经教习英语多年的我开始在英国桑德兰大学(TheUniversityofSunderland)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媒体与文化研究(MediaandCulturalStudies)专业硕士学位;他以理解与包容为我打开了一扇未曾开启的大门,在有效地为我普及文化研究基本教养的同时,成功地激活了我对学术的向往。
2004年9月,意欲与往事干杯的我拜师于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全面系统地学习文化研究,这是我之前不敢奢望的,哪怕是在睡梦中。在随后四年的燕园生活中,戴老师不但悉心指导我的课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精心训练我的学术视野,尽心培养我的问题意识;从她那里,我获得的既有专业知识与素养,更有对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体悟,这无疑将是我享受终生的财富。
2008年7月,唯恐误人子弟的我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事文学文化理论研究;这里宽松的科研环境、让人不敢有非分之想的物质待遇,尤其是郭宏安、程巍等挚友的熏陶,让我拾起清贫寂寞和简单恬静的生活,享受着围绕“什么是文化研究”打转的快乐,虽然我深知,拒绝定义自身抑或被本质化的文化研究必然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
一路走来,文化研究,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之不可或缺;因为它,我获得了一种可以洞悉不曾说出已然说出之生活的别样视野,拥有了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稳定工作,知道了自己之可为与不可为。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一一以伯明翰学派为中心》的基础匕修改、扩充而成的,既有问学期间粕疏探究的痕协.仕.有工作以来进一步思索的影子。除两位恩师外,我也非常感谢洪子诚、车槿山、陈跃红、贺桂梅、张辉、李杨、程光炜、蒋原伦、盂繁华、杨远婴、吴晓都等先生;没有他们在面试、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环节的帮助、鼓励和支持,此书是注定无法完成的。每每想起自己的北大求学经历,我都会倍感幸运地想起万柳公寓、畅春新园、末名湖、六院、53楼,尤其是先后同学的这些朋友:滕威、孙柏、黄驿寒、刘岩、李玥阳、张慧瑜、刘斐、唐甜甜、金镇烈、金正秀、金正求;他们不但是“老徐”学习的榜样,而且在“老徐”最困难的时候纷纷伸出温暖的双手,为“老徐”单调的求学生活缀以温暖的色彩。
本书部分內容曾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图书评论》等刊物发表,在此向这些刊物的负责人程巍、马海良、刘锋、周志强等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在一个学术研究曰益商品化、资本化的时代,没有他们持续而无私的爱,我断不能获得追求学术志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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