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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黄永年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生前著述颇丰。《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黄永年学术经典文集》是由其弟子广搜其研究论述古籍的各类文章，黄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见地超拔，且文笔简约流畅，风格率直不阿，读其书，识其人，受其学，享其文，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

目录

治学浅谈（代序）
论北齐的文化
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
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
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
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
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
开元天宝时所谓武氏政治势力的剖析
说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通典》论安史之乱的“二统”说证释
《长恨歌》新解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
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
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
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唐代的宦官
唐代籍帐中“常田”“部田”诸词试释
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
《东阳夜怪录》王梦鸥注匡谬补阙
唐人楷书述论
陈寅恪先生称誉赵宋文化之解说
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
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
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
黄永年撰著目录

精彩书摘

　　《中国现代史学家学术经典文库：黄永年学术经典文集》：
　　她既以政治内助获高宗宠信而取得皇后这个政治地位，就要进一步抑制高宗，分享甚至全部取得皇帝的权力。她此时如何活动，宫掖事秘，文献无征，其详已不可得而闻。但高宗“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至少给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历史上某些偶然因素能起一定的作用，决不能一概忽视）。这样经过了将近十年，到麟德元年高宗终于不堪忍受，又计划要把武则天废掉。其事《旧唐书》不详，《高宗纪》只纪“十二月丙戌，杀西台侍郎上官仪，戊子，庶人忠坐与仪交通而死”，卷八〇《上官仪传》也只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都不明缘由，盖系后来修《实录》时有所讳饰。《新唐书》卷一〇五《上官仪传》则说：“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武后）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武后）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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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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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書 不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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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相呼应，李和张进一步将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的共产党革命描述为“土地革命”（李鼎声1949：263；张闻天1987：283）。托洛茨基派认为，政变象征着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失败（张闻天1987：280）；张闻天驳斥了这一观点，将那场事件看成是“转折点”，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亦即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他指出，这一次转变，是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变成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阐明这种转变，张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上283）然而，这场土地革命仍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而非托洛茨基所说的狭隘的“反关税的革命”。为说清楚这一点，张闻天再次引用斯大林的原话（同上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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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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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张不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之前即已信仰从苏联输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且进一步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一般看法，直接建立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正统”表述的基础之上。这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任务的理解上，表现尤为明显。23比如，李鼎声在描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时，追随斯大林，并驳斥托洛茨基将中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写道：“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国际资本的桎梏和奴役。”（李鼎声1949：3-4）因此，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1911年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其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地主”（同上264-267）。张闻天也将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描述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引用斯大林的观点，解释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因素，如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张闻天1987：216）。毫不奇怪，在李鼎声对革命的解释中，也可发现同样的因素（李鼎声1949：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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