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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從革命到政治：長徵與毛澤東的崛起（典藏本）》以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徵為中心題材，討論中國革命與中國政治的相互關係。作者應用瞭大量國內外文獻檔案和當事人自述資料，澄清瞭若乾史實疑難問題，同時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論模式，從“革命理想”到“政治現實”，即用中國共産主義革命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來解釋中共政治策略和權力結構的演變。這一轉變與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同步發生，正是此種轉變提供瞭主觀精神的力量，並與外部因素相結閤，使共産黨人獲得瞭最終的勝利。《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從革命到政治：長徵與毛澤東的崛起（典藏本）》齣版後在西方漢學界産生瞭巨大的反響，被公認是研究長徵和毛澤東革命思想的作品。

作者簡介

　　楊炳章，中國政治與中美關係研究專傢。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外國哲學所碩士生，1981年赴哈佛大學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留任哈佛費正清中心研究員，1997年迴國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錄

作者鳴謝1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中國南方的蘇維埃革命
第三章 第四次圍剿與長徵
第四章 第五次圍剿與長徵
第五章 遵義會議與毛澤東的崛起
第六章 紅一方麵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
第七章 落腳陝北
第八章 紅軍大會師
第九章 毛澤東作為政治企業傢的纔略
第十章 結束語：從革命到政治的長徵
附錄一 長徵大事記
附錄二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紅軍長徵蕭軍
參考文獻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迄今為止，關於共産黨人是在何時以及如何決定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徵的，對於一般曆史學傢來說，可以說仍然是一個謎。由於這一問題涉及各種復雜的私人關係，特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之間的關係，中共官方史學界似乎仍未能深入地研究這一曆史課題。除瞭發錶在當時中共期刊上的公開文章，西方曆史學傢所運用到的參考資料隻是一些原共産黨員現在國外的迴憶錄，其中最著名的是郭華倫和龔楚的迴憶錄。
　　盡管文風各異，但郭華倫和龔楚都講述瞭一個相似的故事。在廣昌之戰失敗後，立即召開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共黨和軍隊領導人發現難以從內部保衛中央蘇區，於是決定突破國民黨的包圍而到外部作戰，也就是說決定長徵。1934年7月份紅六軍團和紅七軍團的行動隻是中央紅軍長徵的前奏罷瞭。
　　當我們發現郭華倫（或者他所謂的消息提供人陳然）當時隻不過是一個中層中共乾部時，我們不僅頓生疑惑。因為他沒有資格齣席中央政治局或者中央軍委會議，這種會議再擴大也擴大不到他這個層次。至於龔楚，盡管他在紅軍中的職位要高得多，但他在《我與紅軍》及《龔楚將軍迴憶錄》中對曆史事實所做的一些明顯故意歪麯，不能不使細心的讀者也懷疑他的陳述。迄今為止，1975年齣版的李德迴憶錄就此問題做瞭最為確切和詳盡的描述。盡管在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錯誤和偏見，但是李德當時的確是最高軍事決策者之一，至少他並不是在故意編造花哨的童話。
　　其實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初，就曾有過突破國民黨包圍圈到外綫作戰的構想，隻是當時提齣這種想法是主動進攻性的意圖，而不是後來那樣齣於被動防禦性的局麵。1934年5月初，中央領導人召開瞭多次會議檢討廣昌戰役。參加會議的一般是當時在瑞金的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張聞天等人同博古等人進行瞭爭論，但主要是追究過去的責任而不是為瞭將來的行動，是關於戰術問題而不是戰略問題。當時有誰會想到要放棄中央蘇區作為會議的結果，前綫司令部被解散，博古也丟掉瞭前綫司令部政委的職務。仍由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對軍事負總責。周恩來則認為，通過建立更有效的防禦在蘇區打更多的勝仗，就可以在持久戰事中挫敗敵人的圍剿。李德因廣昌失守招緻指責，為瞭替自己“短促突擊”的戰術辯解，他寫瞭幾篇文章辯護這一戰術並勸說一些軍團的領導人，特彆是林彪和彭德懷也跟著這樣做。雖然林彪和彭德懷都不是十分喜歡李德和他的這個口號，但也都分彆在《革命與戰爭》上發錶瞭一篇文章。作為下屬軍人，彭和林想必是以此舉來證明他們對於共産國際和黨中央的一般性忠誠罷瞭，他們當時對中央內部分歧所知甚少，也沒去多想。
　　5月到6月，國民黨繼續壓迫。此時軍事行動的變化更具戰略性的變化。7月，紅七軍團和紅六軍團纔奉命到敵後作戰。此舉錶明瞭周恩來戰略思想的轉變，即從希望通過打贏每一場戰鬥來贏得整個戰役，到通過派遣部分紅軍去分散敵人注意力、外綫犧牲部分紅軍以保證紅軍主力的內綫活動的轉變。共産黨領導人仍不願放棄中央蘇區，他們不惜代價來拯救它。8月中旬，紅六、紅七軍團並未使形勢有大的轉機，而北東兩綫的敵人已經近在咫尺，中共領導人不得不認真考慮撤離蘇區而整體轉移的問題。李德在其迴憶錄中對長徵的決策過程給予瞭重要的描述。
　　政治局要求我起草一份從9月至10月的新的季度作戰計劃。經周恩來修改，政治局常委通過後，計劃的提綱經由上海傳至共産國際執委會。在準備該計劃期間，我與周恩來之間首次齣現瞭意見分歧。我最初的想法是讓第三軍團穿齣包圍圈，不然就在中央蘇區內部進行戰略防禦。盡管敵人的多層堡壘網使之有一定的睏難，但是我認為這可能保證主力返迴。至少從長遠來看這將使蘇區成為一個強大的遊擊根據地。
　　現在，周恩來力促脫離整個蘇區，包括所有的行政機構、後方服務機構、軍事設施以及大部分在蘇區內部和邊界地區開展運動戰和遊擊戰的獨立地方武裝力量。博古同負責實際安排的周恩來達成一些妥協，但周恩來仍是占瞭上風。據我估計，轉移的人數隻是略微降低瞭10%至20%。
　　李德並未準確說明上述事件發生的時間，但是由於這是在紅六軍團西徵以後不久，所以很可能是發生在8月上中旬。這可以從1934年8月18日周恩來發錶在《紅星》報上的《新形勢下的新勝利》一文中得到證實。此文已經公開號召“戰略性轉移”。周恩來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寫道：“我們必須堅決地開闢一條通往敵人後方的道路。在敵後打擊敵人……以開創新局麵而不是返迴老蘇區。”
　　當時的情況和以後的情況有所不同。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在這個時期的一些文章，並不是在錶達已被中央所正式接受的決議，而是在通過宣傳尋求對尚未獲得正式接受的意見的支持。至此，我們所能斷定的長徵的決策程序是：先是在8月上中旬，周恩來與李德發生瞭一係列爭論後，博古參與協調，三位首腦人物達成瞭協議，隨後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項英和陳雲討論並通過，後來便將一份綱要送往莫斯科。8月下旬政治局和軍委得知這一決定，也正是為瞭這一目的，毛澤東被從南方召迴瑞金。9月初各軍團首長接到通知，但是通知的具體程度隻限於“他們在各自轄區需要采取的某些軍事行動”。直到9月底和10月初，下級指戰員纔略微有所知曉，至於普通戰士隻到10月中旬決策實施纔知道。當然他們所知道的也隻是同他們本身行動有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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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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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閱讀！感覺寫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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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看，裝幀特彆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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