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抗战史(1931—1945)》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以重庆为中心的区域性抗日战争历史的学术专著，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重庆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客观地把握了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行的全民抗战与国民党当局抗战的关系，展示了各种爱国力量在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地把握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系，彰现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历史影响和重要历史贡献，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内容简介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抗战史(1931—1945)》全面反映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为止的重庆抗战历史，讴歌了重庆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突出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对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重庆抗战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周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总序 章开沅
序言 邢元敏
再版前言 周勇

绪论 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
一、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二、重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第一章 “九一八”前后的重庆经济与政治格局��
一、军阀割据下的重庆社会��
二、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四川
三、城市经济的缓慢增长��
第二章 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的兴起��
一、“九一八”事变后重庆的反日斗争��
二、中共地方组织在重庆的恢复及主要活动��
三、重庆救国会及其组织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三章 三大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过程中在重庆的斗争��
一、红一军团在綦江
二、红二、六军团与湘鄂川黔根据地
三、红四方面军与城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与重庆地位的提升��
一、抗日时期的战时首都��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第五章 国民政府的内政和外交��
一、国民政府的政治
二、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和军事政策��
三、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
第六章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
三、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第七章 民主力量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展
一、重庆救亡运动的高涨��
二、抗战时期中间力量在重庆的发展��
第八章 国共合作在曲折中发展
一、曲折发展的国共关系��
二、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三、国共合作的新阶段��
第九章 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艰难历程
一、重庆谈判
二、政治协商会议��
三、社会各界为争取和平民主而不懈努力
第十章 抗战造就了重庆在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地位
一、相对完备的近现代工业的形成
二、重庆交通业的大发展��
三、繁荣的战时金融业��
四、战时商业��
第十一章 重庆城市的发展
一、抗战全面爆发前重庆城市发展状况
二、全面抗战期间重庆城市的发展状况
第十二章 大后方抗战文化中心
一、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
二、抗日民主文化运动的曲折发展��
三、抗日民主文化的空前繁荣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九一八”前后的重庆经济与政治格局
　　一、军阀割据下的重庆社会
　　（一）清末民初的重庆社会和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革命一触即发。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响应，辛亥革命进入高潮。在革命高潮有力的推动下，重庆独立形势也成熟了。
　　在同盟会和新军的共同努力下，重庆于1911年11月22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随后成立了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并发布一系列革命宣言，在经济、文教方面也采取不少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但不久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的支持下，挟反动武装北洋军向革命党人诱降，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四川的辛亥革命成果，不久也被这种弥漫全国的妥协逆流所吞没。先是成渝两地军政府经过谈判后决定蜀军政府向成都的四川军政府交权。随后，在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庇护下，袁世凯的爪牙胡景伊势力迅速崛起，谈判时确定设立的重庆镇抚府被撤销，蜀军都督张培爵于1915年也被袁世凯杀害。最后，尹昌衡将政权交给了胡景伊。四川辛亥革命的成果终被吞噬殆尽。
　　1912年，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窃取了统治中国的大权，中国从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为推动革命继续发展，与南方各省军人首脑联合组成广州政府，从而在中国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中心。在西南，由于北洋军阀政权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四川各派军阀对南北冲突采取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而在川内，他们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彼此争战不断，滇、黔军阀也曾乘机几度出入四川。
　　1918年的靖国之役之后，靖国军取得了反对北洋军阀的走狗刘存厚的胜利。但在四川境内则出现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既有入川的滇、黔各军，又有刘存厚下属各部倒戈参加护法的旧川军，还有国民党四川各系部队。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据一方，自行其是。为解决冲突，防区制，即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在这时初步形成。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在既成事实面前无能为力，只得于1918年7月以划定“各军清乡剿匪区域”的名义，予以承认。在1919年4月，熊克武又正式明令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将各派军阀的割据之地以“防区”的名义确定下来。重庆大部分地区为靖国军第二师师长刘湘所“驻防”。四川从此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派军阀在各自的驻防区域任意截留税款、征派捐税、委派官吏、招募军队，省府督军形同虚设。
　　这个时期重庆的城市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间。重庆的纺织业、猪鬃洗房加工业等传统的工场手工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外一些新的近代机器工业也开始出现。20世纪20年代，重庆采用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进行缫丝生产的企业日渐增多。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川江航运中的华资企业大量增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度形成了华轮独营的局面。不过这一时期军阀的连年混战也给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军阀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也使工商业者苦不堪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迅速席卷全国，重庆人民也积极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反帝运动中来。5月中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青年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他们组织学生救国团体，并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青年学生的行动得到了重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市民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重庆商界和学界联合成立了重庆商学联合会，共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重庆的工人阶级更是对这场爱国运动予以强力支持。重庆日商洋行、店铺、长轿班的工人自动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商货物等。重庆民众的爱国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爱国斗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文化运动也借助“五四”运动的动力传入重庆，并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重庆的思想文化领域顿时活跃起来，一大批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川东学生周刊》、《新蜀报》、《友声》等。由于科学与民主观念在青年学生中的广泛传播，重庆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参与推行四川自治运动。他们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开展一系列活动。因此四川自治运动在重庆一度声势颇大、影响甚广。不过，四川的自治运动严重脱离广大的工农群众，因而随着全川自治联合会迁蓉以后不久即告解散，自治运动也销声匿迹了。
　　……

前言/序言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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