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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党党史大佬蒋永敬反思国民党为何丢掉大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威望地位达到高峰，为何只短短四年，就败走台湾？
　　国共战场上，为何那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转而投诚？这一举措对战局有什么影响？
　　偏隅台湾的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何检讨？
　　1950年，已经是共产党治下的浙江省，蒋介石怎样做到了在舟山全身而退？

内容简介

　　

　　从1945年8月，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到1949年12月国府撤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由和谈而至战争，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变为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这一巨大变化的因素，固甚复杂，而国共两大领袖——蒋介石、毛泽东的意志和主导，实具关键性。《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即是围绕这个问题来做探讨，期对这一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解。

作者简介

　　蒋永敬，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纂修、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等职。
　　著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孙中山与胡志明》《国民党兴衰史》（增订本）《胡志明在中国》《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中国思想家——孙中山》《民国胡展堂先生年谱》《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抗战史论》

　　刘维开，现任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副主任、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著有：《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
　　编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罗家伦先生年谱》

目录

第一章 和谈经纬（上） 重庆会谈毛泽东志在华北与东北
停战协议美助蒋介石先图关外
第二章 和谈经纬（中） 政治协商结果国共反应不同
整军方案中共另有“暗盘”
东北停战协议战而不停
第三章 和谈经纬（下） 施展拖延战术谈而不和
为宣传而谈判教育人民
综论
第四章 安内图外 一箸失全盘败
先安关内，再图关外
蒋介石悲观局势“几于痛哭”
毛泽东说：“蒋介石来势很凶”
苏联、中共态度由硬而软
“一盘好棋”搅成“一盘歹棋”
第五章 和战两难 关内全面停战 关外全面接收
苏军支持共军阻挠国军接收
美援落空蒋马分歧 回头再安关内
和战两难两头落空
第六章 挫折年代 1946年的战果
国共双方兵力概况
鲁南战场之受挫
东北共军第五次攻势
动员戡乱全面动乱
政治之腐化 通货膨胀与经济恐慌
中共的“第二战场”
士气低落与军纪败坏
第七章 崩溃年代 军事走向崩溃
毁灭性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金融的崩溃 国民党内讧蒋氏下野 结语
第八章 进退两难 六届临时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第一次会议经过
中常委谈话会 第二次会议经过
结语——会议之检讨
第九章 国府撤退 行政院南迁广州 广州—重庆—成都
从成都到台北
结语
第十章 舟山撤防 舟山战略地位的提升 蒋介石对舟山防卫的加强
舟山撤军之决定与执行
结语
第十一章 检讨总结 蒋介石对1949年失败原因之检讨分析
检讨大陆失败原因之意义与目的
结语

精彩书摘

　　为宣传而谈判教育人民
　　一 教育第三方面人士和群众
　　四平战役后，苏军代表向中共东北局表示：中共如有能力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陷美蒋于被动，他们愿意帮中共从海上经山东转运武器弹药，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毛泽东几乎马上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不顾关内的停战令，指示山东共军发动“报复作战”。因此，在6月间的谈判期间，关内即已开打了。到了7月以后，表面还是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周说：“我们坚持政协路线”，“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马歇尔认为周恩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亦即周氏所谓：我们把蒋不愿解决问题，告诉人民，用以教育人民。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经过谈判，“为群众所认识。”因此，“和平虽不可能，但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同时，周氏也要第三方面人士得到教育，使他们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去调解。因为他们内部的大部分人士很动摇，想来个折衷方案，解决问题，希求和平，不一定是听共产党的。因此，共方只要把民盟拉住，不使他们参加国大，国大开了就很臭。
　　根据周恩来的分析，第三方面总是不断的动摇，因为国方二陈（果夫、立夫）、陶希圣等坚持要开国大，因此，第三方面就发生了分裂的局面，青年党与民社党参加国大，早在意中，张君劢（民盟中的民社党）极端动摇，胡政之自称内外夹攻左右为难，黄炎培加上一句天人交战。另外还有几种人，如陈铭枢反蒋而不进步；梁漱溟、黄炎培、章乃器等自有立场，不愿投蒋，但动摇不定。同时第三方面也不断新生，如闻一多、马叙伦、马寅初、张炯伯学习求进步，联系群众。同时，昆明、北平、上海都新生了第三方面的群众领袖。因此，周之争取动摇分子目的，在教育群众。
　　为何要以谈判来教育群众？依周恩来之说，要使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识识”，同时也要使“群众对美觉悟”。因为抗战初期，群众对中共的认识，只重抗日，并认过去暴动政策为错误，他们到延安去，亦多自民族立场出发。现在则不同，“共产党抓住独立和平民主的旗帜而与卖国内战独裁的国民党相区别”。由抗战初期左右之分，变为是非好坏之分。至于美国方面，因群众对美幻想很大，但自中共六、七间发出声明，指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实质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以及“蒋介石反动派继续独裁和内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以后，“群众对美觉悟已普遍得出乎意外。”这是“教民作战”，预设“倒蒋反美”的作战目标。
　　二 中共之政协路线
　　周氏所谓的政协路线，也就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路线，是他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为什么叫政协路线而不叫政协决议呢？周说：政协决议已被国方破坏，如果将来再谈判，共方决不承认过去的国大等等。所以决议可变，但路线不变，即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不能变。只要抓住这个路线，标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方针，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用以战胜蒋介石集团。
　　蒋在六月的谈判失败后，仍于7月2日找周恩来直接谈判，谈得最多的是苏北问题，一再重复苏北对南京的威胁，说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谈国大等问题。周没有松口。当晚约同王世杰、陈诚等再谈这个问题，王承认按照在政协决定的原则，先改组政府，实施共同纲领，然后再解决有问题的地方政权，举行民选。王说：政府对东北若干省已允可暂时不照一月十日之停战协议接收，中共对苏北问题必须让步。周坚决不允。致无结果。蒋氏显然不愿再拖下去，未与有关人员商量，即经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王世杰建议先确定召集办法，再行宣告日期，希有缓冲余地，未被接受。周恩来即向马歇尔表示：11月12日召开国大很突然，等于政府又投下一颗炸弹。政府现在的作法，片面的召开国大，不愿开政协，这不合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了。这和你（马）初来的谈话，政协协议，以及杜鲁门总统声明的精神相违背。此乃周氏“政协路线”的使用也。
　　同时，周也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斐斐说：
　　美苏关系的不好，常影响到中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立场看，并非没有办法可以自处了。如果国民党的政府是聪明的话，它应该自动地负起桥梁的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国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国的国民政府改组成联合改府了（按照政协那样去做），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则中国不致完全受一国的影响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国际间的合作。
　　周氏之言，虽是宣传“政协路线”，却完全像个自由主义者。人民听了，定会很赞同；但也会觉得国民党很不对。
　　三 马歇尔八上庐山
　　为求僵局之打破，马歇尔与王世杰等连日和周恩来商谈。认为僵局之所在，是由于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行政。王曾两次向蒋进言，先就已商定之交通等问题成立协议，不必坚持要求中共军撤出苏北。蒋不同意。马歇尔方面之策士，对于中共区域行政问题，有主张用选举方法暨由联合国或美国监视者，蒋甚愤愤。
　　马歇尔自调解东北问题以来，显已无能为力，影响力大非昔比。周恩来亦认为“美、马作用亦值得重新估计。”是即马的利用价值不大了。7月7日，延安中共发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攻讦美国及国府。马亦感到他的任务行将终了，向其国务院建议，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驻华大使。蒋颇不喜其人，以其人无定见徒趋时尚也。惟照国际惯例，亦殊难拒绝之。
　　自7月中旬起，国军在胶济路沿线及苏北与共军大冲突，战事有燎原之势。蒋自7月14日起偕夫人往驻庐山，一直到9月21日离牯岭去南昌，26日回南京。这段期间，是在全力指挥对共作战。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仍调停其间，八上庐山，两方奔走。八次登庐的时日及其活动如下：
　　第一次：7月18日，马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庐。蒋自记谈话经过曰：“马歇尔谓，彼对周恩来已不能置信矣！又民盟部分人士为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心怀疑惧，竟托马歇尔、司徒雷登转告彼等生命已无保障，谈判难以继续云。”
　　19日，蒋与司徒会谈，告以共军如不能统编为国家军队，则中国民主政治之障碍无法消除。次日，又告以政协决议仍属有效，待共方停止攻势方得实施。
　　第二次：7月26日，马由京来庐。行前，周恩来向马提出解决目前局势两顶办法：（1）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2）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19蒋认为各地共军大部分为国军阻截，周气沮，故又酝酿恢复和谈也。
　　马回南京后，周恩来对马说：“前天（7日30日）你（马）回来后，我（周）想会有很多人来见你，所以（我）没有来。实际情形很严重，我简单说一下。”（1）立即宣布全国停战。（2）派执行小组到冲突地区。（3）军事、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如被拒绝，证明政府要扩大内战。
　　第三次：8月4日，马来庐，向蒋报告与周恩来8月1日在京谈话经过。蒋允由司徒雷登续与中交涉。照6月30日以前所谈之条件，作为最后之条件，以示政府不拒调解也。又嘱秘书沈昌焕告知司徒：“所商谈对共党交涉之条件（即下述五条件），为政府最大限度让步。如共方有一不能同意，则应断然中止谈判。”
　　8月6日午，司徒自庐山回南京，约周恩来晚餐，谈五小时。司徒上山原定向蒋提议一面停战，一面改组政府。蒋仅同意司徒提议先成立一非正式小组，由司徒及国共双方商谈改组政府。但在商谈前，中共必须接受下列五条件：（1）让出苏皖边区。（2）让出胶济线。（3）让出承德与承德以南。（4）东北在10月15日前退至黑龙江省、兴安省及嫩江省与延吉。（5）鲁、晋两省须退出6月7日后占领地区。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司徒问周：有无商量余余地。周答绝对不能接受。周问：蒋何以如此无理，愈要愈多。司徒说：蒋说形势已变。司徒问：和平无望，似非内战不可了。周说：蒋要求无厌，故内战责任应由蒋负之。最后周告诉司徒：蒋逼我条件，较马折冲时尤苛，证明对司徒毫无好意，故出难题。
　　8月6日，马自庐返京，蒋为设宴，并谈共党问题，蒋自记所感曰：“彼于言次虽表示对共党不能信任，惟于达成调解任务，则仍存奢望也。”
　　第四次：8月15日，马四度来庐，行前马曾与周恩来谈话，周说：蒋的五个条件是内战的路线，要停战现在就停，否则必定大打。马对蒋说：周意仍须全面停战，改组政府，政府改组后，方得召开国大。共军决不撤出苏北。地方行政问题，重行选举，须先商谈选举法。蒋以中共一意曲从美国，无解决问题之意向。马以为对共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引起内战，使国家陷于崩溃，如用政治商谈，以求妥协，虽不能保证共党不再叛乱，但较有和平之希望。并认为联合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反促共党扩大叛乱之决心。蒋问马曰：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乎？中共能否放弃武力夺取政权？能否不受俄国指挥？马对蒋之所问则不重视，而一意要求立即停战。蒋自记曰：“从未见有如此顽固者，可痛。”相对而言，“蒋公”亦不无“顽固”也。
　　蒋之坚持，似即受到美国之惩罚，18日，杜鲁门总统以行政命令，制止中国购买美国剩余军火。在此之前，马已电请其政府，自7月份起，断绝一切对华援助。
　　而据周恩来之透露，由于美国“反动派主张公开援蒋内战，中间派则主张不撤兵，马不回（美国），继续调解停战，援蒋。美政府声明不援助军火，等于说仍援助物资。因此，马、司（徒）乃于马四上庐山时，重提从政治上谈改组政府事。”是以蒋允先谈改组政府，然后停战。但周又认为是蒋欲取得更多美援，故告诉马及司徒说：欲谈组府，必须蒋承认谈后停战，放弃五项要求，及按政协组府。目的是揭穿蒋之“欺骗”，反对美之援蒋。
　　蒋认为美之施压，使共方态度更为强硬。其自记所感曰：“共匪猖狂异（益）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
　　第五次：8月24日，马由京来庐。这是出于周的设计。周为拉拢司徒及其随员傅泾波，证明拖、打责任，均在蒋方，故让马再上一次庐山，以揭穿蒋决不会放弃五项要求与立即停战。如蒋再提要求，不作肯定答复。即得民盟拥护而谈判，由声明非立即无条件停战与照政协办事，或重开政协谈判，解决停战、组府、自由、宪草、国大等问题。迨美国如再一面商谈，一面援蒋，则更可暴露美之阴谋。再加以大力宣传，造成舆论，逼美表态。这是周恩来所说的：“经过谈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为群众所认识”，并且“把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目也弄清了”。所以“和平虽不可能，但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此即周氏为宣传而谈判，以谈判而宣传也。
　　在周之设计下，马向蒋提议组织五人小组，谈政府改组问题，蒋原不赞成，经马之力争，始勉强同意。小组的人选是吴铁城、张厉生（政府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中共代表）及司徒雷登（美方代表）。周乃以谈好后，应立即停战与放弃五条难之，并公开发表谈话以宣传之。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及吴鼎昌、吴铁城等连续声明，决不能接受中共所提两点。周乃告司徒，说小组尚未会谈即告失败，因国民党毫无意于停战，且仍欲以武力实现五条，一经会谈便可证明。到时我们（周）将声明马、司徒调解完全失败，只有使执行部及其小组宣告解散。司徒闻言乃红了脸，说果如是，我一定要以国家力量劝蒋。周认为：“只要马、司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已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
　　周之诡计多端，实玩马、司于股掌之上。尤其是司徒，周认为他是“老实无用，说到无理时就脸红无话说。”故易玩弄之。
　　第六次：8月31日，马来庐，与蒋商谈改组国民政府问题。蒋表示改组国府、召开国大及重行颁发停战令三事，应同时解决。而停战令乃为政府之最后一着，不能随意使用。马仍急于要求停战。惟据司徒随员傅泾波见告：共方仍坚时立即全面停战与撤回五项要求为先决条件，不可待政府改组成立时停战。
　　马返南京后，偕同司徒于9月4日至6日三天，与周恩来连日会谈，马说：五人小组限于讨论国府委员会问题。周表示：如不停战，中共就不能提出国府委员成员名单。周说：再让步一次，同意五人小组会谈改组国府委员会办法，商定办法后，政府是否下令停战及放弃五条要求？马及司徒表示无法保证。周最后表示：不能再无限地忍耐，要求美蒋明白表示态度。会后，马七度飞庐。
　　第七次：9月9日，马到庐，为求获得共方之妥协，主张五人小组及军事三人小组同时进行。蒋曰：军事三人小组如商停战问题，则必须将6月30日以前所商定之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同时解决；且在下令停战前，共党须将其参加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名单同时提出；否则不能下令停战。
　　马回南京后，周于9月11日和马会谈，12日和司徒会谈，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14日又和司徒会谈，要国民党保证，中共和民盟之国府委员须14席。早日发布停战令，否则就没有召开五人小组会议之必要。次日，周致马一份备忘录，除历述国民党“违约背信”外，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
　　我（周）现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之地位，特向阁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提出直截（接）了当开门见山之办法，请阁下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问题。
　　第八次：9月15日，马最后一次来庐，向蒋详述与周恩来商谈经过，谓对共党所提要求政府保证停战一事，始终未允。蒋认为马氏此一态度，尚属难得。惟周仍坚持须先谈军事，重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国府委员名额，共与民盟必须占有14席。蒋允13席。马于17日回京时，周则先一日去沪，以示拒绝参加政治五人小组会议（谈政治）。要求迅即召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谈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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