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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历史爱好者，清史爱好者
　　

清王朝走向吏治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外攘夷的态度如何？

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派系矛盾有哪些？

清政府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内容皆属清政府或清统治集团方面，面对中国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一空前严重的国家、民族政治危机，所做出的抉择与反应。本书将有助于史学爱好者，对中国近代史有一个较为完整而全面的理解。上卷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详尽揭示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清王朝吏治败坏的原因与恶劣的社会影响，并分析了清廷整饬吏治的种种努力与失败；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各种“制夷”思路和外交政策的僵硬性与随意性 ，最终使得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晚清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与斗争。

作者简介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晚清南国》、《晚清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下卷）等。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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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封建社会末期的王朝吏治及其社会影响
第一节 道光朝的吏治
一、贪赃受贿，枉法营私
二、贪酷虐民，冤狱重重
三、穷奢极欲，竞尚侈靡
四、庸懦昏聩，懈惰公事
五、夤缘钻刺，党援互市
六、吸食鸦片
第二节 最使道光帝忧惧愤懑的吏治官风——因循疲玩，懈怠公事
一、中央对地方政治控制力减弱，令不能行，禁不能止
二、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减弱，地方每每借故侵挪正杂钱粮
三、从地方到中央各级行政机构，办事拖拉，毫无效率可言
四、各衙门之间互相推诿，消弭事端
五、官官相护，积习相沿
六、各级官僚碌碌中庸，遇事模棱取巧，敷衍圆滑，不负责任
七、黠书蠹吏舞文弄法，勒折需索，挟制官长
第三节 清王朝整肃吏治的努力与失败
一、“京察”“大计”和“军政”，以激浊扬清
二、道光帝裁汰漕运陋规，整顿吏治的三把火
三、酌定章程，惩恶扬善
四、以官治吏，裁汰胥吏
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清廷腐败吏治
第四节 清道光朝吏治败坏之原因
一、封建官僚政治藤蔓上的恶果
二、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通病
三、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
四、八股科举考试制度方面的原因
第五节 道光朝吏治腐败的社会影响
一、破坏社会生产力
二、激化了地主阶级与贫苦农民的阶级矛盾
三、各级官吏的贪卑苛敛，造成官逼民反
四、侵蚀清王朝的官僚集团，削弱了其统治力量
五、清王朝国家机器对外、对内两种职能大大下降
第六节 综论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及攘夷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与对外交涉
一、清政府对中外关系及战后局势的认识
二、对外交涉的指导思想及应付局势的最初措施
三、清政府对外交涉的实践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制夷思路
一、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以商制夷
二、传统制夷思想的应用——以夷制夷
三、传统思维模式的复归和制夷新思路的瞬息闪光点
四、传统思维模式与严酷现实撞击下的权宜之计——以民制夷
五、封建官员的驭夷“智术”——阴阻制夷
六、类似鸵鸟的制夷方略——以静制夷
第三节 清廷外交的僵硬性和随意性
一、清廷外交的僵硬性
二、清廷外交的随意性
第四节 以民制夷法宝失灵
一、广东地区“以民制夷”屡遭败绩
二、津京地区“以民制夷”彻底失败
第五节 简短结论
第三章 晚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与政局
第一节 关于主战派与主和派的问题
一、主战派与主和派概说
二、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不同立足点及其合理性
三、对外战争与议和中的“理”与“势”
四、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局限性
五、主战论者与主和论者的同一性和渗透性
六、评判主战与主和是非的标准
第二节 关于帝党与后党的问题
一、帝党何时形成
二、后党何时形成
三、帝后党争
四、帝后党争的余波
第三节 放言高论，纠弹时政的清流派
一、清流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清流派的成员构成与统系
三、清流派的政治态度与晚清政局

精彩书摘

　　帝后党争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自甲午、乙未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社稷难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统治当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光绪帝于甲午战争后，“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每以维新为宗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纷纷“竞言自强之术”。
　　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陈《培养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补偏之计”十三条。接着，户部侍郎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明确指出：“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盖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之道不同也。”要求清廷“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广兴学校”等。其他一些亲帝官员如礼部尚书李端葇、给事中高燮曾等也纷纷上疏，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的翁同龢，原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直到甲午战前，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尚极不以为然。这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1895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事先曾拜请时任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的同乡张荫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够拜见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视贵为帝师、军机大臣等，避而不见。甲午战争以后，翁同龢认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故不惜降尊纡贵，主动去康有为的住处拜访。从此，开始了维新派与亲帝势力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亲帝势力也在朝野强大变法思潮的激动下形成了一股帝党势力。光绪帝接近并利用维新派，力图变法维新的政治举措，引起了亲后势力的不满与惶恐，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权力冲突已经很难避免。
　　由于原来亲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为清议所不容，清廷遂将其召入京内“入阁办事”，失去了政治上的实力和地盘。光绪帝利用当时人们痛恨对外妥协议和的情绪，于1895年7月又将亲后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罢值军机处，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枢势力。慈禧太后则命令撤去南书房，革去翁同龢的毓庆宫差使，不给光绪帝与翁同龢公开单独会面交谈的机会。同时，任命听命于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并重用亲信荣禄，很快就再次调整好自己的权力基础与阵容。
　　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因不满于慈禧太后虽名已归政，但实际上仍对光绪帝多方掣肘的行为，曾于1894年乘光绪召见之机，不无鄙意地秘密进言说：“太后虽穆宗皇上之母，而实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光绪）入继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对此有所耳闻，颇为震怒，遂翻出这一历史旧账，强令光绪帝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这两名亲帝的官员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如果说以上诸次帝、后的矛盾斗争，仅仅是帝、后党争的开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警惕，那么，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则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公开化。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但寇连材在目睹了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则无权，及慈禧太后骄奢误国等情后，竟不顾清廷内监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长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为重。数日后，寇连材又违制上折论陈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各条，“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寇连材当时不过仅是一名阉竖太监，违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将其杀掉，本不足为虑。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怀疑寇连材背后是否有光绪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内务府将其斩杀于菜市口，并借机株连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绪帝的其他“内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了帝党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文廷式，江西萍乡人，他既与翁同龢有交，又与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交好，且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师，同时又为南清流派的一员，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对“德宗（光绪）每以不得行己之志为憾”。光绪帝对他也极其器重，很快将其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四品的侍讲学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以“遇事生风，常于松云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等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帝党的势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几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曾试图废掉光绪帝。有史料记载说，“乙未（即1895年）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梁启超也说，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太后确曾企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某亲王之孙为帝。因其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因而“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
　　1897年春，军机大臣李鸿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机又将其亲信孙毓汶安插到军机处。慈禧太后虽身居颐和园内，但朝廷内外的大事都有其亲信大臣随时奏报。在帝、后党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分歧与公开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89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公开摊牌：“乃谓庆亲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不敢立即与光绪帝公开撕破脸面，直接从皇位上将光绪帝拉下来。这是因为，光绪帝自继位以来，虽性格怯懦，政绩平平，但并无明显的失政失德行为，慈禧太后不得不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有所顾忌。同时，她也料定光绪帝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尚不至于对她构成实际的权力威胁，故而对光绪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实权的学士言官，以及康、梁维新派等进行的变法活动，暂时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她曾对其亲信说：“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同上。
　　光绪帝利用慈禧太后的这一“宽容”态度和机会，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其一，以“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每于召见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等罪名，免去身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帝党领袖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永不叙用，驱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二，规定嗣后凡授任二品以上新职的大臣，必须具折并到慈禧太后处谢恩；其三，当年秋天，光绪帝将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其四，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从以上谕旨和任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已经张开了数张大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帝党及维新派采取断然措施。
　　但对于光绪帝的第一道谕旨，人们不免感到大惑不解，光绪帝何以会在戊戌变法刚刚开始之际，就轻易同意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斥呢？难道真的如有些人所说，完全是迫于慈禧压力的迫不得已之举吗？据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张謇之子张孝若说，翁同龢被罢黜的历史原因是，“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要去翁公，他也无可无不可”。但是，使光绪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翁同龢被罢斥以后，“太后防范进攻的计划，愈加的周密”。
　　此时，虽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加入到帝党的行列中来，但他们都是不掌实权的地位较低的文官，难以在帝、后党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戊戌变法运动刚一开始，帝党已经是溃不成“党”了。
　　９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唯慈禧太后之命是听的礼部六堂官后，虽任命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徐致靖、阔普通武为礼部侍郎；９月５日又赏加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上学习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但帝党的总体力量仍是远远不足以与后党相抗衡。从帝、后两党的实力对比来看，帝党在９月21日的戊戌政变中表现得毫无抵抗能力，也就无足为怪了。
　　由于帝、后两党的斗争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激烈，因此帝后党争难免被人们涂上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政争色彩。其实，自甲午战争以后，慈禧太后对当时兴起的变法维新思潮是持审慎重视态度的。
　　1895年5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上达光绪帝之手。光绪帝阅后，大受启示，命人誊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存于御匣，一份存于乾清宫。慈禧太后“留览十日……乃发下”。这说明慈禧太后并非自始即仇视变法维新。在戊戌维新之前，慈禧太后曾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弟子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者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对于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慈禧太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这说明，慈禧太后支持有限度的变法，凡可以“图富强者”，皆予以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即中国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等立国的根本不可轻易改变，否则即是“得罪祖宗”，“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二是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激，否则有可能引发朝野上下，乃至整个社会的惊恐和动荡不安。慈禧太后之所以发动戊戌政变，主要是对光绪帝骤裁京师闲散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安与不满。特别是光绪帝准备开设制度局总揽变法事宜，另立法律、度支、陆军、海军等十二局，以“分其事”的变法举措，必将严重改变清政府的原有统治体制，必将触动慈禧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他们认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开十二局是“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
　　这年９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礼部六堂官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更真切地感受到变法给其既得利益带来的危害，“方憎帝操切”。后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密谋兵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的消息泄露后，慈禧太后以生命、利害攸关，故此才发动了戊戌政变。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颇为活跃，并由其引起礼部六堂官被罢斥轩然大波的维新派王照事后曾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客观冷静地分析，以上两人的记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那种认为“太后敌视变法”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一言为定！”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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