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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百年国士之1：酒旗风暖少年狂》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作者简介

　　王大鹏，1937年9月生，河北献县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丁聪，1916年生于上海，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兼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馆馆长。2009年5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一百年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西化东渐，洪波激荡。几代文人学者，忧国匡救，以其卓识奇才，筚路蓝缕，扶危继绝，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中华文化，凝聚一身，沉浮毁誉，难累其心，独立不惧，孤往不悔。时运交移，俯仰百变，泰半已为归人，隐入苍莽青史，硕果仅存者，亦臻耄耋期颐。吾辈祀之以国殇，奉之为国士，高山仰止，永怀不敢或忘。
　　——王大鹏

目录

序一
序二
辜鸿铭（1857-1928年）
辜鸿铭先生轶事
记辜鸿铭
回忆辜鸿铭先生
绝代的学者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孑民先生的最后遗言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记蔡孑民先生
回忆蔡元培先生

章太炎（1869-1936年）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纪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诞辰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章炳麟渊博怪诞
章太炎
追忆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梁启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
上台唱戏
无穷的恩惠
记梁任公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忆梁启超先生

齐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齐如山——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为梅兰芳编戏与排戏
记齐如山

张伯苓（1876-1951年）
教育家张伯苓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节选）
我们的老校长
……
王国维（1877-1927年）
连横（1878-1936年）
陈独秀（1879-1942年）
于右任（1879-1964年）
李叔同（1880-1942年）

精彩书摘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

前言/序言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我在上面提到了文化传承的手段或工具，最后归结到人身上。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可以为证。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又何尝不是这样？本书的编选者王大鹏教授，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50名“国士”，编成了这一本书。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人都是为“此文化（指中国文化——羡林注）所化之人”。根据我的补充说法，“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我认为，我们俩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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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文章作者在关于怎样定义知识分子时的论述：什么是知识分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从事脑力工作的就算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刘易斯·科塞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他声称，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艾尔曼重复了这一观点，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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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不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语言，宋教授所总结的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农民性”的表现和这些表现所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都好像是对的。但是，既然是要查找根源，那我们翻翻历史就会明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那时候，上起官僚皇亲、下至黎民百姓，思想上没有什么两样，清一色的儒家文化。只不过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何来什么思想上的“农民性”？“机会主义，血缘主义，面子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说到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儒家文化造就的，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得不遵循的思维方式。其实，在古代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即便是有，也无法表达。集权和儒家文化，使百姓成为思想上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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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刚刚拿到书，这本王大鹏写的百年国士之1酒旗风暖少年狂很不错，百年国士之1酒旗风暖少年狂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一百年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西化东渐，洪波激荡。几代文人学者，忧国匡救，以其卓识奇才，筚路蓝缕，扶危继绝，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中华文化，凝聚一身，沉浮毁誉，难累其心，独立不惧，孤往不悔。时运交移，俯仰百变，泰半已为归人，隐入苍莽青史，硕果仅存者，亦臻耄耋期颐。吾辈祀之以国殇，奉之为国士，高山仰止，永怀不敢或忘。——王大鹏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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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来专门讨论一下宋教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四个特点：“农民性”。我之所以拿这个“特点”作专门的讨论，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农民性”特点，很具有迷惑性，不加分析的话，一般会认为他的说法很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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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乃一介草民，学浅才疏，但凡见到教授一级的文章，唯恐失掉拜读的机会，想虚心学习并以此方式实现裒多益寡的愿望。今日读得宋圭武教授《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却不敢恭维。我知道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才学浅薄，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基础，所以，读不懂宋教授大作。但是，仅从语文学的角度分析，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可想其思想性就无从谈起。如果我的言论伤害到他人的个人尊严，敬请原谅。当然，我的观点也未必就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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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用，不错的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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