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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
　　《译林人文精选：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曾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20余国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享誉全球。
　　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作者对日本人性格和文化的定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解读范本：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精神的象征，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在这两种具象征意义的事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此书诞生之后，想模仿这本书解读日本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本能做到。
　　《译林人文精选：菊与刀》论证严谨，饱含智慧，语言优美，是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公认读本。

内容简介

　　《译林人文精选：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两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事件入手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习俗、教育等，力图透析日本，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民族学家、女诗人；美国人类历史学派开创人博厄斯的学生，也是其学术继承人。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36年起代理哥大人类学系主任。她与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代表作有《文化模式》（1934）和《菊与刀》（1946）。《菊与刀》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

精彩书评

　　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是个极其矛盾的民族，柔美的花与刚烈的刀可以同时被人尊为至美而刚柔相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最为深厚。她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性，她也领悟到了这种矛盾性。
　　——三岛由纪夫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从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
　　——戴季陶
　　
　　读过席书的许多日本学者，至少我所知道的，无不交口称赞它的资料丰富。本书具有至今那么多(外国人写的有关日本的)书都没有的新鲜感受和深刻尖锐的分析。我希望所有的日本人都要读这本书。
　　——日本著名学者，川岛武宜
　　
　　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暖昧”表象之下，无与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目录

第一章 任务：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得其所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受恩于历史与社会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承担的回报

第八章 洗清污名

第九章 人情界

第十章 德之两难

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第十三章 战败后的日本人

附录 我在暧昧的日本（大江健三郎）

精彩书摘

　　一、出身
　　如果说每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多少有些传奇色彩，那么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的这一特征尤其突出。
　　著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年毕业于美国名女子大学瓦萨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后来进入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在被后世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当时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兹·博厄斯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人种决定论”大行其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针对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博厄斯以其人类学研究为根据驳斥了人种不变的观念，提出了相反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该学说主张，异文化的价值只有从其内部的视角才能获得理解。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种知识氛围中开始其人类学研究的。
　　由于本尼迪克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业成绩优异，她被推荐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话为题材，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后，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1937年，她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副教授职位的女性。1948年她晋升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同年9月辞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的委托，本尼迪克特开始了日本研究。战时情报局成立于1942年，是一个以进行“白色宣传”为宗旨的、进行心理战的机构。“白色宣传”是指通过散发具有明确信息来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信息，来打击敌方兵士战斗意志的宣传活动。它与消息来源不明，具有谋略性质的“黑色宣传”相对。因此，本尼迪克特受邀进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确的战略与战术目的。1944年8月，战时情报局新设“外国军民士气分析班”；9月，本尼迪克特成为该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员，同样进行日本方面的分析工作。
　　由于无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实地调查，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资料。最终，她依据包括“传说、电影、对美国国内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战俘的采访、（日本）研究作品、新闻记事、广播节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说、议会演说、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书”等在内的资料，探究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1944年她完成了研究报告，并于两年后出版了以该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本书，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官员、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中引发广泛反响，被认为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迄今为止，该书仍是美国大学众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当初认为，本书的寿命大约十年——真正的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尼迪克特或许清楚该书因资料方面的局限，可能夹杂着对日本文化的误解，因而有此一说。然而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读者持续阅读，可以说远超过了著者预想的时效，而且读者亦远超出了英语文化圈。本尼迪克特未曾预料到的是，无论该书里面有多少“误解”（不少后世学者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美国政治精英却正是依据这样充满特定“误解”的日本认识，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这种政策也正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可以说，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出色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的日本认识，进而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成。
　　因此，《菊与刀》这种独特的出身非但使其成为人类学领域的必读书，还使自己成为战后美日国际关系史中的关键文献。毋庸说，这是学者无上的荣光；《菊与刀》成为这位伟大学者的墓志铭。
　　二、传奇
　　然而，《菊与刀》的故事并非仅限于此；在该书的对象国日本，它演绎的传奇别开生面。1946年11月该书出版后，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官委托日本学者进行翻译。两年后的1948年，该书由日本学者长谷川松治完成翻译并出版，随即引发日本国民的阅读与讨论热潮，并多次再版。1967年，译者重新修订了译文，作为“现代教养文库”的一本由社会思想社出版。2005年，日本著名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取得版权，继续出版发行。2008年，日本光文社将其作为“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的一种，出版了由角田安正翻译的新译本。角田是日本防卫大学的教授，专攻俄罗斯研究。据“译者后记”所言，这位俄罗斯专家翻译《菊与刀》的契机正是该书新近出版了俄语译本。不过，该版本腰带上写的“盼望已久的新译！”更让读者注意乃至感慨：时隔六十年后，日本第二个版本终于姗姗来迟。
　　与版本稀少的状况相比，该书发行量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截至2008年角田的新译本出版时为止，据统计，长谷川松治的译本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册；该书对日本国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早在1947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就在左翼刊物《思想》（4月号）上率先发表书评“《菊与刀》：美国人眼中的日本道德观”，向日本学界介绍了该书的主要观点。《菊与刀》日译本出版后，日本知识界开始了对它历时漫长的评论、讨论与研究，迄今不绝如缕。在1950年《民族学研究》（第14卷第4号）特刊中，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数位学者，比如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哲学家和辻哲郎、汉学家津田左右吉等纷纷发表评论，盛况空前。其后，直接或间接讨论该书的论文与著作层出不穷。比如作为单行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有《日本文化论试论：阅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九十年代出版有《〈菊与刀〉的新解读方法》等。
　　另外，外国学者研究《菊与刀》的作品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比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批判性著作《内化的外国——〈菊与刀〉再考》（1981年）得到了翻译出版。在该书中，拉米斯批评本尼迪克特仅凭借诗人的直观写作，因而认为《菊与刀》不是根据确凿的学术研究作品。拉米斯还率先指出本尼迪克特犯了“自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认为早于后来大名鼎鼎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开启了此后以揭露“自民族中心主义”为主旨的文化研究的先河。拉米斯的观点在日本引发了正反两个方向的争论，至今不休，但否定性的意见居上。
　　其实，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内容褒贬亦始终不一。比如，作为批评性的观点，前面提到的和辻哲郎指出，如果给“日本人”加上限定，诸如“日本军人的思考方法”、“日本俘虏的思考方法”等，那么本书所说的“日本人集团”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可。然而，该书将历史、地区、集团、阶层等因素一概排除在外，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讨论了一般化的日本人，因而书中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日本文化的类型”这些说法就过于暧昧了。这种批评颇具有代表性，毕竟，任何对一般化的“日本人”的描述都很容易将现实中的个体脸谱化。
　　在众多的研究与评论中，森贞彦的解读尤其值得关注。在2002年刊行的《〈菊与刀〉新探》中，他分析了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各种典型误解，进而对该书进行了全面的辩护。比如，“菊”被解释为“掩饰起来的意志的自由”，而“刀”则象征着“自我责任的态度”。在接下来2003年出版的《孤儿〈菊与刀〉的感叹：学界巨头们犯的大错》中，作者将柳田国男、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学术巨人的评论放到了显微镜下，将他们的错误条分缕析。在他看来，这些巨人们仍未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2004年，他继续推出新著《日俄战争与〈菊与刀〉：历史的新视点》。他依据自己对《菊与刀》的解读，以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坂上之云》为主要资料，重新分析了日俄战争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自己依据《菊与刀》开发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析方法，因而看到了迄今为止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所未见到的一面。2010年，作者再接再厉，出版了长达千页的《〈菊与刀〉注解》，完成了全新解释，并将日本的《菊与刀》研究推向了高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讨论日本文化的著作持续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与讨论，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化现象。可以想见，《菊与刀》的传奇仍将在日本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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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还可以，就是封面那女人的像素也太低了吧，都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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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背面有个窟窿，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压坏，看着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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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见，古人对读书的情有独钟。其实，对于任何人而言，读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让求知的人从中获知，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畅游在粒子、生命和星体的处境中，感受智慧的光泽，犹如攀登高山一样，瞬间眼前呈现出仿佛九叠画屏般的开阔视野。于是，便像李白在诗中所写到的“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 对于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而言，读书便是最佳的润滑剂。面对苦难，我们苦闷、彷徨、悲伤、绝望，甚至我们低下了曾经高贵骄傲的头。然而我们可否想到过书籍可以给予我们希望和勇气，将慰藉缓缓注入我们干枯的心田，使黑暗的天空再现光芒？读罗曼?罗兰创作、傅雷先生翻译的《名人传》，让我们从伟人的生涯中汲取生存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更让我们明白：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谛克式幻想的苦难；唯有克服苦难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当起命运的磨难。读海伦?凯勒一个个真实而感人肺腑的故事，感受遭受不济命运的人所具备的自强不息和从容豁达，从而让我们在并非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勇，做命运真正的主宰者。在书籍的带领下，我们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而我们的心灵也将渐渐充实成熟。 读书能够荡涤浮躁的尘埃污秽，过滤出一股沁人心脾的灵新之气，甚至还可以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娴静氛围。读陶渊明的《饮酒》诗，体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那种置身闹市却人静如深潭的境界，感悟作者高深、清高背后所具有的定力和毅力；读世界经典名著《巴黎圣母院》，让我们看到如此丑陋的卡西莫多却能够拥有善良美丽的心灵、淳朴真诚的品质、平静从容的气质和不卑不亢的风度，他的内心在时间的见证下折射出耀人的光彩，使我们在寻觅美的真谛的同时去追求心灵的高尚与纯洁。读王蒙的《宽容的哲学》、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以及古人流传于世的名言警句，这些都能使我们拥有诚实舍弃虚伪，拥有充实舍弃空虚，拥有踏实舍弃浮躁，平静而坦然地度过每一个晨曦每一个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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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博蒙因拒绝为一件政治丑案辩护而被撤职，托克维尔在气愤之余，也挂冠而去。1833年，他与博蒙写出《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译成英、德等几国文字。1835年，托克维尔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1839年，他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2-1848年为芒什省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托克维尔任制宪议会议员，参加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工作，并被选为新宪法实施后的国民议会议员。1848年6-10月，出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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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版本：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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