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主要论述了冷战的思想根源、冷战在欧洲的起源和在亚洲的起源情况,并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决策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冷战形成的最初起因,对冷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 。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代。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 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 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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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1994 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冷战起源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叙事所塑造的。这本书从苏联的视角切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我原以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简单粗暴的扩张主义,但书中对战后初期苏联领导层对自身安全困境的认知,以及他们如何试图通过建立“缓冲地带”来保障国家利益的分析,让我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关于波兰、东欧国家问题的论述,书中并非简单地将其归咎于苏联的控制欲,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苏联对帝国安全边界的长期焦虑,以及在缺乏国际信任机制下的战略选择。书中对“雅尔塔体系”的解读,也让我看到了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以及这种设想与西方国家意图之间的张力。我认为,对于理解冷战,光看一方的叙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来自不同角度的分析,而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它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一些认知,也让我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吸引了我,深沉的蓝色背景上,几张泛黄的老照片拼贴在一起,仿佛将我拉回了那个充满紧张与不安的时代。我一直对冷战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颇感兴趣,尤其想了解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苏联是如何一步步制定并调整其对外政策的。本书的标题“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恰好点燃了我心中的好奇,它似乎预示着一场深入的探索,将从苏联的视角出发,剖析冷战形成的关键因素。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扩张性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时期“和平共处”的理念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政策上的微妙变化又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书中是否会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等,来印证其理论分析?我希望作者能够用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逻辑,为我揭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罗列,更应是一次对政治博弈、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国际权力斗争的深度解读,让我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理解冷战的来龙去脉。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停留于对政策文本的解读,而是试图去探究政策背后的深层动因。我一直对“为什么”和“如何”充满好奇,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的求知欲。它是否深入剖析了苏联领导人当时所处的国内外复杂环境,包括其对西方世界的不信任、对国内安全和稳定的考量,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苏联领导人,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侧重点和策略是否有详细的对比和分析?例如,他们对于“和平竞赛”的理解是否一致?又如何看待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清晰的脉络,让我理解这些领导人是如何根据时代背景和自身理念,来塑造苏联的国际形象和行为模式的。这本书应该是一次对历史的深入挖掘,一次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冷战的起源及其演变。
评分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冷战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作,但它的深度远不止于此。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全面图景。我特别关注书中对“铁幕”论的形成及其影响的探讨,以及苏联如何回应西方世界的各种挑战和遏制。书中是否会深入分析苏联内部的经济状况、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制定?例如,当苏联在经济上面临巨大压力时,其对外政策是否会因此做出调整?书中对“非殖民化”运动在冷战中的角色是如何解读的?苏联又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其意识形态来争取支持?我期待本书能够提供丰富的历史案例,并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来论证其核心观点。这本书不仅仅是讲述历史,更是在引导读者思考,如何在复杂的历史迷雾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苏联对外政策转变过程的细腻描绘。我之前总觉得冷战的形成是一个相对静态的事件,但本书揭示了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从战后初期斯大林时期强硬的、以意识形态输出和地缘政治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到赫鲁晓夫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寻求缓和、强调“和平共处”的尝试,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一转变背后的思想根源、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尤其欣赏书中对赫鲁晓夫时期对外政策动摇和矛盾的剖析,比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冒险行为,这似乎与“和平共处”的理念有所冲突,书中是否对此有深入的解释?是否涉及苏联国内不同派系在对外政策上的争论?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挖掘这些细节,让我理解政策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着内部的拉扯和外部的压力。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细致梳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大国博弈中的微妙之处。
评分沈志华的书,挺好的,资料扎实
评分沈志华老师的呕心之作,内容翔实,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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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为小国寡民之乡一手打造的通讯网络,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着时尚,享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真金白银,换作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在明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成了唯*的筹码,旧有的社会身份乃至道德的界线,都模糊得让人困惑。
评分沈志华教授,一个传奇的人!!!
评分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评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学知识、学文化。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我这儿说的书,和我们现在进行关于书的话题的书,与学知识学文化的书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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