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实践丛书·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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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弗利克斯·吉尔伯特（Gilbert F.） 著，刘耀春 译，刘君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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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
• 政治史
• 文化史
• 兰克
• 布克哈特
• 历史理论
• 历史哲学
• 欧洲史
• 19世纪史
• 学术著作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09981

版次：1

商品编码：11082645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28

字数：6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认的19世纪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常常被视为一种对照，：兰克是政治史的代盲人，布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领域。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学术上的复杂关联。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将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识语境结合起来，展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共同纽带，从而揭示出这两位史学巨匠真正的创造与贡献之所在。

作者简介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毕业于柏林大学，其研究生涯起步于西方史学史，师从著名史家梅涅克，后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生从事西方史学史、外交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史、欧洲城市史研究。

内页插图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对历史思想的冲击
第二章 兰克眼中的史学使命
第三章 兰克和历史的意义
第四章 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
第五章 布克哈特及其时代的文化史
第六章 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共同纽带
索引

精彩书摘

对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关注表明了这些年月中所发生事件是何等的重要，以及这些事件对历史思考的发展的影响。兰克、德罗伊森、布克哈特开设的课程名称也表明，他们对这些影响的判断各不相同。兰克和布克哈特把这几十年视为一个危机时期，它揭示了欧洲社会和文化面临的重重危险。德罗伊森比较乐观，认为这一时期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道路。
德罗伊森开设的“解放战争”并未集中于1812-1815年导致拿破仑垮台的那些战争。这门“解放战争”课始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这场斗争表明，将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置于人民意志之下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德罗伊森看来，宪政主义和民族独立是时代的主旋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专制警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必经的艰难和危险。然而，法国大革命也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民族国家（人民有权参与政府）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对德罗伊森而言，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存在什么必然性，但他的确相信进步，相信人类改善社会生活的能力。你或许能在德罗伊森的乐观信念中发现黑格尔（Hegel）历史哲学的影子，后者在19世纪早期的影响至为强劲。无论如何，通过强调民族意识和宪政主义的逐渐兴起，德罗伊森毫不费力地将大革命时期的事件整合到历史发展的大洪流中。
这项工作对兰克和布克哈特来说则困难得多。他们两人都是保守派，对自由民主运动持断然否定态度。当然兰克也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件，但这并非因为它将新思想或新力量引入政治生活。相反，革命力量反抗统治阶层和既有社会结构的斗争考验了现存制度的力量，使它们重新焕发活力并使它们“更充分、更重要和更广阔”。布克哈特对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后果的看法最为悲观：大革命在现代世界造就了一个永久性危机。法律和经济上平等的观念以及国家权力的扩张，损害了所有往昔的生活形式，因而唤醒了贪婪和批评。
……

前言/序言

历史的边界与视域：对历史学跨学科实践的探索 本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深度探讨历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演变及其在当代知识体系中位置的学术力作。它并非聚焦于单一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叙述，而是致力于剖析历史学自身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张力、外延拓展以及其与周边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复杂互动关系。全书旨在为读者构建一个宏观的历史学理论地图，并引导读者思考，在信息爆炸与后现代思潮的双重冲击下，历史学家应如何精准地定位自身的学术使命与实践路径。 第一部分：历史学的本体论追问：知识的边界与实在的界限 本部分首先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过去”——置于哲学审视之下。我们探讨了历史实在的不可完全重构性，以及历史学家在建构“过去”的叙事时所面对的认识论困境。 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交织： 详细辨析了历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在实践中的局限性。我们考察了史料的筛选、解释的框架如何不可避免地被研究者自身的时代背景、文化预设以及所处的知识场域所形塑。本书援引了包括现象学在内的多种哲学流派，讨论“历史记忆”如何不等同于“历史事实”，以及这种区分对于批判性史学的意义。 时间观的流变： 追溯了西方历史思想中时间观的演变，从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进程观，到循环史观的重拾，再到当代历史编纂学中对“异质时间”（Heterochronicity）和“瞬间”（Moment）的关注。重点分析了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在当前语境下的新解读，以及它如何挑战了对“远去过去”的纯粹距离感。 第二部分：方法的转向：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深潜 随着社会科学的勃兴和文化转向的深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本部分系统梳理了这些关键性的方法论转型，强调了跨学科借鉴的必要性，同时也批判了方法上的过度“技术化”倾向。 社会科学的移植与修正： 详细考察了历史学如何吸纳了社会学（如结构分析、社会分层理论）、经济学（如长周期理论、新制度主义）以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我们深入分析了“社会史”的兴起及其在权力、阶级、家庭结构等议题上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简单套用社会科学模型可能导致的“历史去情境化”的风险。 文化转向与意义的探寻： 重点阐述了“文化史”的兴起及其对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构成的挑战。本书细致考察了符号学、阐释学如何被应用于分析文本、仪式和物质文化。我们探讨了“意义生产”的过程，即历史主体如何在特定的文化代码体系中创造和理解其世界，以及历史学家如何成为这些意义的“解码者”。 史料的拓宽与数字人文学科的介入： 本部分不仅关注传统文献的精读，更探讨了非传统史料（如口述史料、图像、物质遗存）的理论化处理。此外，我们审视了数字技术（如GIS、文本挖掘）对历史研究的赋能，强调技术是工具，其价值依然取决于提出高质量的、具有理论深度的历史问题。 第三部分：历史学的场域冲突与对话：超越二元对立的尝试 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常被置于看似对立的领域之间进行考察：是聚焦于权力运作（政治）还是关注意义建构（文化）？是强调结构（长时段）还是注重偶然性（事件）？本书力求超越这些僵化的二元对立，展现历史学的综合潜力。 政治史的复兴与重塑： 分析了当代“新政治史”如何摆脱了传统上仅关注精英和制度的局限，转而关注政治的“文化维度”和“日常实践”。这包括对政治仪式、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权力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渗透与抵抗的研究。 文化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本部分的核心论点在于，文化并非仅仅是政治的附庸或装饰，而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和资源。我们通过对意识形态、民族想象或身份认同建构案例的分析，揭示了文化规范如何成为制度实施的基石，反之亦然。 微观史的张力： 探讨了微观史（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与“结构”对“事件”的压制，以及后来的“历史事件论”对“结构”的挑战）如何迫使历史学家在描述具体情境时，必须同时考虑其深层结构和偶然的爆发点。 第四部分：历史学在当代社会的责任与展望 最后，本书回归到历史学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探讨了历史知识的社会功能、伦理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历史的公共性与伦理关怀： 探讨了历史学家在面对集体创伤、历史修正主义以及身份政治时所应持有的专业伦理。我们批判了任何试图将历史“工具化”以服务于当代政治目标的企图，强调历史学对复杂性和多重性的忠诚是其公共价值的根本所在。 理论反思的必要性： 强调了历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具备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本书呼吁历史学家不仅要做“史料的考古者”，更要做“理论的构建者和检验者”，积极参与到人文学科的理论前沿对话中。 本书的结论是，历史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其“间性”——它永远处于不同领域、不同时间尺度、不同解释框架的交汇点上。成功的历史研究，必然是精湛的史料运用与深刻的理论自觉相结合的产物。它要求研究者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吸纳新方法，同时坚守对历史复杂性与人性深度的关怀。

评分☆☆☆☆☆

我必须承认，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但绝对是值得的。书中对历史解释学派内部冲突的梳理，那种细致入微的文献分析和思想脉络的梳理，简直达到了教科书级别的严谨。它不像市面上很多流行的历史普及读物那样追求流畅易读，反而更像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辩论会。尤其是关于“史观”如何塑造研究成果的论述，作者没有采取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沉浸于历史语境之中，去理解不同时代的学者是如何在他们的时代语境下做出“最好的”解释。这种对思想史的尊重和深入挖掘，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知识是如何代代相传、又如何被不断地质疑和重塑的。它培养的不是知识的接收能力，而是批判性思维的肌肉记忆。每次读完一章，都需要停下来，消化许久，因为其中蕴含的学术张力是如此密集，让人无法囫囵吞枣。

评分☆☆☆☆☆

这本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它以一种近乎解剖刀般精准的笔触，剖析了现代史学研究中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基石。我记得尤其深刻的是作者对“客观性”这一概念的颠覆性解读。许多人将历史视为一架精准的记录仪，忠实地还原过去，但这本书清晰地指出，每一次“还原”背后，都潜藏着研究者自身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乃至个人偏好的投射。它不是在指责历史学家弄虚作假，而是在揭示历史学本身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的内在张力与局限。读完关于史料筛选与叙事建构的章节，我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我深信不疑的“历史事实”——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既定的真相，而更像是经过无数次打磨、筛选、最终被选择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版本”。这种深刻的元认知提升，远超出了我阅读一般历史专著的体验，它迫使我不仅要关注“历史学家说了什么”，更要去探究“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以及他们是如何构建这个叙事框架的”。这种层面的反思，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历史学科本质的人来说，都是醍醐灌顶的。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其冷峻，充满了后现代思辨的锋芒，读起来像是在啃一块未经修饰的、但营养极其丰富的干粮。其中关于“大叙事”瓦解与“微观历史”兴起的论述，尤其令人振聋发聩。过去我们习惯于从国家兴衰、王朝更迭的宏大框架中去理解历史的走向，仿佛一切都是遵循着某种必然的、线性的逻辑在发展。然而，作者却巧妙地将目光引向了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具体的、日常的、甚至看似琐碎的片段。比如，对某个特定时期普通民众饮食习惯变迁的考察，或是对手工业作坊中权力关系的细致描摹，这些“小故事”被赋予了与“大事件”同等的甚至更高的解释力。这种视角的转换，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历史学研究疆域的想象。它不再是帝王将相的舞台，而是充满了无数细小行动和主观能动性的复杂场域。我感觉自己仿佛从一个高空俯瞰全局的上帝视角，一下子被拉回到了泥土之中，去体验那些被遗忘者的呼吸与挣扎。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去魅化”，它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历史学神秘的外衣，让隐藏在光鲜理论背后的繁复劳动和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并非简单地发掘“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意义生产”过程。作者对“解释的权力”的讨论尤其犀利，指出谁有资格解释历史，以及这些解释如何反过来塑造了当下的社会结构和集体记忆。这种对于权力与知识之间复杂纠葛的洞察，让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更具社会批判性的视角去审视我接触到的所有历史论述。它让我意识到，历史不仅是学科内部的讨论，它直接参与了当代政治与身份的建构。这本书不是提供答案的，而是提供了一套更为尖锐和深刻的发问工具箱，装备给每一个严肃对待历史的人。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堪称精妙，它似乎刻意采用了螺旋上升的论证方式。每一部分似乎都在重复探讨核心问题——即历史学的本质与方法论——但每一次的切入点和所引用的理论工具都有显著的递进和深化。这使得读者在感到熟悉的论题被重新审视时，又能不断接收到新的分析维度。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方法论分歧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超然的平衡感。它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将各种流派（无论是强调结构、强调偶然性、还是强调文化阐释）的优势与缺陷都坦诚地摆在台面上，让读者自行判断。这给我一种强烈的“方法论自由”的启示：历史学不是一个需要统一标准的领域，而是一个不断通过内部张力自我完善的动态系统。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极大地缓解了我过去在面对复杂学术争论时产生的焦虑感，转而体会到探索本身的乐趣。

评分☆☆☆☆☆

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的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都是虚伪的，所以只想说一句：的太好看了！愿意一辈子的看下去！这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段落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功底，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是辈应当学习之典范。

评分☆☆☆☆☆

首先，人类驯化动植物，然后人类有更多的食物，意味着人口更稠密，多于的粮食需要储藏，田地需要照看，因此人们开始定居，剩余的粮食也使得国王、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职业军人成为可能。

评分☆☆☆☆☆

不错不错，还可以啊哈哈！复制粘贴是好书

评分☆☆☆☆☆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

评分☆☆☆☆☆

一本小书，凑单用的，当然自己学历史的，肯定也要看。

评分☆☆☆☆☆

感觉很不错，很喜欢，慢慢品读，慢慢学习~~

评分☆☆☆☆☆

书很好！绝对正版！学习学习！质量很好！

评分☆☆☆☆☆

比较短小的一本书 暂时还没有看

评分☆☆☆☆☆

徐高阮原是“水木清华”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他曾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也办过《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这是一段光荣历史是不须说的；问题是他获释返平不久，党内有一场“北平问题”的纠纷，以及之后关于“无条件的统一”和“知识救国论”的提出，徐高阮与党内有了分歧，终被开除。关于这场争论，当事人的张宗植(后是日籍华裔企业家，有怀旧文集《比邻天涯》)回忆说：“这是一个较深层的现实问题，我无经验无从判断，他感到有一些领导干部理解力不够，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任何团体组织的领导都有个人差别，不会有百分之百都是理想的完美的领袖。”即是如此，笔者更不便妄加置喙。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又“不偏不倚”，此前面对国难群情激愤，它逆潮流主张“明耻教战”“读书救国”，后尤倡导“国家中心论”，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就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五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无奈徐固执，“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最后被开除出党”(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关于这段往事，《刘少奇传》中是这样说的：1936年，“六七月间，原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和另一个人，却就此(即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左”的倾向后，又相继有天津学联发起的“五二八抗日大游行”、北平学联响应之的“六一三北平抗日大游行”，后者中共北平市委表现得迟误，当时刘少奇及中共北方局批评其从“三三一”事件后走向另一极端，对群众运动变得缩手缩脚——笔者注)给北方局写了一封信，全盘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党的工作，提出‘过去全党的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由此在北平党内引出了一场风波，当时被称为‘北平问题’”。刘少奇为此写了《关于北平问题》一文，在《火线》的“北平问题专号”发表，文章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对党内状况的看法是错误的，“谁看不见我党十年来这些最伟大的成功谁就是瞎子”，且“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不能采用自杀的办法去‘肃清’他们”，“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但“后来，徐高阮却因对党不满，采取了自由行动，实际上脱党了，最后被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