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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认的19世纪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常常被视为一种对照，：兰克是政治史的代盲人，布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领域。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学术上的复杂关联。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对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将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识语境结合起来，展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共同纽带，从而揭示出这两位史学巨匠真正的创造与贡献之所在。

作者简介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毕业于柏林大学，其研究生涯起步于西方史学史，师从著名史家梅涅克，后受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生从事西方史学史、外交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史、欧洲城市史研究。

内页插图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对历史思想的冲击
第二章 兰克眼中的史学使命
第三章 兰克和历史的意义
第四章 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
第五章 布克哈特及其时代的文化史
第六章 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共同纽带
索引

精彩书摘

对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关注表明了这些年月中所发生事件是何等的重要，以及这些事件对历史思考的发展的影响。兰克、德罗伊森、布克哈特开设的课程名称也表明，他们对这些影响的判断各不相同。兰克和布克哈特把这几十年视为一个危机时期，它揭示了欧洲社会和文化面临的重重危险。德罗伊森比较乐观，认为这一时期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道路。
德罗伊森开设的“解放战争”并未集中于1812-1815年导致拿破仑垮台的那些战争。这门“解放战争”课始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这场斗争表明，将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置于人民意志之下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德罗伊森看来，宪政主义和民族独立是时代的主旋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专制警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必经的艰难和危险。然而，法国大革命也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民族国家（人民有权参与政府）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对德罗伊森而言，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存在什么必然性，但他的确相信进步，相信人类改善社会生活的能力。你或许能在德罗伊森的乐观信念中发现黑格尔（Hegel）历史哲学的影子，后者在19世纪早期的影响至为强劲。无论如何，通过强调民族意识和宪政主义的逐渐兴起，德罗伊森毫不费力地将大革命时期的事件整合到历史发展的大洪流中。
这项工作对兰克和布克哈特来说则困难得多。他们两人都是保守派，对自由民主运动持断然否定态度。当然兰克也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件，但这并非因为它将新思想或新力量引入政治生活。相反，革命力量反抗统治阶层和既有社会结构的斗争考验了现存制度的力量，使它们重新焕发活力并使它们“更充分、更重要和更广阔”。布克哈特对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后果的看法最为悲观：大革命在现代世界造就了一个永久性危机。法律和经济上平等的观念以及国家权力的扩张，损害了所有往昔的生活形式，因而唤醒了贪婪和批评。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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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时学术职业化的趋势日益明确，洪堡已经建立了研究型的大学，不过历史学并没有独立的教席，依附于不同的院系。二、拿破仑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过后，历史学骤然间变得无比重要，人们迫切需要深入了解当下与过去之间关系，还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关系，过去的知识还有用吗？这样的时代背景，导致十九世纪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成为一个历史学风云际会的时代。 三、为什么是德国？因为在变革动力在德国尤其强劲，深刻动摇和改变了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极度不稳定，人们都在问：可作为社会稳固基础的永恒力量是什么？ 四、17、18世纪以来，历史学者对原始材料的兴趣就有增无减，产生了对史料本身的新认识和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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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高阮原是“水木清华”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他曾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又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是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也办过《时代妇女》《学生会周刊》等，1935年初被捕，被押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同案有王瑶、柳无垢、张宗植、张风阁等。这是一段光荣历史是不须说的；问题是他获释返平不久，党内有一场“北平问题”的纠纷，以及之后关于“无条件的统一”和“知识救国论”的提出，徐高阮与党内有了分歧，终被开除。关于这场争论，当事人的张宗植(后是日籍华裔企业家，有怀旧文集《比邻天涯》)回忆说：“这是一个较深层的现实问题，我无经验无从判断，他感到有一些领导干部理解力不够，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任何团体组织的领导都有个人差别，不会有百分之百都是理想的完美的领袖。”即是如此，笔者更不便妄加置喙。西安事变之后，当时《大公报》标榜“文人论政”，又“不偏不倚”，此前面对国难群情激愤，它逆潮流主张“明耻教战”“读书救国”，后尤倡导“国家中心论”，这代表作就是王芸生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篇《寄北方青年》，他谓学生运动是“浮动”，规劝学生不为五彩缤纷的标语口号所迷惑，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徐高阮回应王芸生之请，也在《国闻周报》刊登《论共产党的问题》《谈一位左派文人的自白》《学生运动的检讨》等，这就是1937年初由而引发的“五条件的统一”大讨论，徐等主张反对民众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反对党派狭隘色彩的团体组织，这当然不能被有过足够经验教训、时刻警惕领导权问题的中共党组织所漠视和认可，北方局以及北平学生“工委”(徐的同学蒋南翔任书记)领导与之斗争，同时也争取徐回心转意，无奈徐固执，“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还要继续辩论，最后被开除出党”(高承志：《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关于这段往事，《刘少奇传》中是这样说的：1936年，“六七月间，原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和另一个人，却就此(即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左”的倾向后，又相继有天津学联发起的“五二八抗日大游行”、北平学联响应之的“六一三北平抗日大游行”，后者中共北平市委表现得迟误，当时刘少奇及中共北方局批评其从“三三一”事件后走向另一极端，对群众运动变得缩手缩脚——笔者注)给北方局写了一封信，全盘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党的工作，提出‘过去全党的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由此在北平党内引出了一场风波，当时被称为‘北平问题’”。刘少奇为此写了《关于北平问题》一文，在《火线》的“北平问题专号”发表，文章批评了徐高阮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对党内状况的看法是错误的，“谁看不见我党十年来这些最伟大的成功谁就是瞎子”，且“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党不能采用自杀的办法去‘肃清’他们”，“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但“后来，徐高阮却因对党不满，采取了自由行动，实际上脱党了，最后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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