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 奇迈可（Michael Keevak） 著；方笑天 译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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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迈可（Michael Keevak） 著，方笑天 译

店铺： 北京磨铁图书旗舰店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3073595

商品编码：11054659282

编辑推荐

黄种人真的是“黄色”的吗？为什么皮肤白皙的我们，却被称为“黄种人”？为什么中国人接受成为“黄种人”，日本人却始终抗拒？  
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是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那么，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他们为何用“黄色”来描述东亚人？  
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西方科学的“新发明”。如果说《美国种族简史》重新开启了你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解答了你对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所有困惑，那么这本书将带你重新认识黄种人，重新看待自己。

内容简介

你有没有曾经注视过镜中的自己，虽然皮肤不算白皙却应该怎样也称不上是黄，然而东亚人长久以来却都被称为“黄种人”，这种说法显然不是在客观描述我们的肤色，而是冲着西方“白种人”而被“发明”出来的。  
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作者简介

奇迈可(Michael Keevak)，耶鲁大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毕业于耶鲁大学文艺复兴系，专长文艺复兴与巴洛可时代比较文学，目前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著作包括《性感的莎士比亚：赝品、著作权及肖像画》(2001)；《虚假的亚洲：18世纪乔治?萨马纳扎的福尔摩沙骗局》(2004)；《石碑的故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其拓片在西方的流传，1625-1916》(2008)等。

精彩书评

所有种族类别都是人为建构的，但没有任何一个类别的建构过程像东亚人所属的“黄种人”那般，如此大费周章。这本博学又启迪人心的著作梳理了横跨六个世纪的相关文献，诉说了东亚人由“白”变“黄”（以及许多介于中间的颜色）和他们被归类为“蒙古人种”的故事。奇迈可利用旅行见闻、医学文献以及地理学、人类学与自然史著作，揭露出关于亚洲与亚洲人形象发展，一段复杂且令人惊奇的历史。《成为黄种人》一书为种族思想领域做出了一番不凡贡献。——大卫?豪威尔（David L. Howell），哈佛大学日本史教授
《成为黄种人》是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科学如何收到人为操作，以将一个不适当的颜色套在亚洲民族身上。奇迈可考差了数世纪的欧洲文献，证明学者的偏见根本左右摇摆，种族理论的科学论据受到偶发事件影响的程度也大于事实的呈现。——迈克尔?拉方（Michael Laffan），普林斯段大学历史系教授
《成为黄种人》一书将在后殖民、种族与文化研究等领域中立下难以磨灭且深具启发性的模范，也将吸引极为多样化的庞大读者。在广大的当代后殖民研究中，本书在文学与历史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唐?怀亚特（Don J. Wyatt），米德尔伯里学院历史系教授
组织架构清晰且引人入胜，这本有趣且独特的著作对于许多领域做出了无法忽视的贡献，其研究焦点与方法均属创新。我想不到有哪一本书曾经探讨过同样主题。——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文学系教授

目录

目录
导论 不再是百人
19世纪“黄种人”的发明/
撒旦的黄色面孔/
黄色古埃及人/

一章酝酿--在成为黄种人之前
早期记录中的东亚人/
白色的东亚人/
过剩的颜色词汇/
告别白皙/
为什么是黄色？/

第二章起源--分类学中的黄种人
始作俑者：“蒙古人”的塑造/
黄色的印度人/
智人的四种颜色/
从Fuscus到Luridus/
黄色的善与恶/
从四大种族到五大种族/
黄色的蒙古人种/
东方的黄种人/

第三章发展--19世纪的“蒙古人种”
人类学中的蒙古人/
东亚“蒙古人种”/
测量学中东亚人的肤色/
颜色陀螺/

医学中的蒙古人--眼部褶皱、蒙古斑、“蒙古症”/
蒙古人的身体/

第四章 影响--黄祸
来自远东“蒙古人种”的威胁，1895-1920年/
中国对于黄种人的反应/
日本对于黄色的接受/
黄种人的继续/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早期旅行和传教记录中的东亚人  
当古代欧洲作家尝试描述其他大陆的居民时，对于后者的肤色，很少能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原因是，在18世纪晚期之前，还没有根据我们现在所称的种族来划分人类的要求。其实，在西方思想中具有根据各种方法对与已知人类不同的人加以区分的悠久传统，其中也包含对肤色的模糊界定。然而宗教信仰、语言、服装、习俗等可资区分的因素，看起来都比或明或暗的肤色更重要、更有意义，而后者，总的来说，常常只被归为气候、性别以及社会等级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黑色”（blackness）在早期是与肮脏或邪恶相关联的概念（撒旦被认为是唯一真正拥有黑皮肤的个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是常常被用做描述罪恶、邪神崇拜、非基督教的文明的形容词。在欧洲之外（或在欧洲边境）的任何人都被贴上了诸如“暗色”（dark）或“黑色”（black）一类的标签。而这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区分[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Devisse and Mollat,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Hahn, “The Difference the Middle Ages Makes”; Bartlett, “Medieval and Modern Concepts of Race and Ethnicity”.]。在更早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时代，虽然东方的印度大陆常常会与奇迹、巨大的财富、各种各样的人或非人的怪物联系在一起[Snowden, Before Color Prejudice;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Wittkower, Allegory and 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45-92; Friedman, 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但肤色的意义却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像12世纪末期的马可·波罗一样的中世纪旅行家，将中国皇帝以及日本人都称为“白色的”（bianca）是多么令人惊奇了。自马可·波罗存世文献中的一个版本（当时存世的有许多版）在1559年由赖麦锡（R.B. Ramusio）[赖麦锡（1485-1557），意大利地理学家，编纂有《游记丛书》，其中收录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该文献近代各种版本的主要来源之一。——译者注]收入《游记丛书》以来[ Ramusio,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 2:21, 46, 50.]，所有的中国人就都被描述为白色的了。其他来到中国的旅行者，比如14世纪30年代的鄂多立克（Friar Odoric）[鄂多立克（约1286-1331），意大利人，天主教士，著名旅行家。他在14世纪早期开始游历生涯，曾在中国北方生活数年。其著作国内有高济选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2002年）、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译者注 ]就称这一地区的人们样貌美丽（di corpo belli），但中国南方人则被描述为苍白的（pallidi）而非白色的——这也在后来的解释中成为了重要的细微差别[鄂多立克的描述发表在1583年赖麦锡所编丛书的第三版中；我所用的是赖麦锡著作的现代版：Navigazioni e viaggi, 4:284。]。  
从15世纪末期开始，当旅行者们（首先是伊比利亚人）航行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时，他们欣慰地发现亚洲人的皮肤并不都是深色的。这成了另一种中世纪的成见（就像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词源》中一样），即印度大陆的居民都因为过分炎热的天气而“染上各种颜色”（tincti coloris）[Isidore, Etymologiae, 82:497. 一个近期的英文译本将这一短语翻译为“有色的人”（people of color），这是一个会引起误解的现代术语（Etymologies, 286）。伊西多尔编辑《词源》的主要材料是索利努斯（Solinus）的作品，其写作于公元3世纪，将居住在东亚的人描述为“被比其他地区的人们经受的更高的热度灼伤”，他们的肤色“是由气候所决定的”（Collectanea rerum memorabilium, 186）。]。这种想法也跟另一种古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传说中认为在阿拉伯世界的另一边，生活着由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领导的“迷失的”基督教（并且可能是“白色的”）群体。1164年，有人曾假借祭司王约翰之名给罗马教皇写信，请求教皇支援自己抵抗阿拉伯的军队。早期前往亚洲的探险家甚至都被看作痴迷于寻找祭司王约翰的人，而随着他们不断发现新的处女地，寻找的区域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Zarncke, “Der Priester Johannes”; Ross, “Prester John and the Empire of Ethiopia”; Letts, “Prester John”; Slessarev, Prester John; Rachewiltz, Prester John and Europe’s Discovery of East Asia.]。  
1511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建立东亚贸易的前哨，这里一度成为繁荣兴旺的国际贸易中心。从前关于远东“白”人的传说突然成为了现实，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阿拉伯人和其他东亚人）都变得非常常见。他们的“白色”不断受到强调，不仅仅是因为与印度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也因为白色成为描述他们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的词汇。一个很具启发的例子，同时也是关于欧洲人到达亚洲的早记录之一，来自吉罗拉莫（Girolamo Sernigi）。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在1497-1499年达伽马一次航行期间受雇于葡萄牙。在驶入印度洋之前，葡萄牙人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他们在那里听到了一个传说：大概80年前，“一些白皮肤的基督教徒乘船到过这个地方，他们留着像日耳曼人一样的长发，只有在嘴附近才有胡须，就像君士坦丁堡的骑士和文臣一样”。吉罗拉莫进一步写道，如果这些航行者真是日耳曼人的话，葡萄牙人肯定听说过他们，所以他猜测，他们可能是俄罗斯人[ Montalboddo, Paesi novamente retrovati, sig.H4. 意大利文的手稿见Radulet, Vasco da Gama, 174. 葡萄牙人到达这一地区的情况，见Cordier, “L’arrivée des Portugais en Chine”; Kammerer,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Schurhammer, ”O descobrimento do Jap?o pelos Portugueses”;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我们不知道达伽马和他的队员真正听到的是什么，但肯定会猜测，首先，与日耳曼人的比较仅仅是这个传说在西方视角下被接受或复述的方式之一；第二，认定这些人是基督教徒，也是欧洲人的一种推断，因为在数百年以前，他们就已将白人与基督教徒画上了等号。此外，整个故事已经至少被转述了两三次，并且直到1507年才被正式出版，距离吉罗拉莫返回里斯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人们还是振振有词地争论，因为郑和在1435年去世以前建立起中国人对整个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的统治权，在其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海上贸易的控制，直到葡萄牙人到达后，他们才几乎全部（正式地）退回去，所以“白色基督教徒”事实上是中国人，是郑和庞大航海活动中的成员。而卡利卡特的印度人起初之所以欢迎葡萄牙人，恰恰是因为将他们错当成了中国人[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4:3:508.]。  
无论如何，吉罗拉莫记载的轶事后来在路易·德·卡蒙斯（Lius de Cam?es）撰写于16世纪的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更通用，]（The Lusiads，或译《葡国魂》）中被推崇备至，作为对葡萄牙人贸易以及基督教文明胜利的赞颂而收入诗中。在卡蒙斯将吉罗拉莫充满迷惑和怀疑的记录变成对业已成形的跨国贸易光明前途的吉兆之后，整个故事的基调也随之发生转变。当葡萄牙人遇到了黑皮肤、讲阿拉伯语的人时，卡蒙斯将他们形容为“与更优秀的人沟通”的“黑人”，而当葡萄牙人得知有“来自东方”、与他们的船一样大的其他船只，并且被白色的人操控着——“像我们一样的人，拥有同白天一样的颜色”时，似乎将对方视作阿拉伯贸易者而不是欧洲来的竞争对手[ Cam?es, The Lusiads, 1:277-79.这本书的对开页是葡萄牙文原版。]。  
卡利卡特的印度人无法或压根没有兴趣区分两种肤色同样浅淡的人种，在这种情况下，吉罗拉莫和卡蒙斯都擅自预设欧洲人是世界上唯一的白人，来自唯一的基督教文明国家。暗色皮肤的人可能会说阿拉伯语，也精通航行技术，但是如果东方真的还有白人，那么一定是像他们一样的欧洲人，如果他们是北非人，那么他们应该也拥有相对白皙的肤色，但是他们当然就不是“白人”了。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所谓的白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方面的证据似乎主要是根据他们手持的武器），但欧洲人对于这个新消息的反应，是立即根据预想的、依靠肤色区分的人类种族来加以判断，这是西方人凭借自己带有优越感的预设而误读其他人群的力证。

前言/序言

19世纪“黄种人”的发明
我涉猎这个题目之初，是由于对东亚人如何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变成黄种人这个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很快发现，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和一些传教士文献开始，几乎所有关于东亚的早期文献提及东亚人的肤色时，全都会描述为白色。那么，“黄种人”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它初又是从哪里起源的呢？
许多读者都知道，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红色”这一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描述上。这个特殊颜色术语的真正起源与东亚黄种人类似，成了一桩谜案。有证据表明（虽然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红色印第安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根据欧洲人的观察，一些印第安部落的成员会在自己身上涂抹植物汁液以防止阳光暴晒和蚊虫叮咬，这使他们的皮肤带上了微红色。印第安战士用颜料涂抹身体的旧俗也渗入到思想领域当中。一些部落早在17世纪以前就自称为红色的，这可能是为了把自己与欧洲殖民者及其非洲奴隶区别开来。
这些关于印第安人的认识可能是浅薄片面的，而对于东亚人来说，又是另一种情况。在中国和日本，没有人往皮肤上涂抹黄色的颜料（中国和日本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关于20世纪之前朝鲜半岛的资料非常少），直到19世纪晚期，在西方的人种学理论与其他科学引入中国和日本之前，没有任何一个远东的居民认为自己拥有的是黄皮肤。但是，黄色在中国（而非日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代表中央、皇帝、土地的颜色；“黄河”被称为中国的母亲河，传说中华夏族的先祖叫做“黄帝”。“炎黄子孙”一词至今仍具有一种族群自我认同意味。黄种人的概念是否源于对这些概念的误解或误译呢？早期的西方人对这些概念中的大部分都有所了解，那些学习中国信仰和文化以便宣教的传教士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常常提到黄河和黄帝，不难想象，这些文化符号可能被引申成为整个东亚的代表，就像中国的知识和语言文字了“天朝上国”的版图在整个东亚广泛传播一样。
然而，19世纪以前所有分析了中国 “黄色”概念的西方文献，甚至那些仅仅提到这个概念的文本中，没有一例直接将它跟肤色联系到一起。东亚人是黄种人的概念无法追溯到19世纪以前，它并非从西方人的亲眼所见或对东亚文化符号的解读中来。我们会发现，它的来源不是旅行或传教记录，而是西方的科学话语。正是在19世纪，“黄种人”变成了一个种族的名称。换言之，东亚人是在18世纪晚期开始被划归为“黄种人”之后才变成黄色的，那时，他们也被称作“蒙古人种”。
因此，本书将对种族和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加以专门关注，并试图纠正致力于将黑人与白人对立起来的失衡的种族研究。在迄今为止少数几部研究黄种人的作品中，如潘翎（Lynn Pan）[潘翎（1945－），出生于上海，曾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主要代表作有《上海沧桑一百年》、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Old Shanghai : Gangsters in Paradise等。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初于1990年在英国出版，现有王俊杰等翻译的中译本《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译者注]的《炎黄子孙》（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和吴华扬（Frank Wu）[吴华扬，美籍华人，曾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豪瓦大学，现任加州大学希斯汀法学院校长兼院长。——译者注]的《黄种人：黑人和白人之外的美国种族》（Yellow: Race in America Beyond Black and White）两书，都只关注了20世纪和21世纪黄种人的历史，对于我们所谓的更早期的黄种人历史并没有涉及。而在一些更具历史感的文献中，如冯客（Frank Dik?tter）[冯客（1961－），荷兰人，历史学家，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现任该学院教授、香港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代表作有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中译本为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1895-1949（中译本为徐有威等译：《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和他主编的《中日种族认同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两书，则要么回避了这一问题，要么给出了片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错误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优秀的著作之一当属瓦尔特·戴尔默尔（Walter Demel）[瓦尔特·戴尔默尔（1953-），奥地利人，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日耳曼文学和法学，现任教于慕尼黑大学。其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主要集中于18世纪、19世纪初期的巴伐利亚和德国内政问题。撰有Als Fremde in China. Das Reich der Mitte im Spiegel frühneuzeitlicher europ?ischer Reiseberichte。——译者注]的文章《中国人如何变成黄种人》（Wie die Chinesen gelb wurden），它为现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同时也将这个问题扩展到了意大利。鲁腾·康纳（Rotem Kowner）[鲁腾·康纳，现为以色列海法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与文化。代表著作有：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Conflict that Shaped the Twentieth Century、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等。——译者注]也在关于日本人皮肤是“比黄色更浅”的颜色这一问题上留下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文字。孟德卫（David Mungello）的《中国遭遇西方》[孟德卫（1943－），美国汉学家，现为美国贝勒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欧关系史、天主教在中国的接纳、儒学在欧洲的接纳等。主要著作有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中译本为潘琳译：《灵肉之争中的山东（1650-178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中译本为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中译本为江文君等译：《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等。——译者注]（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一书中也有“中国人如何从白种人变为黄种人”一节。除了题目让人满怀希望之外（很抱歉，我自己的题目也是这样），这些作者发现试图追溯黄种人概念的直接发展轨迹根本就是徒劳的，因为就像我们即将在本书一章中看到的，与许多其他形式的种族成见一样，这一概念不能用简单的时间序列加以归纳，而通常是生理差异、文化传统和人种学特征的模糊和混乱的杂糅产物。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对18世纪种族思想的重要转变在黄种人概念演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加以强调。那时，新的人种分类开始出现，对包括东亚人在内的全部人类族群肤色，也出现了新说法。我在第二章中就讨论了这些问题。1684年，法国医生、旅行家佛朗索瓦·伯尼（Fran?ois Bernier）出版了一本短文集，在书中，他认为“有必要对生存在地球不同地区的物种或种族进行新的分类”。他首次提出，这些种族之一就是黄种人。更具影响的是，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卡尔·林奈（1707-1778），瑞典人，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医生。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命名二分法的基础，被誉为现代生物学之父。——译者注]在他1735年的巨著《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将人类放到一个单一的分类体系当中，在这一分类体系下，整个自然世界被分为动物、植物和矿物。他认为，亚洲人（Homo asiaticus）的肤色是黄色的。终，到18世纪末，同样身为医生，也是比较解剖学创始人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1752-1840），德国人，医学家、生理学家、人类学家。——译者注]将远东地区的人类定义为黄色人种，而将“高加索人”定义为白色人种，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这种（无可否认是过于简单化的）叙述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首先，伯尼并没有说东亚人是黄种人；他把他们的肤色称为“真正的白色（véritablement blanc）”。他唯一描述为黄种人是印度人中的一种——特别是女性，而且也并未与某一地理上的单元完全联系起来。漏句Immanuel Kant, also sometimes invoked as a source in this regard, agreed that Indians were the “true yellow” people. 其次，我们可以确信，林奈是首先把黄种人与亚洲联系起来的，但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考察，因为他初的提法是，亚洲人是fuscus（暗色的），仅在1758-59年的第十版中将这个词汇改为了luridus（浅黄色，苍白的，惨白的）。而且，他所谈论的是整个亚洲而非专指远东。而在布卢门巴赫的学说中，他明确地把东亚人定义为黄种人（他使用的拉丁词是gilvus，也是根据fuscus而来的），但是他同时也从种族类别的意义上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种，而新发明的蒙古性（mongolianness）一词却在研究中被人们忽视了。
我认为，人种分类学家们将黄色界定出来的举动不并仅仅是因为黄色（像红色一样）是介于耶稣几千年前赋予人类的主要肤色——白色和黑色之间的恰当的中间色，而是“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概念强化了亚洲是危险的、外来的、有威胁性的观念，这些术语逐渐与来自世界这一地区的入侵造成的文化记忆联系在一起：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都被贴上了“蒙古人”的标签。然而，这一说法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为何黄色被从为数众多的颜色中挑选出来，其他颜色在布卢门巴赫影响深远的学说后仍仅仅作为一般颜色来使用，而黄种人和蒙古人种相互作用，在19世纪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
前往东亚的旅行者开始更为经常称呼当地居民为黄种人，“黄种人”也成为了19世纪人类学的重要议题，这是本书第3章所要阐释的内容。除了语言或者文化上的差别，早期的人类学也非常关注生理上的差异，而肤色正是其要点。布卢门巴赫和一些解剖学家痴迷于测量人类的颅骨，创造出了“national faces”理论，使得匀称的“高加索人种”成为比其他发育得不平衡的种族更为高级的种族。布卢门巴赫和他的追随者将“蒙古人种”的颅骨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颅骨放在一起，当成是跟高加索人种相差远的，“美洲人种”和“马来人种”则[Malay]被置于二者之间。
随着人类学在19世纪中期逐渐盛行，物理测量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并且扩展为对整个身体极其细致的量化研究。此时的代表人物是白洛嘉（Paul Broca）[白洛嘉（1824-1880），法国人，内科医生、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曾任巴黎医学院教授，他于1859年在巴黎创建了人类学学会。他在体质人类学，特别是科学的测量人体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译者注]，他在1880年去世前一共发明了20余种专门的仪器设备以更好地测量人体。而鲜为人所知的是他对肤色鉴定的巨大影响，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他试图设计出一个肤色表格，以便与研究对象的肤色进行对比，从而找出为接近的类型。其他人也尝试通过对不同色彩范围进行试验或引入不同的工具，对这一非常繁冗和主观的表格加以补充完善，比如做一张玻璃的或是油画的表格。19世纪晚期。到了19世纪末，为流行的是一种木制陀螺，上面放置数张纸质的颜色盘，它们的颜色会随着木头的旋转而混合。被测量者将手臂放在离这个旋转的陀螺很近的桌子上，研究者们将颜色盘与手臂肤色进行对比，直到找到为匹配的颜色为止。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方法也许有点离奇可笑，但是人类学家们当时却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并且经常将其应用于世界各地。不过，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方法是如何用新颖且看似科学的验证方式来涵盖那些预设的旧有种族的。颜色图表上的色泽并不是武断地加以选择和组织的，颜色陀螺则主要采用白色、黑色、红色和黄色的颜色盘，尽管在事实上，一些其他的颜色组合也能够被用来复制组成人类肤色的有限色调。这并不像早期研究者们所宣称的，是因为那几种颜色真实地存在于人类的皮肤中，而是因为白色、黑色、红色和黄色是初假定的“人类四大种族”的颜色。当研究者开始对“蒙古人种”的肤色加以量化研究时，得出的结论是，它是界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某种颜色，而当颜色被小心翼翼地叠加在一起时，就像在颜色陀螺中的那样，东亚人的肤色终变成了黄色。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认识到19世纪医学界出现的与人类学界相似的发展变化，就像人类学关注肤色一样，医学界将目光聚焦于“蒙古人种”的身体，把它跟被认为流行于这一地区或与这一种族有关的病症联系起来，包括“蒙古褶”、“蒙古斑”以及“蒙古症”（即今天所说的唐氏综合症）等。这些病症要么被视为东亚人身体变异的典型特征，比如蒙古斑这种疾病就好像从未在白人身上被发现过，要么被认为只在白种人年幼或受到疾病感染时才会出现，比如蒙古眦褶和蒙古症。而我认为，这些都成为拉大蒙古人与西方白种人标准之间差距的明证。研究者也把“蒙古人种”的疾病同当时的人类进化理论联系起来，这种理论研究了白种人如何跨越低等人种依然身处其中的进化阶段。因此，首次发现于日本婴儿身上的蒙古斑被当作一种色素残留，是人类进化早期阶段的产物，甚至可能是猴子尾巴退化后留下的痕迹；白种人的孩子会有非常像蒙古眦褶的特征，这随着他们长大而消失；而蒙古症的患者，特别是孩子，长相与蒙古人种很相近，也被视为进化上的明显倒退。
像早期的人类学一样，医学上对“蒙古人种”的研究也以一些古怪的方式来强化早期研究者建立起来的刻板旧说。医师们也常常描述东亚人拥有一副黄色的躯体，但将“蒙古人种”跟生理上的退化联系起来，表达出更加古老的陈词滥调——远东是静态的、初级的和具有模仿性质的。白人或是由于罹患疾病或是出生缺陷，暂时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但是真正的黄种人则永恒地停滞在了人类发展的少年时期，是一种近似于人类的形态——或者说发展不充分的人类。
在19世纪晚期，东亚黄种人已完全被现代科学所验证。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量东亚人开始向欧洲移民，黄种人对白种人危险的潜在威胁也就浮出水面了。远东从这时开始被看作 “黄祸”（yellow peril）。这一词汇早出现在1895年，通常认为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创，是对日本凭借甲午海战一役战胜了疆域更为庞大、人口更加稠密的邻国中国之后所做出的反应，这场战争也被称作“黄色战争”（The Yellow War）。更糟糕的是，日本开始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10年之后，它又击败了俄国。这似乎标志着西方人对于文明世界统治的终结。这是我将在第五章中主要讨论的问题。
“黄祸”很明显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指代中国、日本或其他“黄色”的国家，也可以指称人口过剩、“异教”、经济竞争、社会或政治退化，等等。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西方已经开始向东亚输出它们所谓不证自明的黄种人和蒙古人种的概念，而这种传播并不是简单的和直接的。对于将黄色看作古老和文明象征的中国而言，西方人的黄种人概念只是一种愉快的巧合，与其说这是一种种族歧视，倒不如说是被转化成了一种骄傲的自我认同。并且，这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真正中国人的非西方、非白色的肤色。而“蒙古人种”则与非汉族的“蛮族”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历史上是同西方一样扰乱中国的祸害，并一直受到排挤。另一方面，日本人则否认自己是黄种人以及蒙古人种，认为这些术语是描述其他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符号。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更接近强有力的白人的种族，而非低等的黄种人，而许多西方人也对此表示认同。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西方的人种范式都广泛流行，以至于即使黄种人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汇，他们也只能不情愿地承认自己的肤色是与白种人不同的。
我对上述黄种人发展变化的叙述将以20世纪初期为结点，这并不是因为此时这个概念不再重要或是人们不再感兴趣，而是因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对于黄种人——以及种族——的看法更适合单独拿出来研究。在这几十年中，黄种人和远东的蒙古人种跨越了语言、话语、地区、教育水平以及社会等级的界限（同样也跨越了性别的界限，但本书不会讨论这一问题）。我也并不试图追寻黄种人形象在浩瀚无垠的文学、图像以及其他艺术形式（小说和讽刺文学、政治漫画、图书插图、中国元素的作品、好莱坞电影、歌舞剧、音乐等）当中的变迁。在上述内容广泛的游记、科学描述和具有艺术性的叙述作品中，直到19世纪早期之前，东亚人都没有被描述为黄种人。
以20世纪初期作为叙述的结束，也有助于强调至今仍鲜有学者涉足的东－西方研究领域和种族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对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的各类偏见进行更为谨慎的校验。首先，主要集中在亚洲的黄种人的想法是在1800年后才开始出现的。其次，与此同时，这一种族概念指涉的地区开始从亚洲这个总体上来说并不稳定的、虚构的西方地理学分类，转向了我们今天所称的东亚。第三，催化这两种概念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就是“蒙古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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